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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位教授辞去系主任的职务,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新闻媒体记者朋友纷纷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就此事件作出评点。我难以推辞,只好略陈固陋。
最庞大最浪费的教育组织
首先,中国大学的组织架构是如何浪费资源的。不了解中国大学的人,很难想像中国的大学是一个机构庞杂的官僚组织。在大学既有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也有学校的行政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大学校一级的组织──学院一级的组织──系一级的组织──教研室一级的组织。大学日常运作的程序是这样的:学校开会之后,传达到学院;学院的负责人开会后,传达到系负责人,系负责人开会后,传达给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再传达给教师。在现代互联网络条件下,一个小小的通知,往往要经过层层传递,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延误,都可能会导致教师接收不到信息。可以这样说,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普通教师是最没有权利,也最没有发言权的职工。学校的绝大多数资源,都耗费在这些组织机构里面。从教研室、系办公室、学院的办公室到学校办公室,都有专门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不仅耗费教育拨款,而且更主要的是,会层层加重教师的负担。
大学是按照行政级别分配资源的。学校的负责人除了有专车、办公室和服务人员之外,还有特别的出差费用和电话费用;学院的负责人除了不配备专车之外,办公室和服务人员以及出差费用、电话费用样样齐全;在许多大学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都有专门的电话通讯补贴。假如学校有数十个院级单位,上百个教研室,那么,仅仅办公费用和电话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这样的组织架构下,根本谈不上效率,普通教师的辛苦所得,几乎都耗费在这些机构及其负责人的身上。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世界上最庞大也是最浪费的教育组织。
现在许多年轻教师不安心学术研究,一心向上爬。究其原因就在於,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中,只有获取一官半职,才有可能得到资源,包括教学和科研资源。普通教师要想完成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是中国教育界的普遍现象,也是许多青年教师希望在大学担任领导职务的根本原因。
资源分配学校领导说了算
其次,大学的资源掌握在各级官员的手中,级别越高,获取的资源就越多。不同的大学实行不同的财务管理制度,但是,资源的层层分配体制却大体相同。据笔者了解,大学的经费来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学生的学费、政府的拨款、学校的经营性收入。这些资源被称作基本资源。在分配的过程中,完全由校一级领导说了算。学校领导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向不同学院分配不同的资源,其理由往往冠冕堂皇。譬如,支持学科建设、申报博士点、申报硕士点、资助年轻教师、申报国家重点课题、扶持核心刊物、奖励优秀教师、增加重点专业等等。学校的领导可以颁发各种文件,寻找各种藉口使用资金。不用问,这些资源通过各种方式向各级领导倾斜,普通教师只有在极力迎合领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用这些资源。令人感到好笑的是,一些学校的领导认为这种寻找理由制定红头文件的做法,过於复杂,於是设置各种校级或者院一级的课题,直接以课题费的方式,将这些款项拨给自己或者自己的学生,然后由自己使用。
可以这样说,在大学资源的配置方面,学校完全可以自定规则、自行操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大学的领导出手阔绰。他们可以采用各种手段把学校的经费据为己有。少数学校领导干部,把自己的黑手伸向学校的基本建设,贪污受贿获取钜额资金。这样做十分愚蠢,只要行贿人员告发,那么,学校的领导就会被送进监狱。事实上,近些年来大学负责人锒铛入狱,绝大多数是在学校基础建设方面贪污受贿而被人揭发的。现在许多大学领导早已意识到,制定各种教学科研奖励制度,可以公开获得钜额的资金,根本不值得与建筑承包商同流合污。现在大学领导中绝大多数都是重大课题的负责人,他们拥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科研资金,这些人整天在国内外飞来飞去,打著学术交流的幌子,游山玩水。
官僚体制层层盘剥
到了学院这一级,很少有经营性收入。但是,学院可以开办培训班,收取合作单位的学费,用於支付自己豪华的旅游费用。现在,大学学院的领导,如果没有公费出国访问,简直就是另类动物,绝大多数学院领导,把出国访问作为自己的日常工作。当然啦,他们出国访问的费用,就是办公费用或者申请的课题费用。
到了系主任这一级,可支配的资源相对较少,但并非没有油水可捞。且不说在申报各种课题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即使在教学安排环节,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把许多费用相对较高的课程,放在自己的名下。根据笔者所知,仅办公费用、学科建设费用、研究生培养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全由系主任决定。系主任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这些费用报销处理,只要给出一个理由,这些资金都可以化为己有。
教研室在学校是最基本的官僚单位,教研室主任享受电话津贴,并且可以安排课程。教研室主任不一定是学科带头人,但肯定是惟命是从的人。表面上看教研室主任忙忙碌碌,但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最基层的单位负责人,他们可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最大限度地获取好处。
可怜学校的普通教师,成为学校的弱势群体。由於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往往都兼任教师,占有教师的编制,所以,扣除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教师,那些不担任任何职务的教师才是学校最辛苦的大多数。过去笔者总以为,系主任承上启下,不可能有更多的权力,但现在看来,在这样一个官僚体制内,层层盘剥,只要担任领导职务,都可以占有一定的资源。
神圣学府沦为商业机构
第三,由於学校实行后勤社会化管理,学校早已沦为商业机构。中国的大学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产物──一方面对外反对教育产业化,可是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却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学校的后勤实行企业化管理,各种设施都要付费使用。大学的后勤集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它们不仅可以利用国家划拨的土地从事各种经营性活动,包括开办商店、书店、餐馆食堂等,而且可以从日常教学活动中收取费用,可以这样说,学生的一举一动都是后勤集团获取利润的来源。不仅如此,学校的各个部门也从事经营性活动,譬如,研究生部本来是负责研究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可是,研究生部可以通过合作办学的方式,收取各种费用。各个学院也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或者社会合作办学等形式赚取外快。这些收入既不纳入教育管理预算,也不需要向教师公开,只要各单位的领导作出分配决定,就可以进入个人的腰包之中。
莘莘学子成了赚钱对象
现在很多人抱怨中国大学费用太高,其实他们不知道,看得见的费用是有限的,看不见的费用却是惊人的。大学生进入校门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学校赚钱的对象。大学赚取的这些费用,很少用在普通教师的身上,学校的各级官僚之间相互进行利益输送,相当多学校负责人成为百万富翁。
分析中国大学的种种弊病,让人感到切齿痛恨。十年寒窗苦读的学生,在这样的组织机构逐渐沉沦。中国大学的悲剧就在於,大学的校长和书记由上级任命,他们颐指气使,享受优厚的福利待遇,可是,却把学校当作官僚体制经营。不少学校的负责人拉帮结派,普通教师只能忍气吞声。现在许多学校的领导对外公开反对官僚主义,但是在学校内部,他们比官僚主义更加官僚主义。学校的普通教师要想与校领导联系,必须通过层层关口,学校的领导高高在上,很难顾及教师的实际问题。人们很难理解,在这样一个日渐透明的社会,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封建堡垒?人们也无法想像,在学生分配日益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学校还会叠床架屋,不断地消耗著学生的学费?
大学自治早已是社会共识
大学自治早已成为社会共识。中国的大学之所以成为官僚组织,就是因为中国的教育管理者,希望大学成为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他们就可以安插领导干部,作为政治酬佣,也可以通过强化管理,从而压缩学校的自由空气。现在一些大学早已不是学术的殿堂,而是官僚政客相互勾心斗角的试验场。大学教师要想放下自己平静的书桌,必须俯首称臣,否则,大学负责人会寻找各种藉口,将其扫地出门。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越来越差,各种学术泡沫不断泛起,毕业生的就业率越来越低。面对此情此景,教育主管当局难道还不应该深刻反思,尽快改弦更张吗?
(本文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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