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澳中冲突根源是法治与人治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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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堪培拉时报》发表了以《澳中冲突》为题的分析，探讨了近来澳中贸易争端的起因，文章入木三分的指出，澳洲目前正遭遇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讽刺意味的篇章之一，而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正是澳中贸易冲突的根源所在。文章还提醒澳大利亚政府，应该警惕不要把太多的鸡蛋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因为极权的共产主义的内部矛盾，已经埋下了它本身崩溃的种子。

中共政权在绝望中挣扎

文章开始部份就说，中共政权为维持统治在绝望中挣扎，它想要保持对社会的控制，避免骚乱、动荡和不确定性。在毁灭性和充斥暴力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在 1970年代后期转向经济改革。为了避免动乱，民众必须在经济上得到改善。中国领导人认为共产党执政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与文化大革命）时隔不久的 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几乎是这样，但不幸还是发生了。

对前苏联而言，并不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法治与人治之间的斗争，是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所带来的法治和强权在握者掌控的法治之间的斗争。

司法机关腐败无能

文章指出，在过去25年中，中国已经通过了许多法律尊重知识产权与人权，甚至是起诉地方政府的权利。可是麻烦在于，这些法律往往被忽视，司法机关往往腐败无能、未经训练不专业，太多的前警察和国家安全人员坐在司法的位置上。法官由共产党任命，没有独立性可言，因此社会没有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地方官员经常拒绝接受开始法律程序的文件，也没有被纠正。

文章说，虽然公民与公民之间的诉讼已较以前公平，但是说到人们起诉政府，那基本就没有进展。至少是在地方一级（如强迫堕胎、污染、不安全产品、没收土地等）是如此，相反，政府却利用刑事法律任意而为打击民众（如严厉处罚、起诉仅仅是非暴力的持不同政见者等等）。

没有法律保障人们会转向暴力

文章指出，一种观点认为内部改革是可能的，如果你能绕过地方贪官污吏，就能得到高层善良人士主持正义。其他人则认为这不过是儒家向皇帝吁求正义的思想的残留，只有全变才可能带来正义。无论哪种方式，中共高层（很显然，高层有不同的声音）在过去的4年或5年中对法治的抵抗似乎一直有增无减。

中国领导人错误地以为，他们可以将法治应用到公民之间的商业安排，而无需担心国家和公民之间的法治关系。但是，如果对恢复土地和其他形式的少数民众的迫害没有任何法律补救，人们就会转向暴力。

现在有一个模糊的商业法和人权法。如果商人，比如胡士泰，没有任何指控就关起来，甚至长达好几个月，商家将变得更加谨慎。显然澳洲与中国的贸易将继续，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商家会更喜欢与法治国家而不是非法治国家做生意。

如果日本和印度提供与中国相同的价格，他们会选择前者，因为他们的法治提供某种确定性，即使它并不完美。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经济增长的威胁，将殃及中国人民，并引发动荡。

文章说，本周中共喉舌报纸和其他政府支持的报纸质疑，为何澳洲冒然给流亡的维吾尔领袖热比娅签证，中国却没有抵制铁矿石和旅游贸易。一个人治的国家可以随意关闭贸易，但法治国家却不能。 中共领导人越是抵制法治，他们的国家就越不稳定，越不会繁荣。

极权崩溃在即 澳应警惕勿放太多鸡蛋在这个篮子

文章最后提醒，澳大利亚应该警惕勿把太多的鸡蛋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经济条件造成贸易中断是一回事，但是你把自己放到一个非常容易受到任意的政治决定的攻击，而没有任何补救措施的位置上，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与非法治国家的关系必然是反覆无常的，这是本性使然，因为在这些国家统治者的随意而为发挥更大的作用。

马克思错了。他谈到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导致其崩溃，从而预示着共产主义的到来。事实上是极权的共产主义的内部矛盾埋下了它本身崩溃的种子。

文章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苏联，我们也即将看到中国，这些社会注定有两条路。要么采纳法治，实际上就是结束极权的共产主义，或拒绝法治，这种形式的政府将变的不稳定，那么，它的崩溃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让我们期待它更快，更少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