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变革的成住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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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变革的成住坏(图）   

作者： 薛中鼎     

2009-07-13  





在洪武十三年，他与丞相胡惟庸起了矛盾。他杀了胡惟庸，乾脆废除了1600多年的丞相制度。于是明朝的皇权，与政府的行政权完全重复。明朝的政治制度，是一个非常专制的政体，与汉朝唐朝宋朝相比，是严重的倒退。
  



清雍正皇帝像。虽贵为天子，而雍正一生专注修身养性，打坐练功。
  


「成、住、坏、空」是中国佛教的用语，指的是世界从形成到毁灭的四个阶段。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称为一个「中劫」。每个中劫，有二十个「小劫」；四个中劫，成为一个「大劫」。「劫」是梵语「劫簸」的简称，是计算时间的单位。由于时间太长，无法用年月日计算，所以用「劫」这个字来表示极长的时间。

  
「成、住、坏、空」的四个阶段，代表的就是成立、发展、衰坏、到破灭的生命周期。我们常说「劫数难逃」，就是表示很多事理，无法摆脱这个生命周期的宿命性。

  
中国的历史，自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天下以来，就是一个朝代接著一个朝代的递演。中国历史上寿祚比较长的朝代，有唐朝的289年、明朝的276年、清朝的267 年、西汉东汉各约200年、南宋北宋各约150年。总而言之，每一个朝代的「成、住、坏、空」，都无法超越300年生命周期的「劫数」。所以我说：「人有生老病死，事有成住坏空；宇宙看似无穷，盈虚原来有数。」

  
本文就在探讨中国的历代王朝，至少开国的皇帝，都是如何努力在设法绵延国祚，但是最后都无法逃离各自「成、住、坏、空」的「劫数」。我们先从中国第一个一统天下的秦朝说起。

  
秦朝废封建行郡县制

  
关于秦朝的灭亡，唐朝的咏史诗人杜牧（公元803～852），写了一篇著名的〈阿房宫赋〉。在〈阿房宫赋〉中，杜牧对于秦朝的灭亡，做了这样的经验总结：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


他认为，秦朝还来不及自我检讨，就很快的殚灭了。秦朝之后的朝代，为秦朝的短命感到悲哀，可是却没有从秦朝的败亡学到教训。以至于之后的朝代，不断的为他们前朝的失败，徒感哀伤悲恸而已。

  
其实早在汉文帝时代的洛阳才子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对于秦朝的问题，就写过一篇著名的〈过秦论〉。〈过秦论〉评论秦始皇、秦二世、子婴三代的过失，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贾谊说，秦国原来地处偏僻，国土不算大、资源也不丰富。经过几十代的苦心经营，终能消灭强大的对手们，一统天下，真不容易。可是如此强大的大帝国，怎么会随随便便的让一群小老百姓，拿起竹棍子「揭竿起义」，就把它几百年所累积的伟大基业，轻易的毁灭了呢？

  
为何如此？贾谊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秦朝仁义不施，终至于整体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过秦论〉上）

  
秦国从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公元前221年），中间经历了漫长的138年，才到达国力的巅峰。但是，在公元前206年，平民出身的刘邦进了咸阳，结束了秦国几百年的基业。秦朝由「成住」的高峰，转向「坏空」的消亡，只有短短的15年。从劫数的观点来看，短短的15年，其实只是倏尔之间。

  
我不认同杜牧〈阿房宫赋〉的说法，「后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相反的，我认为各朝各代其实都在努力总结前朝的教训，并且努力的做出调整与改进。有趣的是，前朝旧制度造成的「恶果」，通常成了新朝新制度的「因」；新制度实行的时间久了，又造成了不同的「恶果」。新的「恶果」又成了下一个朝代新制度的「因」。

  
纵观中国历史的演变，是各个朝代「成住坏空」的互为因果、各有各的「劫数难逃」。每一个朝代的劫数，是一个「中劫」；整个历史的长河，形成了一个「大劫」。基本上，就像是唐玄宗时代的名相张九龄〈感遇诗〉中所说的，「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秦始皇一统天下，朝廷要制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当时就有两派看法，产生激烈的争辩。一派主张沿用周朝的制度，分封诸侯，作为王朝的屏障；另外一派认为，周朝就是因为有了诸侯，才会有地方武力，征战不休。所以应该彻底改革，把权力统统收归中央。

  
秦始皇决定改革周朝的弊端。他采行了李斯的建议，实行彻底的中央集权，也就是「郡县制度」。

  
权力尽归中央，避免了诸侯纷争的的问题。但是秦朝彻底的中央集权，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如果中枢神经出了毛病，整个的系统就瘫坏了。很不幸的，秦二世胡亥是个出了故障的中枢神经。循至于天下大乱，刘邦与项羽的军队进了咸阳，接管了「权力的中枢神经」，秦朝也就很快的寿终正寝了。

  
秦朝果然纠正了周朝各地诸侯纷争、经年累月兵戎相见的「弊端」。但是，问题的另一面向，就是秦朝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没有任何王子皇孙有力量做出恢复「秦室」的努力，也没有外地诸侯的勤王部队可以赶来勤王护驾。秦朝绵延国祚的努力，虽然回避了周朝的弊端，但是却造成了他「其亡也忽焉」的恶果。

  
汉朝的变革

  
汉朝为了纠正周朝与秦朝的问题，一开始采取了郡县与封国并行的政策，称作「郡国制」。「郡国制」仍是以「郡县制」为基础。大部分的地区是由中央直接管辖，比较边远地区，由刘氏家族的同姓九王协同治理。

  
汉景帝时期已经感受到诸王的尾大不掉，有重蹈周朝的复辙的可能。景帝企图削藩，结果引发了「七国之乱」，造成刘氏的骨肉相残。汉景帝平了七国之乱，政府也受了很大内伤。到了汉武帝，换了一个招数，推出了「推恩策」。所谓的推恩，就是允许各诸侯王把自己的封地，分封给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子弟。这样的「推恩」政策，既可以让侯王们的众子弟高兴，又可分散诸侯国的领地和权势。一代雄才汉武帝，很技巧的利用「推恩策」达到了削藩的目的。

  
汉朝从郡国制开始，再作出推恩消藩的调整，等于是努力结合周朝与秦朝制度的优点；也避免重蹈周朝与秦朝的失败经验。

  
武帝时的另一个大动作，是采取了董仲书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孔子」。这个政策的目的，基本上是要达成所谓的「内儒外法」。汉朝沿用了秦朝的律法条文来治理国家，同时又用了孔子儒教来规范人民的思想。这样一来，对于国家政权的巩固，比起周秦两代，的确是更上一层楼。

  
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政策，对中国社会有非常巨大的影响。伴随著这个政策，武帝设置了「五经博士」与「太学」。从此以后，整个政府人才的选拔与考用，都掌握在儒家学派的手中。换句话说，如果老百姓想要改善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地位，最好就是从政做官。如果想要从政做官，就一定要勤读儒家思想的四书五经。从此之后，「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的概念，变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圭臬。

  
有趣的是，汉武帝把儒教放到了无比崇高的位置，用儒教来巩固汉家王朝的统治。最后，结束西汉王朝的，却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儒家分子王莽。王莽当皇帝有很「高尚」的理想，他要把儒家学说在现实政治中一一实现。王莽知道孔子仰慕周公，所以王莽就要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他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都是为了要复古。他大力推行王田制，其实就是周朝的井田制。他要把盐、铁、酒、币制以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基本上是要依照西周时代的「周礼」，来建立政治与经济制度。他非常努力的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礼记‧大同篇》的社会理想。

  
王莽向往尧舜的禅让政治，他认为禅让政治是政治的最美好的境界。所以，他的得到皇位，也是经过多人的劝进，再经过一个很正式的禅让大典，才登基的。从他来看，他的取得皇位的过程，应该是儒家最高政治理想的实践。

  
客观而论，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中，只有王莽才是真正虔诚的儒家信徒。弔诡的是，这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的真实儒家信徒王莽，似乎没有得到后代儒家分子们的正面评价。尤其是南宋与明朝的理学家们，都把王莽骂成了千古罪人。


西汉王朝利用儒教来巩固政权，最后亡于一个食古不化的儒家信徒王莽的手里，也是一场因果循环的劫数难逃吧！

  
曹魏的九品中正

  
终结东汉王朝的曹操，与终结西汉王朝的王莽，刚好是个强烈的对比。王莽是皇亲国戚，出身高贵；曹操的父亲是宦官的养子，他的出身，为传统的儒家所鄙夷。袁绍与曹操作战，令书记陈琳写了一篇〈讨操檄文〉，其中就说到「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从这些文字，大抵可以看出儒家学派对曹操出身的鄙视。

  
其实王莽与曹操都是积极的改革派。王莽是想把国家带向古籍中的儒家理想社会；曹操不在意儒家学派理论，而更专注于建立法制秩序与经济发展。他也不会为了沽名钓誉，而让自己处于祸害之中。

  
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江湖未静，不可让位……（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

  
东汉的选用人才，都是先由地方推举孝廉，再入太学或是郎署受训；研读四书五经，经过考核，再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曹操大约不喜欢这一套「酱缸」的过程，所以做了改革。他采行了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九品中正法」。曹操扬弃了汉朝由地方推举孝廉的选才制度，他的想法是，在乱世应该用人唯才。人才的选用，要摆脱四书五经的桎梏；人才的征聘权，要收归中央。为了要替中央政府广纳人才，曹操还三次亲自颁布「求才令」。

  
「九品中正」很快就呈现出了「成住坏空」的生命周期。各地人才，为了仕途的顺遂，竞相奔走于中央的名门，期望得到「中正」的认可，取得高阶的品秩。结果造就了魏晋清谈风气，沽名钓誉的问题，比汉朝还严重。

  
曹操自己十分的务实，厌恶虚矫的清谈与装模做样。所以他做了改革，废弃汉朝的孝廉选举与五经取士。想不到因果循环「劫数难逃」，他的九品中正法，反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虚矫清谈的时代。

  
九品中正法的影响很大，它形成了社会的门第阶级，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个门第的问题，一直要到唐朝的玄宗时代，才消退殆尽。唐朝以诗赋取士做为国家举才的主流；传统的门第，终乃趋于没落。

  
而从董仲舒（前179～前104）到曹操，五经博士「成住坏空」的「劫数」周期，大约是320年。然而从曹操（155～220）到唐玄宗（685～762），粗略估计，九品中正门第社会成住坏空的「劫数」周期，比较长些，大约是540年。

  
大唐盛世的诗赋与藩镇

  
经过南北朝200多年的大混乱，唐朝开国皇帝的李氏家族，是胡汉的混血。李唐王朝没有种族偏见，格局宽宏、兼容并蓄。为了要纠正汉朝的缺失，唐朝各方面的制度，都与汉朝大不相同。不论是中央政府的组织、政府人才的晋用、税制与兵制，都作了大魄力的革新。中国的汉唐盛世，其实都是建立在大刀阔斧的改革基础之上。

  
在文化思想上，大唐王朝，也与汉朝有所不同。大唐王朝对于以孔孟思想、四书五经作为取士的标准，似乎没有那么大的热诚。

  
唐朝以科举举士。科举分两类，一是明经科，一是进士科。明经科考的是经书；进士科考的是诗赋。唐代的社会对于人才的看法，是重进士而轻明经，换句话说，唐朝取士看的是才情，不是经书的义理与记诵。所谓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代表明经科乏人问津，而进士科竞争激烈。

  
但是唐朝以诗赋取士，「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骚人墨客，与世代书香的传统门第子弟相比，通常会有两个问题，经常为人所诟病。一是缺乏家学渊源，所以对于政事不谙练；一是会有文人无行，品德轻浮的弊病。唐朝中后期的吏治，也的确因为如此，而逐渐偏离了汉代厚重笃实的风尚。

  
唐朝的胡汉一家，不重经书的风格，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但是也造就了大唐王朝衰败根本问题。一个问题是，唐朝中叶以后，文武分途，必须依靠胡将镇边；另一个问题，是中央与边远地区的民族与文化的日益分离。这两个问题，是「藩镇专横」的根本原因。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分析唐代的政治史，认为唐朝的科举，改变了唐太宗开国时期，当权派的「关陇集团」文武一体情况。于是，科举出身的成了士大夫，边镇大将必须要靠番将才能胜任，唐朝因而文武分歧不可复合。

  
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将之职舍番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番汉进用之途，虽分歧不可复合……其事俱成于玄宗之世。（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唐玄宗时的安史之乱，安禄山造反，半年的时间，就从北京摧枯拉朽般打到了长安。唐玄宗的大唐盛世，根本没有招架的能力。「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就是文武分途的严重后果。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甚至平乱有功的名将李光弼都是胡人。


胡人为将的河北地区，在生活习惯、文化思想，甚至语言，在唐朝中叶以还，与中央政府的长安地区，日益脱钩。河朔地区其实已经逐步形成为胡人统治的胡人文化的独立王国。


河北藩镇之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无隶属之关系，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不以周公孔子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安身立命之归宿。（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陈寅恪先生还举了一个范阳卢秀才的例子来说明问题。秀才卢霈的祖孙三代，都在燕赵地区做官。这位三代在燕赵为官的卢秀才，到了20岁，都还没有听说过有周公与孔子。秀才卢霈的生活重心是「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

  
所以唐朝的科举，重视诗赋、轻视经书，固然造就了大唐王朝璀璨的文学成就；但是相对而言，国家整体的思想认同性，就显得薄弱了。

  
当所谓的藩镇都已形成自身的种族与文化群体，自己又有足够的独立武力的时候，大唐王朝的分崩离析，自然是「劫数难逃」了。

  
大唐王朝的文治武功、兼容并蓄，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但是很不幸的，大唐王朝最后也是亡在他走了味、变了型的文治武功与兼容并蓄。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成住坏空一以系之，又岂只是萧何而已？

  
重文轻武的赵宋王朝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出身。因为赵匡胤久历军旅，所以他对于唐朝的「藩镇专横」，更能有深刻的体会。赵匡胤自己取得皇位的方式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所以整个的宋朝，都非常刻意防范「藩镇专横」，以及「黄袍加身」的历史重演。

  
赵匡胤一当上了皇帝，就找机会请主要的高级将领们饮酒吃饭。在酒至半酣之际，赵匡胤就委婉要求众将领们放弃军权，享受人生。众将领们也不好拒绝。第二天都上书说自己身体不好，请求除役。赵匡胤的处理方式很圆融，他依旧给将领们节度使的职称，但是从此之后，将领们就不再享有兵权了。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赍甚厚。（《宋史‧石守信传》）

  

为了要「纠正」唐朝藩镇专横的弊端，宋朝的政策一是强干弱枝；一是重文轻武。所以宋朝主要的军事力量，在于中央的禁军，不在于地方的厢军。而且军士经常轮调，目的在于兵不习将，将也不习兵。

  

大宋王朝，果然有效的纠正了唐朝藩镇专横的问题。五代十国时期的将领相继篡权的问题，在大宋王朝也不曾再发生。但是宋朝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文弱的政权。宋朝一开始败于辽国、后败于金国、再败于来自塞外的蒙古铁骑。在辽国与金国之外，宋朝还屡次败给了贺兰山麓的小王国西夏。

  

所以，宋朝为了纠正唐朝的藩镇问题，等于是采取了「自废武功」的策略。这个策略，虽然有效防止了藩镇专横，但是也替自己的「成住坏空」定下了宿命。整个的两宋王朝都是在北方强国的阴影下，屡战屡败、委屈求全。两宋王朝都是遭遇外族的武力欺凌，无力抵抗、终至于难逃复灭的劫数。

  

明朝的宰相与太监

  

明朝的276年（1368～1644年），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转捩点。在明朝之前，中国的整体政治制度、工艺技术、经济实力还领先于西方。中国在明朝，各方面都倒退了；但是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开展了大航海的时代。在1492年，明孝宗弘治五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麦哲伦绕行世界；1620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五月花号（Mayflower）清教徒登上美洲，正式开始了英国在美国的殖民史。在这三百年间，西方的理性思想抬头、基础科学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逐渐成型。中国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落后于西方了。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原名朱重八，是所有中国开国皇帝中，出身最卑微的。他曾经在和尚庙趁饭吃、后来做过游方僧，其实就是到处流浪、乞讨为生。朱元璋精力旺盛、人生阅历丰富。也许因为他的贫贱出身、缺乏安全感，导致他的猜疑心重、刻薄寡恩。在洪武十三年，他与丞相胡惟庸起了矛盾。他杀了胡惟庸，乾脆废除了1600多年的丞相制度。于是明朝的皇权，与政府的行政权完全重复。明朝的政治制度，是一个非常专制的政体，与汉朝唐朝宋朝相比，是严重的倒退。

  

明太祖朱元璋，与他儿子明成祖朱棣，都是打天下的皇帝。不用宰相，还能够担得下独挑大梁、日理万机的重担。他们后世的子孙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来独自挑下这个重担。这个朱元璋家族的双螺旋链基因，似乎有些很不好的元素。朱家王朝，出了不少非常顽劣昏庸的龙子龙孙。

  

如果独揽大权的顽劣皇帝不想管事，谁会在身边管事呢？在皇帝身边打杂的太监，如果心机重、好揽权，又赢得了皇帝宠信的，就成了真正的权力核心。姓朱的皇帝往往是个不管事的假皇帝，管事的「真皇帝」大抵是主管皇帝文书、印玺的「司礼太监」。明朝大权在握的太监，从王振、刘瑾、汪直、到魏忠贤，一个接著一个。从早期的明英宗以来，就一直没有断过。

  

明朝在制度上，有所谓的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办事。但是内阁大学士的基本定位，是藏书阁的学者，是给皇帝备询顾问。内阁大学士与真正的宰相，在体制上，有根本的不同。内阁大学士，类似今天的国策顾问；而宰相则比较类似行政院长。

  

朱元璋不愿意有宰相来分享皇权，凡事要皇帝自己乾坤独断。他的五代子孙之后，真正在抓权做皇帝的，反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太监。明朝的吏治腐败不堪，能够延续国祚276年，还是多亏了当时的北方，没有什么特殊的强权想要入主中原。

  

有趣的是，朱元璋似乎也预期太监干政的危机。他铸了铁牌，挂在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问题是，凡事都有他的因果缘由，区区一块铁牌，怎么可能改变得了朱家王朝成住坏空的劫数？

  

中国在汉唐盛世，甚至到了宋朝，皇权与相权还有一定的区分。皇帝是国家的元首，宰相是行政首长，有一定的组织管理与制衡 （Check and Balance）的意义。在汉唐盛世的时候，皇帝与宰相是坐著讨论问题；到了宋朝，是宰相站著皇帝坐著。到了明朝，一则废了相权，一则大臣议事，只能跪著说话。明朝政治的种种恶行恶状，可以说是中国汉族的耻辱。

  

爱新觉罗氏的大清王朝

  

满清王朝是以异族入主中国。以少数族群的满洲人，要统治多数族群的汉人，必须要考虑很多政治上的「控管机制」。明代的废除了宰相，提供了专制皇权，满清王朝欣然沿用；明代的大臣都要跪著叩头奏事，满清政府当然也乐于用来对付中国的知识分子。

  

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替满清平定太平天国，保住了满清的江山。但是曾文正公觐见皇帝与太后的过程中，叩头谢恩的礼仪，在今天看来，确实是非常的羞辱人。

  

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黄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馀入门跪奏臣曾某恭请圣安，旋免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毕，起行数步，跪于垫上。（《曾文正公日记》）有清一代，大臣奏事都自称「奴才」，这些都是异族入主中国的「控管机制」。简单来说，明朝一些恶行恶状的陋规，刚好给清朝检了便宜，作为异族统治中国的方便而又好用的工具。

  

明清之后的毛皇帝，大臣们总算不用跪著叩头奏事。但是毛皇帝发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要对著胡搞瞎闹的红卫兵跪著「交代错误」。所谓的「错误」，简单来说，就是不忠于毛皇帝。这种行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面性羞辱的程度，更甚于明清两朝。中国知识分子的「劫数难逃」，从1368年的朱元璋登基，算到毛皇帝1976年龙驭归天，也有六百馀年。可以说是「江山代有恶人出，总领劫数几百年」。

  

满清吸收了明代太监为患的教训，所以严格限制太监的权限。但是皇帝权力太大，需要有人分担工作，雍正就在紫禁城三大殿后，成立所谓的南书房军机处。军机处就是皇帝的「中央办公厅」，很多皇帝给大臣的密旨，就是从军机处发出。这是皇帝给个人的机密指示，别人都不能看的。这也是满清皇帝超越正式组织，控制大臣的一个手段。

  

满清为了控制汉人的思想，用了很多的心力，包含了大兴文字狱、八股文的考试制度等等。汉人在政治发展上，也受到很大的压抑。所以在清朝，人才与文化的发展不是很好。满清盛世的文化发展，是以训诂考据为主。回溯性的成分居多，创造与前瞻性的成分较少。

到了道光年间，整个的满清王朝，已经有了很大的暮气。当时的学者龚自珍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慨叹社会的缺乏朝气、人才匮乏。诗如下：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这首诗写于1839年，龚自珍似乎是准确的预测了满清王朝的「劫数难逃」。当时，林则徐已经在广东虎门烧毁了鸦片，中英两国间战云密布。显然，龚自珍非常忧虑中国的人才匮乏，根本无法面对这个「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他有了不祥的预感，要呼吁老天爷「不拘一格降人材」。这首诗的后一年，就是鸦片战争。

  

在鸦片战争之后，满清王朝一败再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了康雍乾几代经营的圆明园。咸丰皇帝无颜再回北京城，在热河避暑山庄吐血而死。之后，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大败给日本，洋务运动宣告彻底失败。接著是1898年的变法维新，光绪皇帝企图奋力一搏，只撑了一百天，就以悲剧落幕。因为变法失败，满清方寸大乱，搞了个荒谬至极的义和团之乱。义和团引进了八国联军，等于满清替自己敲响了丧钟。

  

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很成功的避免了明代太监滥权的灾害。在满清王朝处心积虑的建立各种机制，来控管压抑中国汉人的过程中，也同时压抑了整个民族的生机与创意。正因为满清成功的压抑了中国的生机与创意，使得满清王朝，无法抗衡来自于西洋的冲击与挑战。

  

所以，满清王朝终结的真正原因，是满清自己在努力压制中国人的创造力。而满清要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稳固自己的政权。换句话说，满清政府企图巩固自己政权的努力作为，最后也造成了满清亡国的原因。

  

这就是满清王朝「成住坏空」生命周期的「劫数难逃」。

  

总结

  

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朝代，都企图吸取前朝复亡的殷鑑，做出改善。但是任何新的制度或是做法，最后都会衍生出新的问题。大江后浪推前浪的因果关系，确实是十分的耐人寻味。

  

我想这也许就是佛家所谓的「成住坏空」、各有各的劫数；唐诗中所谓的「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也是在说明一样的论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