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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上)(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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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9 16:17: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2年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无疑是薄王案曝出的中共高层恶斗丑闻。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官场旋涡中胜出的内地新生代省部级高官的细度观察和思考。
    有分析认为,人文学科背景、地方执政经验、国家部委工作经历、异地外调提升的仕途过程将成为中共十八大权力分割后一大批年轻官员更上层楼的新范本。照此标准,正在吉林、内蒙任上大展拳脚的孙政才、胡春华两位“60后党委书记无疑“根红苗正",手握一副升迁的“好牌”。
    而据来自北京和重庆的最新消息说,同是第六代政治明星的孙政才刚把胡舂华挑落马下——新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既不是人们曾热传的胡春华、周强,也不是最近重庆官场所传的姜异康,而是现任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让人大跌眼镜!网议的聚光镜瞬时也集中到了这个山东农民儿子的身上!
回顾孙的履历,在中共文官队伍中升迁速度之快确实令人侧目:1984年大学毕业,先后担任土肥所所长、副院长、院党委副书记等职;2002年2月任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2002牟5月当选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同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2006年12月竟从市委秘书长任上一步踏上农业部部长宝座、成为最年轻的部长。2009年11月,转任吉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在短短几年内,孙政才以令人惊异的速度一路高升,遭到外界的普遍质疑。据接近孙政才的人士称,孙出生农民家庭无任何背景,所以他广为联络,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能拍上谁就拍谁”内幕消息也称,孙一度是贾庆林和曾庆红的亲信。但在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后,他觉得贾、曾无法再进一步提拔自己,于是背叛了自己的政治操守,离开了原来的老板,投向温家宝。有关人士透露,十六大之后,孙是通过将北京顺义的地皮低价批给温家宝的家属并通过温夫人,获得温的信任,转而从北京市委秘书长任上直接跃升农业部这样一个大部的主掌者,令很多人瞠目。
    但相反的消息却称,这些围绕孙政才贪腐的资讯由来已久,之所以在十八大前突然曝光,其实是温的政治对手所为。知情者称,当今中国,最嫉恨温家宝并不时释放出温家腐败、个人“作秀”烟雾弹的正是中共党内极左势力与盘踞特权地位、阻挠改革的腐败利益集团。散布孙政才贪腐的消息,不过是针对温家宝的庞大攻击行动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贪腐”这个词是当下中共官场泥沼中拼死缠斗的官员们拿在手里敲打同僚的一根狼牙棒:从薄熙来到温家宝,从最高层到村乡,都重复着同样的杀伐套路,也让世界见识到了中共官场的惨烈恐怖。对体制外的旁观者来说,红色高官之间围绕贪腐挥得呼呼作声的这根狼牙大棒往往令人困惑。因为一方或多方的言行常常都能理据十足,在无孔不入的网络上可以让人听出耳油甚至泪流满面,而在宣传机器全面启动的中共治下,黑白转换一点都不困难。
    我们实际上很愿意相信这些关于孙政才的腐败传闻,也从内心申由衷地希望这类危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叠加成一场埋葬独裁体制的壮丽雪崩。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正是带着憎恶中共独裁政权的心态来审视其官场中的每一分子,包括孙政才。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把孙这类在中共官场命途呈上升期的官员点染上了权斗胜者的血色。这种视觉的差异其实更多是因为我们对中共背弃人类普世价值的野蛮施政近乎条件反射的鄙视。在这样的心理底色下,我们必然会无端地把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放到西方价值观的对立面。实际上,当我们把这些官员视作独立的个体逐一从污浊的官场中提取出来,仅仅用涉及其个人修为和施政品质的个性特征来重新审视他们在官场上的表现时,一切关于他们的疑问就变得清晰起来,过程也简单得多。
    因此,原原本本剖析孙政才在官场旋涡中起伏的历史轨迹并从中窥视其人格本质,对解读其仕途一路高歌猛进的迷底就显得非常重要。当然,按照西方检验政治人物的标准,这种剖析的参照标准,核心点正在于是否对人类一一些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的秉持。例如有没有对民众赋予的权力表现出起码的敬畏?有没有以强权凌辱弱势者?能否透过权力管道为民众谋取福利,共享经济发展的利好?能否在执法时严格遵循自己国家所定的法律,坚守学者本色,远离贪腐?观察这些必然以行动为主,而不是正反方各持一词的言谈。
    从孙的履历上看,出身农门的他没有豪门势力可以依靠。虽然官职是上头封的,但是硕士、博士是自己一字一句熬出来的,官场中的地盘也是脚踏实地一钉一铆打出来的。在中共官场,象他这类人没有“官二代”家国一体的厚重责任感,但也少了很多条条框框的约束;没有“富二代”在政商两界开疆拓土的高涨理念,也自然就没有具有鼓动性的政治旗帜,只有生存下去的强烈欲望。因此,孙政才的“官场文化”自然就是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一切顺势而为,以利益为先。
    但同时孙这类人也深知,当今政坛有前辈荫蔽可期的“官二代”和气冲牛斗的“富二代。”,有比他更专业的硕博士和农业精英排着队找“伯乐’’,有比他个人品行操守要好得多的官员,更有比他更有谋略和胸襟的同僚。在丛林般险恶的官场厮杀中,只要专制制度咳嗽了一声,孤立无援的他们就会瞬间倒下。因此,他们的“官场文化”虽然塞满了“实用主义”,却往往能战战兢兢地自我设定道德制高点并自觉把持位基本的施政“红线”和人格操守的“底线”。他们深知,舆论对官员的道德追究有事实依据,该官员的仕途就可能塌陷。在自己的周边,政敌们总是拿着“贪腐”的狼牙大棒去找敌人,只要稍有不慎,让对手抓住把柄,重击将随时挟风带雨地降临。而长期与学术界保持联系的他们更懂得,在互联网给民间提供直接评价官员的方便后,这种危机和趋势更加不可逆转。所以,孙这类官员从内心中不敢也不愿越雷池葬送来之不易的前程。而他们的这种道德自律,其实不仅包括奉公守法,遵守起码的廉洁准则,也包括悉心经营当下越采越被看重的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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