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遗忘得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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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龙

抗战纪念日，中国大陆悄无声息。

中国人似乎不乐意和自己的历史发生密切关系。由此出现一个尴尬的情形：抗战将士后人找不到亲人的遗骸，敬重抗战英烈的年轻人找不到“一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

下跪的地方有。一个纪念为国捐躯英烈的忠烈祠就在南岳衡阳风景区内，这个由国民政府在大陆建造的唯一一处纪念抗战烈士的大型陵园，祠内设“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却乏人问津。因为人们不知道在八路军华北敌后抗日和江南新四军游击之外，还有当时国民政府领导的22次正面大型作战。

遗忘，改写，甚至恶搞。

对抗日战争，中国大陆一直怀有复杂的态度。因为共产党是通过抗日战争赢得了统治权，但八年抗战又是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指挥之下。由“寇”一变而为“王”，难言之隐使其无法照实叙说历史。谁领导中国人赶走日本人，谁就具有统治的合法性。琢磨出争取民心的高招后，就开始争夺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在一个封闭的时空里，中共对抗战历史的改写相当成功，一代又一代受教育者被植入了那个伟大的神话：共产党积极抗日，国民党消极避战，经过敌后根据地人民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蒋介石被丑化为一个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的阴险之徒，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才是真正抗日的中流砥柱。一大批影片，从《地道战》、《地雷战》到《铁道游击队》等，无一不在塑造抗日神话。敌人总是不堪一击，人民的觉悟总是那么高昂，一个计谋就能置敌人于死地。每个作品里，都回响着胜利的主旋律。

从不容置疑，到半信半疑，再到怀疑。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事实，才逐步浮出水面。

淞沪抗战，台儿庄大捷，花园口决堤，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驼峰航线，远征军，重庆大轰炸，芷江受降，一连串恢复了真实记忆的地名，促使人们思考一个问题：那八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答案很简单：只要说明白中共边区政府跟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说清楚八路军、新四军的来历，由谁供养，受谁指挥，就一目了然。在中国军队之外，不存在一个什么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至于在战争后期，国共势不两立，始有共产党军队的说法。但并未有相对应的国民党军队的说法。国军指的是国民政府之部队，而非国民党之部队。因为倘若如此，就无法解释中华民国政府管理国家的事实，以及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历史。即使共产党撤出国民政府，那个政府依然是一个合法的联合政府。所以，必须纠正这种以胜利者的口吻改写历史的倾向。从联合抗战那一天起便标榜“独立性”，并不能够为自己取得道德的优势，而恰恰凸显了不道德的面目。

现在的影视剧，恰恰在几个方面颠倒历史，为共产党抹上不道德的黑灰。

戏说，破绽百出的故事，只因为政治正确，电视台轻松过关，老百姓热情追捧——“只要是打日本鬼子，我们就喜欢看。”（见《新民周刊》第二十六期）。时评家赞美说，看《我的兄弟叫顺溜》“人们可以一边大骂日本兵，一边享受剧集带来的充分喜感。”（见《精品阅读》第三期）化惨痛为一笑，消费“抗日情绪”。

矮化日军，一支占领中国八年、让中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的军队，在中国大陆导演手里，变成了不堪一击的草包。而八路军新四军，宛如天兵，刀枪难入，国民政府的其他部队则见死不救，各有盘算。这种戏说，使所有浴血奋战的官兵不再有价值，而且，借用崔卫平女士的话，是第二次杀死了他们。

我们试图在自己主宰的影像里获得自尊。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几乎主导了所有抗日题材的制造。残酷血腥的战争成了施展智谋的背景，集中发掘的一个个民间精豆式的人物，跃升为抗日主角，好像在暗示：正是他们战胜了日本人。那更像一个弱者对苦难的历史撒娇。一个个无中生有的民间智慧符号，掩盖得了民族整体沉沦的事实吗？

我们没有从战争中得到一丝长进。

《亮剑》《江南集中营》《八路军》《新四军》《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诸如此类电视剧，一切努力都极力想把自己与国民政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凸显自身的正当性及正义性，暗示彼可取而代之的必然性。在真实的历史面前，这种行径是可耻的。

能否把自己还原于当时的情境中呢？一个是愿意与否，一个是有无能力。

影片《南京！南京！》走向另一个极端。美化并不存在的人性的觉醒，一个是中国民众的赴死牺牲，另一个是侵略者的良心大发现。一场惨烈的大屠杀，成为导演涂抹自己伟大发现的符号。批评家崔卫平发表在第十八期《凤凰周刊》的文章说，影片“赤裸裸”的主题就是不再追究战争的责任，在一场大屠杀中，人性觉醒的收获，胜过血腥和强奸。“没有人需要为战争、屠杀及其带来的创伤负责，没有一方是在承担、承受战争的重负。”从这样的战争赞美诗里，中国观众能获得怎样的记忆呢？

恢复战争记忆的，是《这是湖南。1937—1945》。这篇刊登于张立宪主编的连续出版物《读库》第三期上的长文，为作者邹容在2005年5月至10月实地考察的硕果。深入抗日战争期间湖南几次重大战役遗址现场，通过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讲述与追忆，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立体可感的战争图景。1942年新年的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将军统帅的第九战区，以伤亡两万八千人的代价，使日军遭受毁灭性打击，伤亡总数超过五万。这场被世界公认的战役，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胜利，提振了整个太平洋反法西斯战场的士气。常德血战，彭士量、许国璋和孙明瑾三位师长壮烈殉国。衡阳保卫战，方先觉将军率领陆军第十军坚持四十七天，造成敌人重大伤亡，让日寇心寒胆颤。日本战史称：“第十军官兵，皆以必死之心负隅顽抗，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仰。”

遗憾的是，即使在这样的文章里，仍处处可见“国民党部队”“国民党第八十二师”的字样。我们已经偏离事实太多。这些部队番号前面唯一能加的只有“中国陆军”，不可能出现《我的兄弟叫顺溜》里“国民党陆军五十五师”的荒唐招牌。

1949年后，新政权采取诸多手段，消灭历史的印痕。依照邹容的这篇报道，最早自1953年3月，湖南省就责令南岳管理局“迅速清除各处所有的‘反动遗迹’”。到当年六月，忠烈祠内一百余处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赞颂阵亡将士的题刻，就悉数被毁。紧接着，1958年的大跃进，碑断墓毁，毁尸扬灰，到1966年文革时期，国民政府存在的遗迹基本上被消灭殆尽。蒋介石题的“忠烈祠”侥幸保存下来，据说是由于老百姓取下当剁猪菜的案板而幸免于难。大陆只剩下干干净净的红色标语。割断与历史的所有联系，才能把自己置于救世主的神坛。遗留在大陆的抗战老兵及其眷属，屡受磨难。许多人死于非命。

至今尚未有一份抗战英烈名录。原有的谱牒遗失之后，后人难以接手，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名的真的无名了，有名的也有意无意被遗忘了。

以纪实作品《雪白血红》著称的作家张正隆，给出了另一种无名者的秘密。他在采写东北抗联事迹时得知，抗联有规定，战士都没有名字，只有号码，所有场合只叫号数，干部只称呼职务，顶多加上个姓。他在第二十六期《南方人物周刊》的专栏文章说，这样做为的是防备奸细和叛徒。平时聊天时也不准谈个人及家庭情况。他们牺牲后，也就只有一个数字在人间，供后人揣摩数字背后那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好汉姚振山率领的吉东义勇军六百余人全部战死，留下姓名的仅有他和两位营长。“这是一场需要把姓名都牺牲了的战争”。作家感叹道。

毁灭记忆最终是徒劳的。

我们能否尝试，在杨靖宇、赵一曼、王二小、小兵张嘎之外，记住史恩华、王超奎等先烈的名字？在日本军人敬重的对手灵前，献上我们迟到的敬意与感激。

衡山上的忠烈祠，在每年七月七日抗战爆发那一天，都会有一场庄重的公祭。自1949年3月29日，民国政府最后一次春祭之后，烈士们已经静悄悄等待了很久，“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林徽因《悼三弟》一诗中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