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反贫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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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09年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出现了高考人数减少的状况，而此前也早已出现重点高校农村学生比例逐年下降的情况。综合解读这两大信号蕴含的资讯，对了解中国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

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大计：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

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来说，教育质量高低与其国力及国民素质直接相关。教育除了可以全面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等之外，最重要的功能应当是其反贫困功能。迄今为止，所有国家的反贫困策略当中都有一条行之有效的长期策略，即提升国民教育水平，让尽可能多的穷人子弟接受大学教育，根除贫困的代际传递，以此方式逐渐减少并"消灭"穷人。

教育这一社会功能也符合社会基本单元家庭的期望。从家庭利益来看，负责任的父母总是期望通过教育来提高子女的生存能力与发展能力。在发达国家一直有个说法，即"高等教育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家庭投入重金让子女接受教育，其实就是为了给子女买一张進入白领职场的门票，使其获得一个相对未受教育者要好一些的就业机会。在这一点上，家庭与国家对教育的期望一致，均以反贫困为目标：国家是通过消除个人贫困达到消解社会贫困；家庭是通过教育提升子女作为"人力资本"的价值，爬升上相对高点的社会阶梯。在世界各国中，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重视子女教育这一特点非常突出。

中国教育缘何失去了反贫困功能？

何以在恢复高考30年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呢？原因很富有"中国特色"，一是读书贵，二是就业难。这两点反映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即中国高等教育丧失了反贫困功能。

一是高等教育的投入过高，造成因子女教育致贫的家庭大量存在。

中国高等教育産业化从诞生之日开始就颇遭诟病。辩解者声称这是"发达国家"经验。其实，发达国家"教育産业化"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该国大学学费与人均GDP
之比。以发达国家中居于中等偏下水平的加拿大为例，该国近10年大学学费占人均GDP的7－8％左右，美国约为15－20％。中国实行教育産业化之后的
2000年，人均GDP约6,500元，大学学费3000元，占人均GDP的46.15%，2001年人均GDP
增到7,543元，学费约5,000－6,000元，占人均GDP的比重为70-80%。此后学费逐年上涨，视学校质量不同，大学学费约占中国人均GDP
的70－100%。也就是说，中国普通家庭承担的教育费用负担远远重于发达国家的国民。

学费负担过重，造成中国农村出现这种情况：哪个村子的大学生越多，哪个村子村民就越贫困。这样的事例从世纪之交就开始屡屡见之于中国媒体，远的不说，以2007年陕西合阳草根商人党宪宗发布的一份独立调查报告为例，这份调查报告调查了110个农村家庭，展现的现实怵目惊心：儿子交四年大学费用48,000元，需要母亲卖96万个烧饼；110户农户中，11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家有两个或三个大学生

的农家，往往欠债四、五万，有的甚至高达十几万。一位有30年党龄的村支书对教育高收费政策非常不理解："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用，顶我三十年给国家交的农业税，这存心是不让农民的孩子走進大学校门嘛！"

说穿了，高等教育産业化的实质是政府放弃教育投入责任，将负担转加至受教育者家庭。但一向忍辱负重且处于无权状态的中国人为了子女的前途，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也被迫接受了，让他们彻底绝望的是"高投入"之后的"低産出"直至"不産出"：以青海省为例，四年大学学费相当于一个强劳力35年的劳动收入，但能够找到的工作基本上只是服务行业的沙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配菜工，许多人甚至找不到工作。

二是大学与就业及社会上升通道的断裂，人们过去的高支付未能换得"未来"。

教育之所能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根本策略，主要是因为教育具有的社会改造与个体改造功能。现在且不谈"社会改造"这一宏伟目标，仅是实现"个体改造功能"就非常困难，因为近年来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進入职场越来越困难，中国社会目前至少有1,000万历届大学毕业后失业者（政府承认的只及此数的一半），不少人遊荡在城市边缘，成为"新流民"。

就业机会的稀缺，使得大学生就业的竞争已经不是个人能力的竞争，而是家世背景与社会关系网路的竞争。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教师文东茅就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名为"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该文以全国性高校毕业生调查为基础，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子女高考成绩、就读院校、毕业去向、就业收入等的影响。其中专列一节分析"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指出父亲的职业状况决定子女的就业机会，父亲职业为行政管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者，其子女的就业机会均高于平均水平，而父亲职业为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以及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者，其就业机会低于平均水平。

这一情况在微观上也得到验证，比如广东省丰顺汤坑新铜村历来"崇文重教"，出了不少大学生，有"状元村"之称，但从1996年到现在，却没有一个大学生能够成为"国家干部"，据说参加公务员考试者能通过笔试者甚多，但都过不了面试。原因是因为"面试是考家长"，即"考"参考者的家世背景。因此这个"状元村"
已经开始萌生"读书无用论"。

中国还未完成"从身份型到契约"的社会進步

高等教育的進口费（学费）昂贵，以及"出口"（毕业）与就业及社会上升管道之间的断裂，造成了中国参加高考人数减少。这一现象其实比经济危机更能深刻地预示社会衰败。在中国尚存大量文盲、半文盲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大量知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在经济上，它标识着中国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无法消化大学教育为社会输送的"人力资本"（当然也标识教育的不成功与不合理）；在社会结构上，它标识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让底层社会成员彻底失去了向上的希望，中国自唐代实行科举制打破门阀制度，使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底层社会的激励机制以来，这是首次出现上升管道大规模梗阻现象。往深里说，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预示社会衰败之外，还表明中国至今还未能从身份型社会進入到契约型社会。

限于篇幅，这里只指出一点，一个社会，只要还处于"身份型社会"，只要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血缘"关系的便利，这个人所处社会就不能自夸已经進入"现代文明国家"（契约型社会）的行列。从鸦片战争至今已历160馀年，中国经历过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但并没有经历过"从身份到契约"这个社会進步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重要？正如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所说："至今为止，所有進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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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高校招生时，不知道有多少学生拿到入学通知书时会对未来充满焦虑: 高额学费从哪来？虽说有不少的助学途径，但那毕竟很难惠及每一个穷学生。

　　环球时报文章说，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就不一样，它的招生宣传册上印着一句话:普林斯顿的“非贷款经济援助项目”向所有具备资格的申请者提供慷慨的“需求助学金”。以该校2008级本科生为例，穷学生不仅“学食宿无忧”，即便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家庭，也可申请减免47％的学费。自2001年来，该校毕业生零负债已成为可能。相比之下，我国大学生特别是穷学生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些人没毕业就会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这是一种巨大的反差。

　　美国何以要让穷学生不交费上大学呢？它们给出的原因是，大学，尤其是最好的大学，如果只是富人子弟的俱乐部，无疑让这个国家颜面无存。这种想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遗憾的是在我国，高校学费是一涨再涨，不知不觉中遗忘了对穷孩子的关怀。有数字为证，一项由世界银行和中国教育部资助的调查发现，随着院校层次的升高，农民子女的比例逐渐降低。

　　追求教育机会的公平是现代国家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一。这也正是美国政府和高校把穷人上不起学当成 “颜面无存”的本质原因所在。就我国而言，1996到2000年间高等教育学费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5％左右，1998到1999年的学费增长率则是高达 44％。同期居民收入水准的增长速度则远低于这一水准，这导致根据可比价格计算的学费占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也大幅度提高，到2002年，学费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准的比例由1996年的 68.6％飙升到177.6％。这一比例远远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居民的高等教育负担水准。

　　中国的大学何时能像爱护自己的颜面一样，让更多穷学生享受免费的待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