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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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的《论语心得》出了英文版。她以老妪能解的语言讲孔子学说，又以孔子学说教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但她最喜欢的却是庄子。

于丹说：「我喜欢道家，因为道家讲与天地精神往来，尊崇自由。儒家比较入世，要承担责任。」

林语堂说，每一个中国人社会人格上都是儒家，自然人格上则是道家。于丹则认为：「其实人人都有双重人格。工作时，要循规蹈矩，会『儒家』一点；但如果去游山玩水，颐养身心，体会宇宙自然的永恒，那时就是『道家』。所以儒道兼济是人生必然的事。」

　

(PHOTO:PAN MACMILLAN ASIA)

于丹说自己生性不羁，大学时读文学，喜欢诗词，一读《庄子》就非常喜欢，为《逍遥游》等勾勒出的大境界心折。
「庄子说，一棵树，长成一围两围，可作拴牲口的桩子；长成三围四围，可作房子的栋梁；长成五围六围，可作棺材板，都有用处。如果树围之大，要二十人才可以合抱，那么树就『没用』了，而没用正是大用：长得那么大，就是神木，没有人能够砍伐。」她说，这就是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

于丹特别喜欢自由自在，二十来岁就游心于无垠的道家天地。做研究生时，她外号「大公子」，经常穿着破牛仔裤徜徉远山近水，没有人把她当女生。

「我受儒家影响也深，热爱诗歌，特别喜欢李白，但也喜欢杜甫。读李白诗，经常会热泪盈眶。李白那种天真，那种豪迈，对光明以及自由的那种追求，令我感动。杜甫那种忧患意识，那种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那种担当，那种烈士情怀，也令我感动。」

中国人讲天地人合一，其实是以儒家为大地，以道家为天空，要在大地上承担责任，实现自我，然后神游天上，自由生活，超越自我。于丹认为人是要先实现，再超越。实现时，须融进羣体，不能不迁就别人，承担责任；超越时，精神却还是自由飞扬。

「人只做儒家，没有道家，固然品格崇高，但有点可悲，因为责任太重。人只做道家，没有儒家，固然生活潇洒，但有点可耻，因为有责任却不愿承担。儒家经常用一个词，叫忍辱负重，但我喜欢的态度是举重若轻，那就是用道家的态度来做儒家的事。我希望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人不入世、不承担责任，那是逃避，当然不对；但如果以入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就容易流于斤斤计较。」

于丹说她要做的，是文化普及。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就在颠覆中国的传统思想，到文化大革命最为剧烈。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从来没有在一个世纪内经历那么严重的冲击。

「今天，我们的生活坐标在哪里？人必须追寻心灵价值。我做的事，是用最简单的大众传播策略，宣扬合乎时宜的古典智慧，唤醒人心。既然这是大众需要，就必须去做，这是责任。但我不会因为履行责任而失去自我。我的精神境界在道家。」

她说道：「我像一支手机，道家给我充电：充电时可以关机，可以是在夜里；儒家是放电的，白天打电话、通简讯，就释放了。」

由一个女人来解释儒家经典，似乎对两千多年的儒学开了个大玩笑。于丹对这看法有点不以为然：「我只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儒家。男人做学问太严肃，喜欢以研究态度从事学理分析，逐字逐句考证。女人看世界，一切发乎心。我爱诗歌，爱孩子，爱春天的花、冬天的雪，爱夜空的朗月、溪水上的阳光，爱周围一切美好的事物，比如咖啡、美酒、时装。我当然也可以爱孔子。这是很女人的思维。」

她强调：「我不是教授孔子学说，我是教传播的，在电视上讲孔子，只是业余爱好。由于我是女人，不是穿长衫马褂的老先生，可能给人另一种感受。和做儒家研究的人比较，我无疑很浅显，但我以真诚读书，读出一种很女人的心得。」

一九八○年代，于丹在大学读的是沙特、海德格尔、康德、黑格尔等的哲学思想，从近代哲学一直读到古典哲学，接受的都是西方学说，又热爱摇滚。眼界打开后，她却找到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一种方式，实行中西融合。

「中国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开放、九十年代拜金的迷惑，到了这个世纪，我们要用老祖宗的道理解释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大众传媒的力量是空前的。我二十岁上硕士班，读先秦文学诸子百家；三十岁上博士班，学大众传媒。很多人说我学了毫不相干的学科，但我四十岁时，就用大众传媒讲先秦文学。」

二十岁时，于丹要找的是安身立命的文化依据，而这依据必须是牢固的；三十岁时，她觉得独自陶醉书斋里，不为社会做事，好像很可耻，而新闻事业正逐渐从代言变成监察角色，有守望社会安危的预警责任，于是于丹选择了传媒，并以意想不到的形式解释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中，于丹最喜欢林语堂。「他活得特别精彩。一个人要有大器量，就不要拒绝矛盾；冲突多一点，人生的天地会宽阔一点。」于丹指出，林语堂是从漳州龙溪县坂仔村走出来的孩子，父亲是牧师，所以从小信奉基督。他在漳州读中学，然后往上海读圣约翰大学，然后就不信基督了。他父亲很痛心，但林语堂说：我和天地自然之间不再需要第三者了。

「我非常喜欢他的《苏东坡传》开头第一句，他写说：『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林语堂学贯中西，对中国人的心灵了解甚深。他曾言：『恨世而不恨人，恨人是无能的表现。』这个结论透着自豪。若不是大有能耐，你不可能悲天悯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仇恨、怨怼。」

于丹说，她有一年在台北，中午烈日下，她站在林语堂墓碑前，失声痛哭，当时有为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守灵的感觉。周围的人远远看着她。林语堂的墓碑，是钱穆写的，两人约定谁先走，后一个人要为他送别。林语堂的墓静静立在他书房的后院里。死后有朋友相送，林语堂应该安息。

「我哭的时候，想起老舍、曹禺、郭沫若。这些人去世时，在精神世界中，谁来相送？」

中国二十世纪可算是新诸子时代，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思想的璀璨，其实不亚于先秦。看到钱穆写的墓碑，于丹心里感到温暖。

林语堂说：世界上每一个精神自由的人，都是一个历险者。他从无处来，不知道将来会到哪里去。流浪也是一种归宿。选择放逐，表露的是自信。

「从孔子到林语堂，都是我的朋友，离我不远。他们也都可以是你的座上嘉宾，用他们的精神默默成全你的生命。

「我走到泰山顶上，会想起李白说：『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春回大地的时候，我会想到杜甫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秋风起的时候，又会想到杜甫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夜阑人静的时候，我也可能突然想起李商隐说：『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这一切都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于丹说以享受的心情去看文化，也希望把中国文化传递给大众，滋养大众心灵，加强大众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