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元】八个经历还原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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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随着中共对国内媒体、社交网站监控愈来愈严密，生活在神州大陆上的中国人，逐渐被强迫遗忘那被血染的“六四”。

尽管中共至今出动军警高压控管，操纵媒体极力掩盖真相，全世界已愈来愈多的人站出来谴责中共屠杀“六四”学生的暴行。八位亲历六四事件的人叙述八九年见证中共血洗天安门的经历，一段段心碎记忆鲜活还原……

每年的六月四日，都是中共当权者的噩梦。无论是采取监控媒体、对新一代洗脑，还是采取高压手段以迫使全民“失忆”，都无法使人们忘却那个血染的天安门广场。从前总书记赵紫阳到普通黎民百姓，二十年来的回忆录及著书层出不穷，世界各地的追忆反思纪念会更是年年召开。年复一年，人们逐步认清中共的本质，开始放弃幻想，呼吁终止一党暴政，去争取民主中国的诞生。

以下摘选了八位亲历六四的人写下的回忆录，其中有至今无法回国的学生领袖、当年的学生、悲痛欲绝的天安门母亲、反思的军官和反叛的外交官、以及外国政治家和因支援六四而失去商机的外商。

1.回家的努力不会停止

二零零九年六月四日，“六四”屠杀后二十周年，被中共通缉二十位学生领袖齐聚华盛顿D.C，为六四亡灵追思纪念，唯独吾尔开希缺席了这场聚会，独自前往澳门“投案”，执行一场回家计划。

吾尔开希在三日下午抵达澳门机场时，电脑屏幕快速出现红色的警示，移民局官员通知他，根据澳门《内部保安纲要法》，拒绝他入境。他说：“我是中国政府的通缉犯，前来投案，请你们将我引渡回中国。”保安人员大感意外，留滞机场一夜后，于四日中午一点钟，由十二名警察架着胳膊强制他登机，遣送回台湾。

在这二十四小时内，吾尔开希的举动引起了港台媒体的关注，他意志坚决地正面挑战共产党，表达一个强烈的讯息，“让我们回来，让流亡者回来，我们回家的努力不会停止！”

在六四二十周年，中共以经济假象迷惑国际社会之际，吾尔开希强调，中共必须面对历史，面对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他期待有机会重回中国，再次与当权者进行人权与民主的辩论。

屠杀与流亡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与中国总理李鹏进行的对话辩论，是吾尔开希被列为八九民运首要通缉的主要原因，当时吾尔开希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也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的发起人之一，参加了广场绝食行动，并与学生代表参与对话，数度打断李鹏谈话。

“透过媒体转播，老百姓看了以后很受鼓舞。我猜想这是中共将我列为通缉第二号的原因。”

《时代》周刊把“王维林”列为世纪伟人，只因他只身勇挡坦克车队。（六四资料图）

六月三日晚间十一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举世震惊的大屠杀，当时吾尔开希在中共开枪杀人的地方——东直门，眼见坦克车隆隆，步兵跟在后面，枪声大作，站在马路两侧的学生和民众，被机关枪扫射，不断有人倒下。当时的他，充满了绝望和愤怒。

中共开枪镇压震惊全球，国际间展开救援行动，大量的民运人士逃亡到海外，一别就是二十年。

想家与回家

“事实上，这二十年来，想回家的念头，从来没有停止过。”老家在新疆的吾尔开希，除了思念他维吾尔族的家人，更思念故土中国的民主化，企盼一个有朝一日脱离共产制度，走向民主。

“想家”，对于吾尔开希而言，一直有着双重意义。

“离开中国的那一瞬间，那个场景我都还记得，那是一个深夜，我从珠海涉水走入海中，游到接应的船上，但是我在走入海里、一脚踏入水中的时候，心情马上一沉，我就知道今晚我离开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从那个时候，就一直想要回家。”

二十年的今天，“对家人的思念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所以，即使要坐牢，用投案的方式，我也要回去。”

“中共用极其惨忍、野蛮、株连九族的做法，限制我的父母出境，这是一个完全不符合任何人权人道精神，也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的本质。”

六月四日中午，虽然被澳门警方强制遣返，被迫返回自由国度台湾，吾尔开希仍然强调，“回家的努力不会停止。”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吾尔开希认为，目前共产党对内采取的是恫吓，他恫吓百姓，所有对共产党的挑战，都会导致混乱，都会回到文化大革命；对内谎称台湾和香港都是因为有民主，所以混乱。对国外，则是采取的是欺骗，欺骗国际社会，中国老百姓并不想要民主。

在台湾生活十三年的吾尔开希，亲身见证台湾民主的有序和可贵，更见证了中共的谎言技俩。

“台湾多元、嘈杂，没有整齐划一，但是充满活力，台湾一点都没有脱序。如果中国人民在台湾住过的话，他就会知道，台湾民主不会带来混乱。”

“事实上，台湾是何其有幸，在国共内战后，没有共产党让共产党来，所以才有今天的非凡成就，才有今天保留下来的这一块净土。”

他强调，台湾的民主恰恰说明了“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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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

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

吴仁华是北大七七级学生，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是八九年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后流亡到美国，现任《新闻自由导报》主编。他见证了六月三日晚间的屠杀。

罪恶的枪声终于回响了，时间是晚十一时许。当第一阵枪声从西长安街方向传入广场时，人们无不受到强烈的震撼。紧接着，从北京城不同方向陆续响起枪声，而且越来越密集。眺望西长安街方向，熊熊火光冲天而起，染红了那一片夜空。午夜十二时，广场学生广播台播出了第一名学生死亡于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前的噩耗，引起在场学生的强烈反响，悲愤情绪迅速弥漫。

军队拿机关枪瞄准手无寸铁的学生


六四凌晨五时，穿迷彩军服的特种作战部队士兵冲上人民英雄纪念碑驱赶学生。（六四资料图）

凌晨四时，广场上的全部灯光突然一齐熄灭，黑暗笼罩了整个广场，顿时造成极强烈的恐怖气氛。军队开始逼近纪念碑。走在最前列的是一批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的军人，平端冲锋枪，手指紧扣着板机，如临大敌，成战斗队形，弯着腰，以蛇字形向前推进。面对着手无寸铁、静坐不动的和平请愿学生，他们采用这种战场上的姿态，实在是令人可笑又可恨。

军队在距离学生队伍不到十米处停下并迅速布好阵式。最前面是一排机关枪，约二十挺，架在地上，机枪手趴在地上，枪口紧紧瞄准学生队伍。其后是一排排冲锋枪手，第一排蹲着，后面几排站着，枪口也紧紧瞄准学生队伍。最后面是人数众多、阵容更为庞大的方阵，其中夹杂着少量手持电警棍和又长又粗棍棒的防暴警察。这是一付典型的镇压阵式。

我与特别纠察队的成员们坐在纪念碑底座北面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当军人冲上来后，已经从最后一道防线变为第一线，首当其冲。端枪的军人分排在我们的身后，枪口几乎紧贴着我们的后背，生与死已经没有界线。我的思维一片空白。

军人不断地施暴，时而对我们用枪托砸、枪管捅和大脚踢，时而在我们的头顶端枪一通乱放，枪声震耳欲聋。在持续不断的暴力下，几乎没有人不受到伤害，我的腰部也受了伤。不少人先后被砸下或踢下最高一级台阶，但都坚强地爬起来，一声不响地依旧坐回原处，一动不动，甚至都不屑于回头望一眼军人。

面对镇压心中伤痛无以名状

我们的遭遇还算幸运，而那些位于纪念碑底座之下的学生们面对的是数以千计的军人和防暴警察。这些军人在当局所谓的“反革命暴徒凶残地绑架和杀害解放军官兵”的欺骗煽动下，早已对学生充满仇恨，认为学生是祸根。他们如出山的猛虎，凶狠地扑向学生队伍，用棍棒、枪托和刺刀猛烈的袭击。端坐不动的学生被无情地践踏，惨叫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伤亡急剧增加，部分学生终于被迫站起来，那些坚持不撤的人，则受到更为严重的践踏。

在撤离过程中，学生队伍拥挤不堪，甚至令人透不过气来。军人的袭击，更加剧了学生队伍的混乱和拥挤，不时有学生被挤倒或绊倒，并被无法止步的人流所践踏，耳边不时传来女学生凄厉的惨叫声，有心相救而无力可及，痛苦的心中刀绞，无以名状。

当我们在箭楼附近路口拐向前门西大街之际，从身后广场方向又传来一阵密集枪声，不久，有学生从队伍后面追赶上来报讯，那群坚持不撤的学生惨遭枪杀。悲愤的学生队伍行进得非常缓慢。到了箭楼附近，街道两旁才出现群众，大约有数千人，全都泪水挂满双颊。一些学生跪下了，泣不成声地说：“我们对不起大家，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上午十时许，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校园——中国政法大学。在校门口翘首以待的师生们，一拥而上，紧紧地拥抱着我们这些幸存者。校园内外，一片哭声。我们还活着，我们是幸存者，但是，我们没有丝毫的欣喜和庆幸。面对着并排躺在教学大楼前的五具遇难学生尸体，我们齐唰唰地跪下，第一次放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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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东欧变革作出重大贡献

德国议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海巴赫（Holger
Haibach）写道：“可惜我记不清当时的情景了。我只记得，我听到这一事件时很震惊，因为我无法想像，中国政府竟然能这样射杀和平情愿的学生，甚至使用坦克。我当时觉得这简直不可能，因为我还一直相信执政者拥有理性。”

中国抗议者的勇气无疑激励了东欧人民，站起来反抗共产极权的压迫。人往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榜样，自己才会行动起来。中国抗议者以他们的行动，同时以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为东欧变革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当时的东德掌权者为了恐吓正在萌芽状态中的东德民主运动，有目的地在电视里播放中国军人血腥镇压抗议者的镜头。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还是不愿谈一九八九年的这一事件。当局不应回避这一话题，理应和抗议者及他们家人进行对话，寻找政治开放的途径。从长远来讲，一个自由、开放、民主的社会才是中国长治久安的保障。一个政权不可能用对压迫全民族的方式长期统治人民。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干部都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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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

六月一日，被外界誉为“天安门三君子”的余志坚和喻东岳在得到美国政治庇护后首次到访华盛顿，准备同鲁德成一道参加今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系列活动。喻东岳因六四服刑十七年，直至精神失常，至今不能正常回答记者提问。


天安门三君子，左起：喻东岳、余志坚、鲁德成。

余志坚叙述了他们为何于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天安门广场用颜料涂污了悬挂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

二十年前的那一场六四是一个大屠杀的日子。六四运动当中提出了反官倒、反腐败，在政治上也提出要求修改宪法、要求政治民主。确实是一场民主运动。参与的人也不仅仅是中国当时的大学生几千万、上亿的民众都参与到了六四运动当中。

五月二十号，中共宣布戒严，接下来这一场运动应该怎么样进行？不管是运动的参与者，还是运动中起一些领导作用的人应该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向广场的高自联提出对于运动发展的三点意见：第一，应该宣布要进行镇压戒严的这个中共政府是非法政府，不代表人民；第二，学生、市民应该组织起来能够占领人民大会堂、电视台、广播；第三，宣布全国罢课、罢市、罢工。

五月二十三日，我们同时打出两个横幅，上书“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在我们看来，中共的统治从四九年到八九年都是毛泽东式的专制统治，我们把毛泽东像看作是中共专制统治的一个象征。我们希望能够以此呼唤这个运动的所有参与者，能够扭转这场运动可能失败的那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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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鲜血擦亮了我的眼睛


在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中国母亲，承受丧子之痛二十年。（天安门母亲网站）

天安门母亲在“六四”惨案二十周年祭文中说：他们（死难者）在二十年前的六月三日夜晚，在最危险的时刻奔向了最危险的地方。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木樨地阻挡戒严部队向天安门方向进军时，被密集的枪弹射杀的；有很多人是在东单和西单路口与军队的对峙中饮弹倒地的；还有一些人是在大屠杀现场抢救伤员、同军队抢夺同
伴尸体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些大学生是在和平撤出天安门广场时，在六部口被从身后开过来的坦克活活碾死的……

天安门母亲张先玲：“提起二十年前那个恐怖的屠杀之夜，我心中仍止不住的振颤，那锥心裂骨的丧子之痛，将伴随我一生……”

六月三日晚十一点多钟，王楠已回到他住的另外一座楼上，我们正准备躺下休息；突然一阵清脆的类似鞭炮的响声划破夜空，“开枪了！”我的丈夫惊呼。我马上反应是：“不可能！”紧接着一串串枪声、救护车的笛声、人群口号声交织成一片。我绝对不相信共产党会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直到有朋友来电话，叙述她目睹的木樨地屠杀现场，我才突然想起王楠！

六月四日凌晨，我推开王楠房门，看见桌上留一张字条：“我去找同学了。六、三。”直到下午他都没回来，也没有电话。一向镇静的我此时心乱如麻，失声痛哭。亲友们分头去了二十四家医院也未找到王楠的遗体。直到十四日，接到月坛中学电话，让我去护国寺中医院辨认一具无名尸，是从天安门西侧二十八中学门前挖出来的，从服装和体貌特征辨认，肯定是王楠。

一周内我满头黑发长出一丛丛白色，失去孩子的母亲，心中的悲愤无法形容。那时，王楠正在月坛中学读高二。他生性活泼，热情爽朗，又热中于公益事务，乐于助人。六月三日晚，他正是怀着“要把历史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的愿望，带着相机骑车离家直奔天安门的。在南长街，当戒严部队开着枪过来时，他冲出去照相，接着便中弹倒下了。

当时有群众冲上去抢救，戒严部队不准。两点多钟，一个志愿医疗队发现王楠倒在路边，深度昏迷，但尚有微弱体温和心跳，便想将他抬离现场去医院抢救。又遭军队拒绝。医生给王楠包扎伤口，做人工呼吸，但毕竟血流得太多，到凌晨三点半，王楠的生命终止。五点多，戒严部队赶走学生，民警来“打扫现场”，据说早上七点有卫星启动，会拍下这些尸体。因此为了让官方媒体放心编造“天安门广场没开一枪，没死一人”的谎言而“埋尸灭迹”。

在半年多的寻找真相过程中，我上百次的叙述着王楠遇难的经过，眼泪都已流干。

后来，了解到很多人被打死打伤，我感悟到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国家的耻辱。也不仅是某个人的决策问题，而是这个制度问题。我开始对共产党产生怀疑，对几十年灌入我脑子里的道理产生很多问号。由一个不关心政治懵懵懂懂的愚民慢慢向公民转化，我从一个悲痛的母亲走向寻求正义、讨还公道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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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整个世界颠倒了过来


去年王千源挺身而出支援西藏人权，遭到大陆“愤青”激烈的人身攻击。（网路图片）

去年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留学生王千源因为在校园同情西藏人士，并支援西藏人权，遭到大陆“愤青”激烈的人身攻击。这种压力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来说，可以说是过于沉重。王千源表示，那次事件之后也有过仿徨，但是许多正义人士，包括当年的六四学生和许多美国议员坚持真理的精神都带给她勇气。

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王千源才刚刚一岁。六四大屠杀即将过去二十年，在那一个晚上发生的事，对中国大陆八十后出生的一代来说，可以说是一片模糊。今年六四前夕，在大屠杀中被坦克压断腿的方政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讲述当年经历，王千源为他担任翻译。王千源表示，出国之后看到了记录六四事件的影像，才赫然发现在大陆听到的都是谎言。

我的父母可能不想让我知道“六四”的事情，也不想让我成为“六四’这样的人，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年轻人总是要有这种激情在的。报效祖国的这种心境是正常的，而且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

“六四”和我之间隔了一代人，“六四”事件我在早期看是比较激进的，但现在想来，在当时那种全国都比较激动的情况之下，学生替政府挡了重重的一刀，政府当时准备做个尝试，由学生开始，然后他们后来又成为替罪羊。

而现在我看来，民主发展又成为中国政府内外以及民间各界都在进行尝试的新的方向，现在走的这一步将会更加坚实。

在“六四”那一代，他们的父辈是文革时期受过心理重大创伤的一代人，所以他们没有顶梁柱的支撑。而我这一代因为有了“六四”这一代人的尝试，他们是在中国历史上承担过一次重大的改革尝试的一些有志之士，他们现在进入了壮年，成为我们这一代未来尝试新的民主运动的时候的重要顶梁柱。

我很有幸在来到美国后遇到了很多天安门事件目击者。我遇到过一个美国学生，他当时在天安门做记者，他拍了很多现场照片。我都看了，而且我也看了天安门记录片。感到非常的震撼，觉得整个世界像颠倒过来了一样。

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变化，我现在觉得最重要的是做人要有什么样的原则。我认识到很多一直坚持到现在，经历二十多年仍旧不放弃的这些人，让我有更强的信念。我觉得别人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本分。我觉得最大的自信和勇气是知道你明明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但永远还是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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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心和中国学生连在一起

君特·诺克（Guenter
Nooke）出生于原东德地区，一九八七年加入东德反对派组织，是原“民主觉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二零零六年，诺克被任命为德国政府人权专员。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诺克先生在和几个反对派人士在柏林一家教堂里秘密收听西德广播。

从广播里，我们听到了中国的学生抗议活动遭到血腥镇压的报导。中共当局的这种暴行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东德社会统一党（SED，东德共产党），特别是后来当上党总书记的艾贡·克伦茨的反应也让我们感到恐惧：他们对这种“中国式的解决方式”极为赞赏。尽管根据我当时分析，在有西德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同样的事不大可能在东德或中欧国家发生。

我当时住在柏林和德雷斯顿之间的波德边境小城福斯特（Forst）市。回家后，我们就去联系教会和平组织的人，联名给东德当局写了一封抗议电报，这封电报后来刊登在我们的小报《觉醒》上。

我们的心和中国支援民主的学生连在一起，因为不管在世界哪个地方谈人权，我们都是为了争取自由。这种对自由的向往是所有民主变革的原动力。

从长远来看，早晚会对这段历史进行真正的清算，这是挡不住的，但我认为，应该尽早开始。幸亏中国领导层中有些人已经开始公开表达他们的不同观点。因此，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领导阶层并不像铁板一块，很多讨论都在进行。我们要做的是，支援政府中的改革派，也支援维权人士，我们没有必要把（中共）官方的说辞太当真。

“为德国政府的人权专员，在六四周年之际，我希望北京目前的当政者，立即释放所有因六四事件被关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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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二十年来我每天可以无愧地睡觉

英国商人罗宾·戴尔出生于英国医生传教士家庭，祖父一代就在大陆、台湾定居。他从小在台北长大，后去美国读书，回台后经商，往来于中美政商名流间。一九八四年，美国公司邀请罗宾到香港设立企业总部。罗宾很快答应了，香港是进入大陆的门户，事业的成功为罗宾带来巨大财富。

然而，一九八九年六四血案的发生，让罗宾的中国情缘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学生民主运动在中国萌芽时，罗宾只是觉得“学生很勇敢，却也有点天真。”可当天安门广场前聚集的学生每隔一天就增加一倍，到最后超过百万人数时，罗宾开始感到震惊。他告诉妻子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在中国的历史绝对是史无前例的。”

六月四日后，CNN电视台上的血腥镇压画面，更令他感到错愕、恐怖。作为往来东西，穿梭自由民主与独裁中共的红顶商人，他正面临人格价值与事业财富的两难。“我当时陷入思考，我一直在想，导致大屠杀的这些人，就是和我每天做生意的人，就是我服务的那些人，我应该怎么办？”

罗宾最后决定选择父亲教导给他的路：“凡事要基于关怀人类的爱，不要基于钱财。”他创作了一首歌曲，《我们听见你在呼唤中国》（We
hear you call
China）并邀请三十几位年轻人，共同录制了一片MTV。“那是声援学生追求自由与民主的言论权利，最真诚、最不造作害羞的表达。”

往后的几星期，这个MTV不断在香港媒体播放，成了当时香港支援天安门受害者的象征。罗宾对学运的支援，触怒了北京，他马上被列为黑名单，与中国所有的商业往来，全部喊停。他还被警告，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他不得不离开香港，告别正值颠峰的中国贸易事业。而以前那些东西方的政、商“好友”也不敢和他再进行商业往来。

事过二十年，问他是否对二十年前的决定感到遗憾，罗宾说：“不会，从来没有。它也许是一种天真的行为，但是我很高兴我做了它。我的孩子为我感到骄傲，并且，我这二十年来，每天可以安心无愧地睡觉。”◇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25期
http://mag.epochtimes.com/127/648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