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60周年 一个受害女人的哭泣

taoxin

中共六十年即将来临，面对一天红旗满地歌声，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1957年那场的巨大灾难至今未予"平反"、未予"赔偿"，连拖欠我们二十余年的工资有关部门也不发还，能笑得起来吗？虽然我满头青丝已雪白如霜，但生活中有过的苦难与不幸却难以忘却：唉，一九五七年！灰色的年、痛苦的年，几十万个家庭失去幸福与欢乐的年！那一年我才二十出头，我和工作在二野军政大学的特级学习模范丈夫，突然双双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我能健忘吗？我能不回忆吗？

他是进军西南的军政干部，年青有为，风华正茂的青年，就成了时代的牺牲品。他不仅被划为右派，还被强加了一顶莫须有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而投入冤狱。我不理解，找单位领导，党组织竟然说我"划不清政治界线"，同情"右派分子"，也就成了"右派"，于是留单位监督使用。当时我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身怀尚未出生的儿子。苦命的儿子在娘肚里就陪同娘去接受批斗。

孩子出生后，父亲被判刑十年，送湾甸农场劳动改造，临行前要求父子见一面，组织都不同意，难道自称讲人道的共产党还不如旧社会的国民党吗？国民党监狱中关押的革命人士，国民党政府还允许他们的亲属探监，为何讲人道的共产党就那样无人性呢！我傍惶，怀疑！至到丈夫减刑两年，刑满留队后，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八岁，父与子竟到了相见不相识的凄惨境地。

为了丈夫，为了爱情，为了家庭，我吃尽人间苦头，儿女跟着我也活受罪。我分娩后，把孩子带到三个多月，单位就开始分配我劳动，打扫门诊大楼的清洁卫生、拖地板、倒痰盂、扫厕所。每月给我九元工资，给大女儿十一元生活费，在哺乳期的儿子不吃饭就免了生活费。他们算得多精细啊！难道母亲的奶水不是血吗？我们母子三人按排在一个阴暗潮湿又无窗户用木板隔起来的一个简易房子里住，我只好到开水房去担一些煤灰铺在地上，解决地上的潮湿。

孩子是无辜的，是新中国的后代，这还能算共产党人作出的事吗？那时正值饥荒年代，食不果腹，孩子尚在嗷嗷待哺中，我哪里有足够的奶水哺育儿子呀！我去劳动无人看管孩子，只好把不满两岁的大女儿栓在门前柱子上，把几个月的儿子放在一个木坐车里，栓在另一棵柱子上。有时儿子餓了，坐车倒了，儿子跌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也没有人敢去扶一下，怕人说他们同情右派，孩子何罪之有？

荒唐的时代把善良的人性扭曲得多么丑恶！劳动改造世界观，而是用劳动来惩罚和折磨人，而精神上的折磨令人无法忍受下去。在我多次要求下，他们批准了我的请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把我们母子押送去了潞江农场监督劳动，定我为农工付一级，每月十三元五角工资，从此母子三人就靠这十三元五角艰苦度日了。

在农场，我一边抚育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边要所谓改造自已思想和过劳动关，我遇到的重重困艰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没有床，自已去抱了几捆稻草靠墙铺在地上，到垃圾堆找了十几块土箕围在两头，再找了一块木方作为床檐，毌子就这样睡在冰冷的地上--一个单身女人领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没有丈夫的扶持，加上经济的无助，真叫举步维艰。劳动中一次为稻田追圈肥时，才放过水的田埂又硬又滑，在负重的情况下跌了一跤，造成两膝关节半月板撕裂，这种伤是别人看不见的，加上严重营养不良性贫血，每天拖着病体忍着两膝关节的疼痛出工。找柴和担水只能落到了一个六岁一个七岁的孩子肩上。我的处境博得了部份善良工人和右友们的同情。

记得孩子四岁、五岁时，我曾经向农场领导请假，带着两个孩子去湾甸农场看看他们的父亲，让他们父子见见面，出生几个年头了还不知父亲什么样，当看见别的孩子有爸爸疼爱时，曾问我：妈妈，我有爸爸吗？我忍不住眼泪扑扑下淌，因此才萌发了请假带孩子去见他们父亲的念头，然而得到场领导的回答是--共产党还统治不了你？不准！我茫然了，苦涩的眼泪只能流向肚里。

孩子一天天长大，经济负担也一年年加重，工资也原封不动的十三元五角，我只得去接点织毛衣和女红活做，得点报酬以添补家用。而得到反应是我开地下工厂，比他们转业军人工资还高，可能吗？太言过其实了，得点报酬也是我劳动所得，不能叫我们母子拖衣漏食吧！人道，良心到哪里去了？

为了生活，我去队上向队长要了一条牛，给我六岁多的儿子中午和女儿下午放学回家放，每天能得一角钱添补生活，可好景不长，又被转业军人的孩子争去放了，按理他们是不缺这一角銭的，他就是要同你过不去，我自然争不过他们。为了生活，七八岁的孩子也曾去参加队里劳动，去拾过甘蔗头（种子），结果说作业区承包，不是正式工不给工资，小小年纪的孩子劳动半天却算做贡献。那个时代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丈夫刑滿留队后，六七年我向军管请求批准丈夫把我们毌子接到湾甸农场，到那里后却得到了不合理的待遇--除劳动同家属在一起外，其它待遇和劳改留队一样，每晚必须参加留队人员学习，到砍留队人员的工资时，我的工资待遇同留队人员一同被砍，我到湾甸农场管教干部张继生论理，得到的结果是变本加厉，取消我的固定工资，取消了我的公费医疗，劳动以计件报酬。

我在劳动中决不示弱，超出了常人的毅力，工效在全队家属中名列前茅，连放假回家参加劳动年青力壮的中学生，也赶不上我的工效，我没被他们整垮，相反把我鍛炼得更坚强了。每天要完成砍两千公斤甘蔗的定额。一天，一不小心锋利的甘蔗刀砍滑到我的左膝盖上，伤口有小孩的嘴巴大，鲜血直流，我到医务室缝合包扎完后，又回到工地，坚持完成定额后才收工回家。不这样拼命，我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如何解决？

一九七四年，因医务人员紧缺，把我调到了医务室，至到一九七九年我们夫妻双双得到"平反"。孩子们个个争气，大女儿自学成才，成了一名中学英语教师，老二退出国营企业，自谋出路经商，生意也干得红红火火，老三美术专业毕业后，而今在幼儿园当教师，全家生活过得美美满满。唯一不足的老伴去年六月病逝。

隨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悲伤会慢慢地淡化，但逝去的青春年华却永远弥补不上。"反右斗争"留给我一家的悲剧是消逝不了的，中共应赔偿我一家的损失！

但愿历史不再重演，但愿灾难自此结束，希望执政的中共不再折腾老百姓，让我们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HARRI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