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国学（三） 孔孟儒学

孟之飞

原来在学校草草被“教授”教过一些“儒家”知识，但感觉其言常有牵强；而今偶尔进了中国的儒家网站，稍稍看了一下其中的文章观点，仍是实在不能引以为然，且深感于当今中华大道缺乏，故而将有关于此的一些个人体会与悟解写出来，供世人评点。
人们常把孔孟之道直接对等于世面上的“儒学”，这是不妥的。而今世面上的儒学是被人屡次矫正过了的，而非真正最初从春秋战国流传下来的孔孟儒学，它经历了几大变故，先有汉时董仲舒断章取义，极大扩张了“仁义”之学中自上而下的约束，加强了君权专制的神化；而后有两晋南北朝，社会局势相对动荡，儒学发展只在一种基本的框架下进行，神韵流散；隋唐时期，政府重视宗教对于世人的道德教化意义，儒学仍只有一般读书人作学问之要求；而后五代十国，道德体系崩溃，天下纷乱，于宋之后便有程朱理学，抛弃孔孟之道中爱与民主的精神，提起“纲常”等级，把儒学神圣化以利帝王统治；随后明清大致沿袭宋时思想；再后民国时期，西方“民主”思想进入中华，儒学之中糟粕的东西受到一定程度的洗涤，但优秀的东西亦少有传扬；而后又有马毛邓之徙对它的戕杀、歪曲、误导及片面利用，并深受这一党徙学说之酱染同化，在现今大陆的“儒学”中只是写满了“卑鄙无耻贪婪虚伪”几字。
所以，现实的“儒学”绝不是最初的“孔孟之道”，而是基于各时专制制度而生的畸变种，这是非常另人痛心的事情，我们炎黄后人改过儒学中的畸变扭曲，还原正常初始，重新剔除糟粕，真正全面正常诱导民族的优秀精神，或势在必需。
而最初中国东周时期孔圣人及亚圣孟轲体悟研究流传下来的“孔孟之道”，我仅想于它谈谈个人的皮毛之见，虽为班门弄斧，但期敲砖引玉，以图引出能导引华夏民族正常发展的思想大道来。
孔孟儒学作为初始儒学的核心，首先它是仁义之学，何为“仁义”？仁者爱人，仁是一种有主动意义的爱与真理正义，而“义”人们常与“义气”等联系起来，它指的是一种正义方向上的精神气节。若是有人甘为正义的事情而抛头胪洒热血，人们常会以“义士”一词来褒扬他。孔孟之学，首要内涵即为“仁义”，它要求人们能够“以天下任为己任”，具有一种大责任心，而由此甘愿为符合正义大道的事情去拼搏奉献。
孔孟之学而后强调“礼”，礼在孔孟那里，虽只是一种社交规矩，是普通礼仪的正常理论提升，但由于它可以体现社会中对人尊重的诚意本心，所以圣人对其亦为重视。但是它在后人的扭曲中，“礼”却被强化成为一种强权暴力统治的工具，一切皆要“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视……”，而使它抹杀了不少的正常的人性与灵锐的思绪，所以“过犹不及”，于此亦然。
“仁、义、礼”三范畴构成了孔孟之学的核心主体。其中“仁”为内核，“礼”为表象，“义”为联结二者人之情操。
其次孔孟之学的关注范畴，是人伦社会，对于自然天道，则鲜有提及，它是教人在社会自然中如何“做人”的学问，淳淳善诱，丝丝教化，让人知道在社会中如何做人做事才为适合。在这个过程中它强调社会关系与伦理组织，具有人本的核心。“不事人，焉能事鬼神”，要求个人首先从自己所立身处世的最小社会单位——家庭做起做好，而后实现于大社会。可是无论怎样，这些都是立足于人世中的，并基于人的“品性、操守、能力”而出发，这点上可能与法制规矩之道有着一定冲突，但它又以规矩方圆作为行事的尺寸与约束，强调凡事有“度”。
再次孔孟之道强调凡事有“度”，即为“适宜、适度”，也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这里的“中庸”不是一些人所宣教的“庸常”，而是一种“适度尺寸”，讲究做人行事恰到好处的感觉，认为做得不及不好，“过犹不及”，这是一种事实上的“儒家”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作事多难恰到好处，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常常不是不足，就是过了头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总而言之，达标后“差不多”就行，这便是“中庸之道”。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过”不应当被理解成为“正方向上数量超过中间”的状态，而是适宜尺寸后变得不适宜了，譬如我这走一公里到了菜市场，但我却硬走多到了一里半，这才是真正的“过犹不及”，所以“中庸之道”是一种行事教化，而非量上的中间状态，若是，此“庸”则为“平庸”了。
最后孔孟之道强调民生，流露出对人民百姓的怜爱之情，有着民主与爱的主旨。虽然它强调“尊卑有序”，但要求上下对等，人民应当事君以忠，而君应当对民以仁爱，否则即为“暴君”，这个政权也就失去了统治的合理合法性，人民也就有权推翻它，把它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能翻身，而重新建立亲民爱民政权。这种思想是一种远古思想，它能够关注在下层的人民并体会到他们的力量，在那时候的世上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积极向上公正的最为“民主”的思想，可是至而今的民主自由的时代或可能有些落伍了，因为现在即使君王也被全面真正地还原成“人”，上天生人，自由平等，人民真正构成了政府的基石与决定者，政府（人员）也真正成为因为使用着纳税人的钱财而必得为纳税人做事服务的公众机构，从而使他们自己成为与别人平等的普通公民之一——当然，在一些极个别的地方还有着例外，特权和不公处处流传，贪污腐败成为社会公开的规矩，专制和暴政奴役着人民，但这些在整个人类世界的范围来说终究只是极少数。虽然夫子的这一观点而今因“崇尚等级秩序”显得有些落伍了，但是它于其中的爱心却是永久流传。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哲学理论范畴，有着“道、德、仁、义、礼、智、信、法、度”九大层次，它们各有针对与适应，而不是一些“砖家”所指，单就一两项概念而企图囊括万物。在这其中囊括最广的居于最顶层的概念还是应算为“道”，它把天地鸿蒙皆笼为一体而思辨开来，若要真正全面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则应当从它开始，以“度”收尾，这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整体。而孔孟之学，也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大致居中的组成，在中国应当不算是最高最大的境界，九大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中而后“德”为在天地笼统中于它物的善性；“仁”为主动的爱与真理、正确的东西；“义”为人之品性情操；“礼”为人的社会组织活动的外象与规矩；“智”为知识、见解；“信”为社会组织个体交往中的承诺礼仪；“法”为社会组织整体于个人行为做事的硬性规则； “度”为具体人员作事中的适宜尺寸。
儒学有相似于宗教的地方，但决非宗教，它立足现实，以自身作为道德的自律；而宗教以神为道德的约束，这是二者所截然不能归于一类的原因，而中国大陆的很多学者把儒学认定成为一种“宗教”，大概是听得“儒释道三教同源异流”一句古话便由此牵强出这个观点了，殊不知在这句话中的“教”字，仅指“人群、派系”而己。
中国的社会人文思想，自春秋战国达至巅峰，譬如西方十六七世纪思想启蒙时代一般，而后便是日趋没落，而不能理解成“由奴隶社会发展至今”，那一套度过了时光便是“发展”的等级社会逻辑实在是一堆垃圾！这或可能是由于社会专制下对人的思想钳制造成的吧。


贵州铜仁黑松塘孟之飞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四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