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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外交官陈季同(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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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20 22:15: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欧洲,陈季同是最有影响的中国人之一!他用法文写的书在法国多次再版(有的再版十余次),被译成英、德、意、西、丹麦等多种文字,在欧洲产生广泛影响。他被法国政府授予教育勋章,还成为政治杂志的封面人物!

【他身着漂亮的紫色长袍,高贵地坐在椅子上。他有一副饱满的面容,年轻而快活,面带微笑,露出漂亮的牙齿。他身体健壮,声音低沉有力又清晰明快。这是一次风趣幽默的精彩演讲,出自一个男人和高贵种族之口,非常法国化,但更有中国味。在微笑和客气的外表下,我感到他内心的轻蔑,他自知高我们一等,把法国公众视作小孩,……听众情绪热烈,喝下全部迷魂汤,疯狂鼓掌。…在今晚的四个讲演者中,无疑,伏尔泰会觉得这个中国人是最有法国味的。】

这段话选自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889年2月18日(光绪十五年)写的日记,日记中的这位中国人名叫陈季同,正应邀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作演讲。罗曼·罗兰当时是高师学生,参加了这次演讲会,为我们留下了这段难得的记录。

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欧洲,陈季同是最有影响的中国人之一。他用法文写的书在法国多次再版(有的再版十余次),被译成英、德、意、西、丹麦等多种文字,在欧洲产生广泛影响。

他被法国政府授予教育勋章,还成为政治杂志的封面人物、频繁出入欧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的沙龙,应邀作各种讲演,与德、法上层社会多所交游。

陈季同在欧洲的出色表现,写下了晚清中西文化关系史的重要一页。

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人。1867年考入洋务派官员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前学堂”学习“造船专业
”。

前学堂又名法文学堂教师多为法国人,陈季同每天听的主要是用法文讲授的自然科学,和法国语言文学课程。他学习刻苦资质亦佳,所以【历经甄别,皆冠其曹】。

1877年3月,陈季同与其他三十余名学生启程赴欧洲学习,这是清政府首次派遣赴欧留学生。在这些青年中,有后来著名的严复、马建忠、刘步蟾、邓世昌等。

当福建船政学堂的留学生来到欧洲时,他们已经接受了多年西学训练,基本掌握了英文或法文,因而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

与大多数船政学生不同,陈季同并没有进入英、法船厂或海军学校学习有关造船、驾驶或其它自然科学,而是与马建忠一起受命进入巴黎政治学堂(Eco
le d e s sc ien ce s p o lit iq u e s),学习“公法律例”。

清政府的用意,在将二人培养为精通国际政治的外交人材。当时政治学堂专业课程有十六种,陈、马二人择其要者学习了八种,另外又学习有关各国历史及英文写作等。

除此之外,陈季同又在法律学堂(Eco le d e d ro
it)攻读,并获得这个学校的学士学位,他后来对法律的研究和翻译,应与这段经历有关。

陈季同在欧洲读书的同时,开始在中国驻欧使馆任翻译,他的外交官生涯最初一帆风顺。当时清朝使臣常被邀请出席各种庆典、阅兵、宫庭舞会和音乐会等活动,而出使大臣及参赞多不通外语,所以每每要由陈季同晋接酬应。

陈的天性本就活泼开朗兴趣广泛,且待人热情善于结交,因而他很受欧洲上层社会的欢迎,还与其中一些人建立了友谊。
德意志皇帝弗雷德里希三世(Frédér ic III),对这个年轻的中国外交官颇为青睐,曾经邀请陈季同一同骑马散步。

二人在马上讨论过社会科学、政治、经济以及文学问题。弗雷德里希三世当时倾向自由主义思想,陈季同与他的讨论可以不受束缚地进行,二人自由交换对各种问题的意见。


陈广博的知识,一个东方人的独特看法,加上流利的法语,赢得了弗雷德里希三世的尊重。

德国首相俾斯麦(O tto,Pr in ce Vo n Bism a
rk,1815-1898)也是陈季同的朋友,陈在中法战争期间,曾争取到这位铁血宰相的暗中支持!

在与陈季同交往的欧洲政界人物中,法国政治家甘必大(Léo n G am b e tta,1838-1882)对他影响较大。

这位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对年轻的中国外交官相当赏识,经常邀请陈季同出席他的政治沙龙,很愿意倾听陈对政治、哲学及文学发表见解。

陈季同在甘必大的沙龙中,获得了不少关于民主、共和的知识,这对他归国后的一系列维新活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借助于甘必大的推许,陈季同在巴黎的其他沙龙里也受到欢迎,他由此结识了众多社会名流,其中既有政界人物如贝尔当(Jo seph Be r
tran d)、特那尔(Le Baro n Thén a rd),也有经济学家勒普来(Le Play),文学家拉毕什(La B ich
e)等。

利用自己在欧洲政界广泛的社会关系,陈季同在中俄伊犁问题和中法战争的交涉中,都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他在欧洲社会活跃的表现,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欧洲人认为:”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翻译的活动,中国才开始在外交上引起欧洲的关注』。

可是,陈季同在欧洲的外交活动的结局并不圆满。1891年,由于私债纠纷陈季同被清政府撤职,黯然回国。虽然次年他又被开复原职,但他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欧洲。

法国汉学家考狄(H. C o rd ie
r)曾说:「我从未见过,比陈季同更彻底地接受欧洲风格的中国人,实际上他对欧洲习俗的理解甚于他本国。”

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欧洲外交生涯,陈季同确实深受欧洲文化、风俗的熏染,生活方式变得相当西化,他已完全融入了欧洲社会。

考狄只强调了陈季同接受欧洲影响的这个方面。而事实上,陈季同更重要的工作是反方向的。也就是说,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让西方公众理解中国人的观点,改变他们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

作为一名外交官,陈季同虽然黯然离欧,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著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长久地留在了欧洲。

从1884年发表第一篇西文作品开始,到1904年最后一部著作出版,20年间,陈季同以 Tch en g-K i-To n
g这一西文拼写在西方文坛声名鹊起。在清末文人中,没有人比陈季同在西方更出名。

陈季同一生用法文写作了八部作品,分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4)、《中国人的戏剧》(1886)、《中国故事集》(1889)、《中国的娱乐》(1890)、《黄衫客传奇》(1890)、《巴黎人》(1891)、《吾国》(1892)、《英勇的爱》(1904)。

除了最后一种外,其他著作都在巴黎初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戏剧》的著作权存在争议,起因是一个名叫蒙弟翁(Fo u
cau lt d e M o n d io n)的法国记者,声称这两部书出自他的笔下,陈季同没写一个字。

这桩公案,在1892年的法国报界引起不小的波澜,但当时多数法国人并不相信蒙弟翁的声明。据笔者研究:这两部书应是陈、蒙二人合著。

1884年7月,《中国人自画像》在巴黎出版,时值中法战争,法国公众对于中国因缺乏了解而充满敌意。

此书将一个文化悠久、风景如画、飘溢着清茶芬芳的东方古国,直接展现给法国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现实中国的偏见。

书出版后引起轰动,年内再版五次,两年内已印至第11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因此授予陈季同「一级国民教育勋章」(la p a lm e
d e l

19世纪,是欧洲在科学上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席卷英国及欧洲大陆。欧洲人的生活质量,在这100年以空前的速度得到改善,这一切极大地增强了欧洲人的自信。

“欧洲中心”成为他们审视其他文化的基本态度。与欧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生机勃勃相比,清帝国已过了它的极盛期开始走下坡路,在军事、经济等物质文明领域,已明显地落后于欧洲列强。

但大清帝国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士人、平民,多数人对于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现实处境懵然无知,还沉醉在中央帝国的虚幻优越感中。


当两个世界发生冲突时,中国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虚弱朽败便暴露无遗,失败的结局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此时,18世纪欧洲思想家心中的中国乌托邦,被坚船利炮击得粉碎,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急剧转变:【人们普遍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腐朽的、道德败坏的民族;中国人绝对的邪恶、残酷,在各方面都已堕落。】

这成了当时欧洲人的普遍看法。而且,欧洲思想家抛弃了中国实行“开明君主专制”的乌托邦,转而接受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甚至几千年来都没有变化的观念。

实际上,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西方在科学和社会上的巨大进步,也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更为惊人的转变是:中国从原来文明灿烂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未开化的蛮族。当时未开化(或野蛮)这个词成为形容中国的套话。

如英国《笨拙》(Pu n
ch)杂志1858年4月10日刊登的名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中,用“残酷”、“顽固”、“狡猾”、“胆小”、“流氓
”、“混蛋”等贬义词丑化中国人。

由于长年生活在欧洲,陈季同对此感受最为强烈,努力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成为他作品中的一个主题。在陈季同的著作中,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其中的愤懑情绪,每当提到欧洲人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时,陈季同都会义愤填膺,不厌其烦地加以反驳。

这种情绪在《中国人自画像》、《巴黎人》、《吾国》、《中国的娱乐》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以致于“愤懑—反驳”,成为陈季同的一种写作方式和思维模式,贯串于这几部作品之中。

破除欧洲人对中国的偏见、使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成为他写作的最初动机和主要目的。

陈季同利用一切机会,试图破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他的出发点是基于一个中国人对这些偏见的愤懑,但有时表现得矫枉过正,这一点他自己也有意识。

在《中国人自画像》的序言中,他写道:【如果受主题的影响,有时候我对祖国表示出我的偏爱,我要先向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请求原谅。】

欧洲公众并没有责备陈的这种偏爱,他的著作大都能畅销受到读者欢迎,《中国人的自画像》再版十几次,对于破除欧洲人的偏见起到很大作用。

后人评价说:【在中法战后,黑旗军遗留在法国人的脑海中,一种极恐怖的印象,陈季同将军来调和此事。他的意思是在越南稻田中的凶暴海盗之外,还有茶香之间可爱的中国人,于是乎大家就满意】。

在努力破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时,陈季同也在试图建构一个理想化的中国,一个对西方人具有魅力的、完美的中国。

他期望用这个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来替代原来西方人对中国的 “一种极恐怖的印象”。

在陈的笔下,中国成了一个乌托邦,几乎没有痛苦、丑恶有的只是美德和快乐,一切都令欧洲读者悠然神往。

实际上,陈季同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中国的现实和传统混为一谈,把理想的、而非现实的中国描绘给欧洲读者。

毫无疑问陈季同偏爱中国文明,他在比较“地球对立两级的”东西方文明时认为:【你们的较为狂热、激烈;我们的较为平静,与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度相称】。

陈季同这位晚清外交官在欧洲的经历,为中西文化关系史留下了重要的遗产。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用西文创作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人。据笔者所知,在陈季同之前,欧洲还没有出版过中国人用西文写的书,陈季同是第一个出版西文著作,并获轰动影响的中国人。

他的多种法文著作将中国文化、文学直接传播给西方读者,很多内容是首次翻译、介绍到西方,因而陈季同在中学西传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陈季同这位晚清外交官在欧洲的经历,为中西文化关系史留下了重要的遗产。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用西文创作,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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