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枭雄—简析中共党魁毛泽东

michaeovich

仇恨和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因而中共自成立起，便不断进行严酷的党外阶级斗争、党内路线斗争和整肃异己，最善于斗争、最残忍无情者获得胜利。在中共的历次党内斗争中，信奉斗争哲学、富于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怀有极其强烈权力欲望的毛泽东成了最大的赢家。自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不仅长期牢牢掌控着政治军事权力，而且还逐渐被共产党塑造成全体党员和全中国人民的活上帝。他既是至尊君王也是至高上帝，中国人民对他山呼万岁，顶礼膜拜，“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充满宗教激情的狂热呼声曾响彻中华大地。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代乱世枭雄。乱世出英雄，马克思主义是制造乱世的思想理论，毛泽东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宗传人。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助，“人民领袖”和“大救星”毛泽东在中国应运而生。

毛泽东能文能武，不仅是军事战略家，革命理论家，革命实践家，还是个诗人。他的诗词《沁园春·雪》颇能体现出他的帝王意向。诗中抒发道：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具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此诗作于1935年底或1936年初，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此前，在江西湖南交界处搞武装割据的共产党中央红军屡遭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围剿，受到重创，只好撤离南方辗转北上，开始了所谓“万里长征”。在民国政府军的围追堵截下，红军伤亡惨重。祸不单行，长征途中中共领导层内部还发生了严酷的权力之争，毛在权力角逐中脱颖而出。在贵州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功地获得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他不仅战胜了自己的政治对手，还领导红军摆脱了追兵，1935年底率部到达陕甘边区，获得喘息休整之机。尽管当时困守一隅的共产党在军事力量上远远不能和国民党相抗衡，毛泽东在诗中仍然表现出必得天下的信心和傲视群雄的气概。

在堪称困境的时局下，毛泽东在诗中预先对自己做了历史定位：自己将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帝王。

后来的历史演进果然印证了他对自己的预言。

的确，靠武力统一中国、开创政治集权专制制度先河的秦始皇，大有作为的汉代武帝，唐宋两代的开国皇帝唐太宗、宋太祖，能征善战的成吉思汗，他们谁也没有走到毛泽东的地步。认同儒家文化的汉武、唐宗、宋祖们，当然都承认自己是奉天命做天子，有责任替天行道。再怎么自豪，他们也不敢自己做上帝，做“天”。毛泽东则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在青春时代就宣告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世界观，他的坚定的斗争哲学信念和无法无天的唯我独尊意识，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理论精髓不谋而合。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他本人就是天，他是天命本身而不是真命天子。

在这一点上，不要说汉武、唐宗、宋祖们不敢望其项背，就是信奉法家思想、践踏仁义道德的秦始皇也无法与他比肩。不信奉儒家文化、不相信天命的铁血君王秦始皇和成吉思汗，在武功上也许不亚于毛泽东，不过，他们真的是“略输文采”，“只识弯弓射大雕”。他们尽管也信奉“弓箭里面出政权”，却生不逢时，没有得到革命导师马克思提供的思想利器，建立不起政教合一的庞大组织共产党，制造不出“战无不胜”的“秦始皇思想”和“成吉思汗思想”，因此，他们能靠武力称霸天下，却不能像毛泽东一样成为人民的精神上帝，更没能像毛泽东一样，除了实施极权暴政、剥夺私有财产，在政治和经济上严密操制民众以外，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他们进行长期的思想洗脑和精神控制，使得全民着魔，彼此相斗，自相残杀，举国癫狂。

在教主毛泽东发动的为期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宗教狂热达到高潮。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李斯的鼓动下活埋了几百个有不同思想的儒生，而毛泽东搞“阳谋”，张弓设网，“引蛇出洞”，一下子整肃了五十多万胆敢对“党”提出异议的知识份子。毛泽东欣赏秦始皇、曹操等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引他们为自己的同调，倡导为他们平反、正名，尊法批儒，不过，他自认为个人的“成就”远远超越了秦始皇，遑论曹操。

毛泽东就是德国疯狂哲学家尼采所呼唤的超人和新价值实践者，“上帝死了”，因此需要超人。毛泽东声称自己“无法无天”，其实，他以自己取代了“天”。他是“天”（人民的活上帝），也是“法”（崇尚并实施仇恨斗争新价值）。崇拜尼采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们，无疑也是尼采所期待的超人，他们崇尚强权暴力，公然藐视民众，自视优越，鄙视“劣等”民族，喜好战争和屠杀。与他们相比，毛泽东则可谓是超人中的超人。在精神实质和政治实践上，共产主义超人毛泽东本与上述法西斯超人们并无二致，但是在理论上，由于幸得德国犹太裔思想导师马克思的启示，毛泽东和共产党学会了用美丽的口号掩饰其残暴本性。“毛主席”和“党”声称代表“人民”，代表“中华民族”，靠枪杆子创立出“新中国”，“解放了”全国人民，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马克思主义声称同情贫困阶层，追求社会正义，要建立人人平等、自由、物质丰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间天国。德国民族曾为希特勒癫狂，视其为民族的象征和希望，但是，德国人似乎还不至于公然把元首希特勒当作了上帝。法西斯失败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法西斯首领成了臭不可闻的屠夫和反人类的罪人，而剥夺了更多生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超人毛泽东则长久感动着中国，感动着西方左派。

“人民领袖”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感召力，他是人民心中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引发出中国民众深切的宗教情感，为他所作的圣歌和赞美诗能使人心潮澎湃，豪情满怀。中国人民“千万颗红心在剧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对中国人民而言，毛泽东就是《圣经·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人们对他顶礼膜拜、言听计从。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的语录——红宝书——成了中国人的圣经。他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组织是牢牢控制中国人民一言一行的庞大教会，各级党政官员则是这个政教合一组织的各级牧师和神职人员。中国人民在他的圣象前早请示、晚汇报、唱颂歌、表忠心。他的喜怒哀乐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生死荣辱，他的思想被中共教会组织灌输到中国每一个人，他的人生观——斗争哲学——
充满着中国人的心灵。“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受到他的鼓舞，千百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人民为了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而奋不顾身。他们一方面为毛皇帝除掉政治隐患，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互相残杀，展开宗教战争，都认为自己才是毛上帝的嫡系正宗。

希特勒只屠杀犹太人和别的国家的人民，多少毛泽东的子民和信徒人因为他而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因他而饱受磨难，生不如死，却如《圣经·旧约》中用独子献燔祭的虔信者亚伯拉罕，对伟大的毛上帝和他的教会组织——“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无怨无悔痴爱终生。教徒们对毛上帝和党一方面心怀恐惧，战战兢兢，一方面则由于长期接受宗教洗脑而生出了扭曲的受虐心态：他们对毛上帝和党衷心拥戴、感恩涕零，深信“党”就是“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离了共产党，国将不国，生灵涂炭。他们忘了，正是毛上帝和党教会使得中国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价值颠倒、善恶不分，全社会撒谎成性，造假成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至今没有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政治自由。

毛泽东不仅使不了解他的民众视之为上帝，甘愿为他肝脑涂地；就是那些熟悉他、与他共事多年的战友和同志们，也大都对他膜拜有加。多年高踞总理之位的周恩来不仅是毛泽东的忠臣，更是毛泽东的信徒。自从在长征途中见证了毛高超的斗争绝技和领导艺术，周恩来便对他心悦诚服，相信毛泽东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的正宗传人。此后，在毛上帝发动的历次政治斗争中，周死心塌地，一味逢迎，至死还在感恩敬拜，赞诵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申辩他绝没有叛变过党，对毛上帝绝无二心。（参见高文谦着《晚年周恩来》）

毛泽东至今仍然主宰和影响着许多中国人的心灵。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魂——斗争哲学和仇恨意识——还在中华大地游荡不散。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控制下的民众，都习惯于不断寻找、发现并仇恨“别有用心”的国际、国内“反华势力”、“颠覆国家份子”、“邪教份子”和“分裂国家份子”，并对他们实施无情斗争。左派们仍在怀念毛泽东时代，追思着“伟大的毛主席”治下的社会“清廉”和他所象征的革命理想主义（宗教情怀）；已步入老境的当年红卫兵小将们依然难忘那些为“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冲锋陷阵、实施革命暴力的激情岁月。

古今中外皆不乏具有毛泽东人格特质的人，正所谓“时势造英雄”，现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其俄国思想追随者和革命实践者列宁、史达林等人，以及中国的激进知识份子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合力造势，给了在人格上神似马克思的毛泽东以横空出世的绝好机会。

其实，毛泽东不仅不是神，而是个大逆不道之人。他幼年即憎恨和反抗自己的父亲，违背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人之“大伦”的孝道；他离经叛道，鄙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儒、释、道所共同承载的善良道德价值，他大革传统主流文化的命，彻底摧毁传统主流文化价值，完成了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加“伟大”的历史“功绩”；他熟读史书，精熟于政治权谋。与曹操一样，他也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之人。他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嗤之以鼻，与中国历史上的反主流文化法家则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致力于树立传统反主流文化法家的权威，为主张暴力强权和政治权术的法家翻案，为历史上的法家代表人物曹操正名，他是专制暴君秦始皇的历史知音和思想同道。

毛泽东是个唯我独尊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早在他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他的人生观已经定型。在读鲍尔生《伦理学原理》时，他批注道：

“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故人恒以利我为主。”

“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义务。此义务为吾精神中自然发生者。”

“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

在价值观念上，毛泽东与卢梭、马克思不谋而合。他厌恶一切束缚和规矩，学生时代的他写下了这些自述心迹的文字：

“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

他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的生活（尤其是他大权在握之时）随心所欲，不是他适应环境，而是要环境适应他，他出行时，天上的航线和地上的铁路运输时刻表要根据他的需要进行调整。与马克思一样，他性喜造反，十分精辟地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在马克思的暮年，一位美国记者问他，人生的最高法则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是：“斗争！”毛泽东同样信奉斗争哲学，声称自己在与天、地、人的斗争中感到“其乐无穷”。

唯我独尊的人格导致毛泽东内心动荡焦虑，终身远离和谐安宁。他的内心常被欲望和猜忌所占据，成了矛盾冲突的战场。在他的心灵上持续地上演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交响乐，交替循环的亢奋和抑郁构成了他的生命的主旋律。斗争和胜利带给他巅峰般的兴奋和快感，随之而来的则是跌入谷底的萎靡和失落。他起居无度，喜怒无常，任情纵欲，严重失眠。

缺乏理性和远离善良道德的人生注定与和平幸福无缘。他不是孝顺的儿子，不是忠实而有爱心的丈夫，不是尽责的父亲。虽然不乏妻子儿女，却少有天伦之乐。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彻底破坏传统道德，使父子相仇，夫妻反目，师生相斗，因为他本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他引秦始皇、曹操为同调，他自己也与他们一样，有才无德，都是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者。

他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至上君王，是中国人民的上帝，亿万人民对他山呼“万岁”，宣誓要“誓死捍卫”他和他的思想，可是他的内心非常孤独惶恐，据他的女友孟锦云回忆，临终前，毛泽东因为孤独而失声痛哭。他缺乏亲情、没有朋友，一切都是政治需要，一切都是权谋和斗争，即使在夫妻关系中也不例外。他担心别人觊觎他的权位，时刻准备发动新的斗争以粉碎新的阴谋。出于恐惧，他出游时往往行踪不定，这个随心所欲的人间上帝，时常惶惶如惊弓之鸟。

他的自我中心人格使得他绝不能自我反省与自我改进，不能向内找，一味向外求。他“解放”了中国，却解放不了自己，战胜不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欲望、猜忌和仇恨。正如明代大儒王阳明所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不懈地制造矛盾，侦探捕获外部世界中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和残酷斗争，却从来不能意识到他真正的敌人就在他的内心。他否定了改善人心的传统道德，不是引导人们通过内心的善良和无私来达到天下大同，而是靠着外在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靠人为强制剥夺人们的私有财产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来实现“破私立公”。他以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来要求子民，自己却欲望熏心、猜忌擅权、极端自私、言行不一。

毛泽东其实是自己内心世界暴君的奴隶，他终生被自己内心的暴君所囚禁。这个暴君猜忌好斗、刚愎自用、冷酷无情、缺乏仁爱、不讲信义，只服从于权力和欲望，使得自由和平与他的生命无缘。他奴役了亿万民众，是因为他自己就处在奴役之中。他享有的随心所欲的“自由”是个假像，他既不自由，更不安宁。他推翻了外在的政权，却对内在的暴君毫无办法，只能任其宰制。内在的暴君促使他实施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政，千千万万的人因为他而饱受蹂躏、被剥夺了生命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一个具有极大权势而又不受约束的暴虐不幸的人，造成了无数人的不幸。毛泽东的人生是个彻底的悲剧，他一生在错误的方向和道路上奋力搏斗、勇猛前行，结果却离真理、和平、自由越来越远。如果真的灵魂不灭的话，不难想像，给亿万人造成了深重的不幸和痛苦，他的灵魂会经历怎样的煎熬才能赎掉他的罪过。

毛泽东幽灵不散，至今仍然被追思和膜拜，这是中国的大不幸。正如自由、民主的德国和意大利绝不应该继续崇拜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要建立宪政、自由、人权、民主的中国，必须破除史无前例的暴君毛泽东是“神”的荒谬神话。

HARRI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