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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儿子回忆:父母文革时被人拳打脚踢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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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6 23: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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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那时15岁,我还记得那是1967年8月,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的大会,在中南海同时分别批斗刘、邓、陶。当时有几百人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场面非常狂暴,拳打脚踢什么都有。批斗会快到高潮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小孩的哭声。所有的人都很惊奇。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小妹妹,当时只有6岁。她在门口看见父母正在被人拳打脚踢,吓坏了,大哭起来。
从共担风雨到生死诀别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伪证,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1966年刘少奇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国家第二号人物降至第八位。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酿成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冤案。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同志被秘密送到开封“监护”,在开封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27天。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而逝。
图片说明:刘少奇和王光美1949年照于北京香山。
一九六九年,刘少奇因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在河南开封离世,终年七十一岁。
记者:您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您把丈夫两个前妻的子女,与自己的孩子,维系成一个和睦的家庭,非常不容易,孩子们都说您是个了不起的母亲。另外,您对少奇同志始终忠贞不贰,尤其是“文革”中,少奇同志蒙受不白之冤,遭受了非同寻常的凌辱和打击,您还是坚定地与他站在一起,共同承受这一切,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感情。在许多人高喊“打倒刘少奇”时,您仍然坚贞不渝地爱着他。人们都说您是个伟大的妻子。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体验过无尚的荣耀,也为此坐了12年牢房,如果不触动您内心的痛楚的话,我们很想听听您那段岁月的经历。
王光美:“文革”开始后,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颤抖了。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少奇的问题还是被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还没有完全打倒他。
实际上从1967年元旦开始,中南海造反派不断对我们进行围攻和揪斗,种种恶毒的攻击袭向少奇,他总是很少说话,我觉得少奇真的是特冤,从我接触来看,他凡事都以党中央为重,“毛主席并党中央”,报告抬头都是这么写的,内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我觉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为主席着想,怎么后来就全都不对了呢?
记得那时候是分头被揪出去开批斗会。有一次,通知我等着来人揪斗,少奇生平唯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叠得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这时,平时不爱说笑的少奇却说:“倒像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弄得我跟着他笑起来。
和少奇见最后一面是1967年8月的一天。因为那时我们俩被分开关在前后院,见不着面,也不知道对方怎么样了。开始我并不知道我和少奇是在中南海的同一个院子里被批斗的,还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经过院子里的果树时,满树的果实使我想起少奇曾经说过果子摘下来就送给幼儿园的话,那一瞬间留给我的印象深极了。
批斗中暂停了一段时间,说是要“加火候”,我和少奇才在书房相见,让我们喝水,没有说话。批斗又开始时,然后就有人推搡少奇,场面就开始混乱。我们俩之间隔着四五米的样子,后来乱了就越来越近,我看到还有人开始打他,我就横出去了,只有我横出去,我不能把少奇横出去。我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拉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住,什么也不能说……没想到那竟是诀别!
记者:“文革”中,刘主席作为丈夫,看着妻子受凌辱;作为父亲,看着儿女受迫害;作为领袖,看着党处在浩劫中;作为国家主席,看着人民沦落于你斗我、我斗你。对这些,他都无能为力,他的内心一定痛苦至极。而您后来为了少奇坐了12年的监狱,我们都不知道您是怎么挺过来的。在监狱中您都想些什么呢?其实在1969年11月少奇同志就已经含冤去世,后来您知道少奇已经离开人世了吗?
王光美:在监狱里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今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那个监狱的床,都很矮,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那个时候我比较牵挂孩子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后来看管的人对我说,毛主席有批示。那是后来孩子们写信给毛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妈妈。看管的那个人就把主席批示给我看了。后来小孩都从外地赶来了,那时我才知道少奇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用不着活受罪呀,这点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我说少奇去世可能是便宜了他。因为我想,如果他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与父亲最后的日子
“……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这种场合生死诀别,是什么心情。现在30多年过去了,对我来说这一幕一直刻骨铭心。
……当时我特别紧张,因为不允许说话,一说话就……我说:‘他们不让我和你说话。’然后他站在原地大概有一分钟……他还想问,但是我特别紧张,脸特别红,他转身就走了……”
----刘源
记者:刘主席一案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文革”开始后,由于刘主席蒙受不白之冤,不断遭受冲击,你们的家庭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父母被关押了,过去爱你们的人现在对你们侧目,周围环境从巅峰跌入低谷急转直下,这对于当时还是一个少年的您来说,心灵的打击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出来的。
刘源:我那时15岁,我还记得那是1967年8月,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的大会,在中南海同时分别批斗刘、邓、陶。当时有几百人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场面非常狂暴,拳打脚踢什么都有。批斗会快到高潮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小孩的哭声。所有的人都很惊奇。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小妹妹,当时只有6岁。她在门口看见父母正在被人拳打脚踢,吓坏了,大哭起来。我就往那儿跑,旁边的人一把把我抓住,问我干什么。我说:“你没看见小小在哭吗?”我跑到小小那儿,把小小搁在哨兵那儿安抚下来。
那时候会场已经是一片混乱。我父母亲本来相距四五米,混乱中越打越近,在相距一米的时候,我母亲忽然一挣,就向我父亲扑过去,抓住我父亲的手,我父亲也抓着我母亲的手。这次是他们的最后一面,是生离死别了,他们在握手诀别……当时就有人打他们。看见父母亲这样分开,我心里十分悲愤。
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能想象和理解,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这种场合生死诀别,是什么心情。现在30多年过去了,对我来说这一幕一直刻骨铭心。
从那以后我父母就分开了,再也没见过面。
记者:据说后来刘少奇主席被隔离后,家人中只有您自己还可以接近他。那段日子是怎么度过的?您最后一次见父亲是什么情形?
刘源:父亲被隔离后,确实只有我一个人能接近他,因为我那时当过兵,从小和当兵的在一块,周围不管是哨兵还是卫士,都对我的印象很好。他们觉得我从小挺老实,就分配我负责给我父亲端饭碗、洗毛巾、送药。
一般情况下是我在厨房把饭端好,然后父亲出来,我再把一杯水、小毛巾和饭给端过去。然后他进座吃饭,我就等着。父亲用完了,我再洗碗、洗盘、洗毛巾,完了以后,也不能扶他,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也不允许我和他说话,心里挺难受的。但是平常也不能接触,仅限于吃饭能见一面,别的时间都不能见。
有一天他差不多吃完饭了,我就拿着他的小毛巾,在餐厅外一个小池子里洗毛巾。他忽然问我:“你妈妈在哪?”当时我特别紧张,因为不允许说话,一说话就……我说:“我妈妈就在后面,就住在后面,你放心,她挺好。”
“他们不让我和你说话。”然后他站在原地大概有一分钟。他还想问,但是我特别紧张,脸特别红,他转身就走了。
那是我和爸爸最后一次说话。所以现在就想,其实我应该多说些。当时我也害怕,担心我违反了纪律,以后再也见不着父亲了,毕竟我现在还有机会看见他。当时我紧张,并不是害怕我自己,我自己怕什么呀,我已经豁出去了,但就怕不让我再接近他。结果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第二天就走人。
记者:您父亲一直相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现在已成了刘主席一生坎坷却坚守革命信念的真实写照。您能谈谈他当时说这句话时的情形吗?
刘源:当时父亲跟我说这句话是在“文革”当中,那是1967年初,父亲重病了一次,他重病那次就我一个人,我给他送饭。他在卧室里动不了,病得很重。有一次在卧室里,他坐在床上,挣扎着给我讲了这些话:
“现在人民打倒我,人民对我有意见,人们是有权利对我有意见的,对我的意见也会转移到你们的身上,你们千万不要和人民对立,人民对你的误解是最大的痛苦。你们一定要经得住委屈,将来呢你们也会离开我,离开我以后,谁来做你们的父母呢?你要记住,人民是你们的父母,你们将来还会感觉到的。你们将来会知道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这些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记者:您父亲的冤案平反昭雪以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您的身份地位都有了变化,从“黑帮”子女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第二号领导人物的子女。您父亲平反后,对您的思想有什么影响吗?
刘源:我算是经历了一个从上翻到下,又从下翻到上的过程。
从下往上翻的时候也很痛苦,那种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痛苦,从上头跌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从下头翻上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比如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在我刚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还没有平反,同学们都对我很好,大家很平等。我们是七八个人一个宿舍,80个人一个班。在宿舍里,男孩有的晚上打扑克,有的看书,很吵闹,我在床上喊,你们别吵了,我还要睡觉呢。有时候拿一个馒头边吃边往教室走,也不抬脑袋,别人向我点头笑,我有时没看见,或是不在意,这也没关系,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上了一年的大学以后,我父亲被平反了,情况就变了。变的不是我,我还是我,我没变,但是人们对我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我们之间很自然地出现了一条鸿沟。同样你喊一声,别吵了,我还要睡觉呢,人家会说,你狂什么狂,你算老几;你见人不打招呼,人家就说,这小子不认人了。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变,怎么人家对我的态度变了呢?这时候就得自己调整了,所以那时候得特别注意对面来个什么人,你先向他点个头,然后再赶快过去。你本来被吵得睡不着想喊一声,但是算了吧,别喊了,怪讨厌的。
记者:您1982年大学毕业时应该是可以留在北京的,后来为什么又回到农村,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管委会当了最后一名副主任?
刘源:我之所以去农村也是我多年的愿望,因为当时我大学所有同学都留在北京,我完全可以留校当助教,或者给领导当秘书,但是我觉得农村需要我。我在农村待过7年,17岁去,24岁离开的,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一种生存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欠农民的,回农村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1982年去的河南,一直待到1992年,一共10年多时间。先在新乡县七里营公社,我是第十七把手,前面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干部。很快中央开始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当时公社里年轻的大学生就我一个,全县也没几人,特别是正牌大学毕业的,所以一挑就挑着了,副乡长,副县长,县长,然后又当了副市长,就是到了郑州了。
记者:您当选副省长的时候最初不是候选人,听说是人大代表们联名把您推举上去的。当时这在全国是首例,而且那时您36岁,当年是最年轻的副省长。
刘源:因为当时我在郑州市分管开发区建设,到天津和大连考察开发区。我正带队在天津,准备天津考察完了到大连去,就通知我说你赶紧回来,推举你当副省长了,我一听愣了。回来以后无所适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干什么。回来后一天的时间,我闷在开会的那个招待所宿舍里,不敢出门也不敢离开。后来说一投票就选上了。
当时一说我当选了,就让我上台去鞠了几个躬,下面很多代表都流泪,下来以后好多人争着跟我握手。说你爸爸在开封要是在天有灵啊,他看到我们河南老百姓把你给选上了,肯定高兴。我知道人家是冲着这个来选我的,要不你一介书生,当选副省长,人家流什么泪啊,因为他们想到了老一辈,所以才感动。
当时河南台的电视记者问我的感想,我就讲了这么几句,我说我很清楚选我的人民代表是对老一辈感情的转移,我自己只有一条,干好工作,全力以赴,决不谋私。
当时我确实并不在候选人里,是代表在会上主动联名提名,然后直接当选的。后来才听说,这在全国是第一个。
当时我就很震惊,而且我感到压力非常大,责任非常大,真有一点我父亲当选国家主席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知道他们把这种重望寄托到我的身上,而我怎么能跟老一辈比呢?我上去很可能干砸了,把老一辈的名声都砸在里头,我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期望值这么高,我肯定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就说,只有尽力去干。
我妈妈听说我当选以后,挺高兴的,说你就好好干吧,我也不跟她说什么。我确实觉得大家都是看老一辈的份上,只要我干好工作,大家都支持。
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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