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甲子回眸】饥饿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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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罪之首

若问，六十年来，中共滔滔万罪中，何为首罪？答曰：大饥荒。

非战、非天、非瘟、非债，三千多万人，活活饿死！恐怕是人类历史上，和平年间，非自然原因，因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政策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人为大饥荒。这一惨剧是如此荒诞酷烈，以至于未曾经历者的不少年轻人，表示过于骇人听闻而难于置信：全国二十分之一的人口竟然因饥饿死于非命，如何可能？

然而，它确实发生了。而且， 证据确凿，亲历者在，无可否认（请见参考文献）。

它的发生，有两个基本背景。

1956年，中共对中国工商业实施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这场迅猛的国有化运动，是凭藉政权力量掀起暴风骤雨。当局通过软硬兼施的方式，以及象征性的所谓“赎买政策”，经由“三部曲”：私营—公私合营—国营，把中国城市中的各种私人企业，变成了直接属于国家所有并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整个经济变成国有制计划经济。这些国有企业就是我们说过的“单位”，其实也就是政权体系的延伸。它们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的细胞，掌管了人们的生老病死，主要是掌握了所有人的饭碗，不服从者不得食。上述一系列举措，使国家吞并了社会，由此，过去的与政权相对独立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国家—社会”二元结构变成了极权式的“党国”垂直一元结构。这是中国基本构型的一次影响巨大的强制性转型。

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控制方面，毛泽东通过1957年“反右”，令全国鸦雀无声，人民噤若寒蝉，造成了一种持续性的恐怖政治气氛，经济专家和其他专才都被斗倒、被流放了，知识份子再也不敢有所批评。中国，就像一辆醉汉驾驭的汽车，只剩下油门，没有了刹车。

于是，1958，在劫难逃。毛泽东挥戈指向经济，一场“大跃进”降临中国！

毛的这场“超英赶美”的狂热经济冒进，是运用他熟悉的军事动员方法，在宣传部们的舆论鼓噪下，把全国六亿五千万人鼓动起来，青壮年被派去大砍树木，大炼钢铁。到1958年十月，全国各地的土“炼钢炉”竟有一百万座！人们砸烂锅盆碗盏，丢进小土窑“炼钢”，“炼”出千万堆废铁。其余的人则被动员起来，敲锣打鼓，去惊吓麻雀，使之累死坠地；青壮年炼钢建路，兴修水库。庄稼熟了，仅剩老弱收割，收割草率无力，粮食烂熟在野......。而地方当局却在此火热气氛驱迫下，不断虚报产量，制定了野心很大的增产目标。中共也以此为依据，要1959年比1958年再增产50%。如此等等….。一时间，神州大地，虚火熊熊。

最为惨烈的悲剧，发生在农村。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为“跑步跨入共产主义”，在农村实施人民公社制，强制粮食高征收，强行公共食堂大锅饭。这是灾难性的政策，相互关联，直指惨剧。

土地财物收归党国所有的人民公社，成为一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历史上的镇、乡、村这三级变成了公社、大队、小队这三级，既是政权机构，又是生产组织，由中共党组织统一领导指挥生产与分配。农民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变成人身依附于这种组织的农奴。在这一情势下，早在公社化之前就已实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导致粮食必须全部交给国家；而在1958年那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谎言竞赛中，统统上交也不够由于浮夸而定下的高指标；这就使上级政府认为原因‘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瞒产’。于是大兴“反瞒产”风，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在维护公共食堂制度的旗帜下，用暴力手段搜索，对农民的住家突然袭击，悉数搜刮他们历年积存的余粮；一旦抄出，立即作为非法私藏的粮食全数充公，有存粮的农民还可能遭受残酷的体罚。经此一劫，农民家中已经空空如也颗粒无藏了。他们对自己种出来的粮食，丧失了任何支配权。

粮食征购量过大是加剧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公共食堂制度则是由饥饿而致死亡的主要桥梁。

在1959年，粮食在地里因青壮年被征召已有不少没有收割起来，致使粮食减产，但该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并整肃彭德怀之后，由于恐惧被指为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分子，举国上下吹牛成风。有些地方粮食产量“被近四倍地虚夸”，使国家征购任务疯狂攀升。各级干部或为了邀功请赏，或是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昧着良心说实现了“更大跃进”。报高产引起高征购和残酷的“反瞒产”，导致更重的搜刮，人为地制造了粮荒。

粮荒出现后，公共食堂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农民悉数被赶到毛泽东式的公共食堂，一日三餐，由集体供饭。饭杓子已不由自己，不归家庭，而归村干部掌握了。这种公共食堂，把各家各户的口粮集中，由公社或生产队统一保管，由公共食堂统一使用。而在当时，是否坚持公共食堂制度，则是考验各级干部政治忠诚度的试金石。在这种压力下，农民不仅丧失了退出人民公社的权利，也丧失了退出公共食堂的权利。而既然声称农民已解决了“吃饭问题”，那么种植自用农产品的自留地就没有保留的必要，家畜家禽无需饲养了，甚至连家中的灶台炊具都不需要了，家庭逐渐在丧失其主要意义，面临解体的前景。于是，中国农民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草——自留地，失去了最后一个安身立命的据点——家庭。公共食堂制度实际上把农民的口粮和蔬菜、副食强制性地集体化了。正如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中所描绘的：一方面是干部利用掌管食堂仓库的特权，获得大吃大喝、贪污、腐败的最大便利；另一方面是农民沦为“农奴”，轻则被罚站、罚饭，重的被处以吊打、穿耳等各种肉刑。食堂这种人们本应该享受肠胃之乐的地方，在许多地方一时间竟成为刑场一样的可怕去处。（1）这种强制性集体农奴化加上公共食堂“吃饭不限量、不要钱”，于是，因为高征收搜刮本来已所剩不多的粮食，在敞开肚子吃饭的高速消耗下，食堂存粮很快告罄。于是，先有“瓜菜代”，而后是“草根、树皮代”，凡能入口者，统统成为果腹之物。尽管如此，上边还在逐级下压催着要粮，不仅口粮没有了，连种子粮、饲料也全部上交了……。实际上在1958年底，饿死人的现象已经出现了。

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大饥荒就是如此来临的。

公共食堂制度下，由于产粮的多少与自己食粮量没有任何关系，因而，农民是不可能有生产积极性的，吓人的增产指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面对这种强制性的“人民公社”及“公共食堂”制度，农民唯一能做的便是极度的消极怠工，这又使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根据199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959年的成灾面积低于1956年和1957年，和1954年相近，自然灾害不构成对农业的严重威胁，但1959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亿7千万吨，较1958年下降了
15%.减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59年的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一方面，公共食堂提前消耗了1958年的秋粮，使青黄不接时期提前在1958年冬至1959
年春这段时期到来，严重影响春耕春播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严重恶化和普遍的怠工，也使得农村经济加速崩溃。所以，1959年夏粮的普遍减产是必然的。饥饿的浓重阴影很快就降临到广袤的中国大地上。

尤为触目惊心的，是毛及其政治体系对那些饿得奄奄一息的农民的残忍。历史上，有让人饿死的，但还没听说过不准逃荒逃难逃死的。然而毛及其手下就做出来了。毛泽东当年的公社干部，实际上是他的狱卒，他们遵循毛的政策，把农民死死封锁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0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饿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2）这种残酷，堪比历史上任何暴君的大规模杀戮。

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完全集体化公有化，就是完全农奴化。私有财产被剥夺以及家庭细胞被毁坏，所有人都只能完全依附于高度集权政治体系之后，一切文明将荡然无存。饿殍遍野的中国大地就是触目惊心的证明。

随着大饥荒的蔓延，经过整整三年时间，农民通过极度的消极怠工和几千万的生命的代价，终于，迫使毛泽东在1961年年中才不得不同意解散“公共食堂”。

但是由于各省各县已经报上去了成倍的高指标，结果，在实际产量下降的同时，政府却继续强迫高额征收粮食，于是，从1959年起，中国各地缺粮愈益严重，出现了空前的人为大饥荒。农村有相当多的人饿死，在有些情况严重的县份，甚至有一半的人口死于非命。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这次大饥荒至少使三千万人丧生。城市人口虽然也挨饿，但毕竟有政府配给的少量粮食，总算是艰难地渡过了这一劫。

毛之罪责

人们要问的是，毛泽东，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政策的创始作俑者和坚持者，对那场骇人听闻的大饥荒，负有怎样的责任？

应当说，在大跃进之初，毛对饥荒并不知情。从目前已公开的资料看，在1958年初至8月，毛似乎并不知道饥饿已经开始。因为当年夏天他确实有著名的一问：粮食多了怎么办？1958年8月4日，毛公开指示说：“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3）接着，他去了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报告说，今年全县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毛泽东高兴地睁大眼睛：“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他把这一“幸福的梦呓”投射到全国。于是，高征收、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一系列稀奇古怪之物，纷纷出笼。

但是，这种县委书记的拍马浮夸带来的泡沫式亢奋没有持续多久，毛的情报系统很快发挥了作用，饥饿的端倪已经开始显露出来，而毛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儿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4）毛已经意识到大的荒谬政策的后果了——饥饿乃至死亡。三天之后，他谈到了“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5）

话虽这样说，毛毕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些心虚了。他已经敏锐的察觉，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自己在中共高层的威望已经大受损害，因而毛准备在庐山会议上不着痕迹地“纠偏”、反左，从而把经济政策悄悄地扳回正常轨道。然而，彭德怀出现了。彭的《意见书》虽然委婉却认真指出了大跃进的问题。1959
年7月16日毛泽东印发《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给会议。当时在庐山的中共高干，。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的占多数。这就极深地刺激并惹怒了毛。在他看来，这是对其权威的挑战，也就是对其权力的威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突然袭击，发动猛烈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在他的帝王式的要挟下，庐山会议就此转向反右，而彭德怀的《意见书》则是其“导火索”。毛坚持要清洗彭德怀，是要表明他对“正确性”的垄断权，任何人不容置喙。为了自己的权威与权力，他坚持恢复祸国殃民的政策，哪管饥民相食，饿殍遍野。

据毛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一九五九年十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一九六0年二月，国务院中共中央派到河南信阳的调查组就已发现，该地饿死的人高达百万。

对大量饿死人现象，毛泽东的反应是硬着头皮顶住，然后指鹿为马，竟敢于谎称饥荒的原因是：“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6）

毛在1960年3月，中国饿死人最严重的时刻，他在杭州会议上还要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在那怨声载道的岁月，毛对自己的名声极其敏感，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发军队的一份档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他采取进攻姿态，大讲阶级斗争，居然正式把饿死大批同胞的大饥荒最后正式归结为子虚乌有的“地主阶级复辟”（7），而广大的地主们，此时正奄奄一息坐以待毙呢。很显然，在毛泽东明明清楚已经饿死人的情势下，他的“硬着头皮顶住”和“指鹿为马”，实际上在蓄意制造死亡。

同时，正如贝克先生在其《饿鬼》一书中指出的：就是在饥饿高峰的“一九六0年，中国当局相继邀请一些国际”友好人士“访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中国政府精心照顾下周游全国。他们访华后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发生饥荒，没有人饿死。……“贝克说：”中国政府严峻而轻蔑地拒绝了一切援助，甚至也拒绝了一些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这正是毛的旨意。在一九六一年饿殍遍野之际，毛竟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中国人不缺粮食，吃得好”（这篇谈话已经解密）（8）。毛竟然如此封锁信息以谎言杜绝国外以粮食援助濒临绝境的饥民。中国人的生命与他的政治虚荣之间孰轻孰重，由此可窥一斑。

这次空前的惨祸，是证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Amartya
Sen）学术结论的一个典型范例。学者森曾把中国的大饥荒死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指出这大大超过了印度40年里所有饥荒加起来的死亡总数。他的结论是：中国如此规模的大饥荒能延续那么长时间，绝不可能是天灾造成的，只会是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原因。回顾世界近代以来的饥荒史可以发现，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未发生过长时期的大饥荒，因为信息自由可以促使政府尽快反应，采取措施。他强调，导致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千万人的根本原因，是错误的政策被延续了三年以上，在此过程中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因为没有议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选举，正是因为缺少了对执政者的制衡，才能使错误政策尽管每年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也仍然强制推行下去。

仔细审阅毛的著作及其讲话，笔者愈益确定地意识到，“大饥荒”实际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脔。饿死如此空前数量的国人，持续达四、五年之久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在其著作中，毛竟然只字不提。他从未公开谈及“大饥荒”的死人问题，其内心之恐惧，忌讳之森严，可见一斑。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一九九八年发表文章，谈到其父刘少奇六二年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当时无言以对。但是他记住了刘的这句话。为这句话，毛就认定，刘少奇必须下台，必须去死。虽然，在后来大饥荒的事实已经无法掩盖后，他不得不暂时退却并在一个中共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把“国家主席”这一位置让给了刘少奇，他自己则只当党的主席，并“退居二线”。由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着手调整左的政策，开始让民众有了一点生产积极性，从而逐步挽救了在悬崖边上的中国经济。但是，这一被迫的退让和调整，又启动了更疯狂深沉的政治复仇欲。这是高度极权体制的宿命。

血的代价，几年后就付出了。

彭德怀、刘少奇等先后试图或实施纠正毛氏殃民政策的人，几年后在文革中遭受骇人听闻的暴行，死于非命。

毛泽东，以自己的狂想，害死三千多万中国人，已经罪不可恕；而他因为要掩饰这一罪行，巩固自己的专断权力，又蓄意延长了该罪恶政策以及饥荒的时间，实质上是谋害了更多的中国人。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蓄谋杀害了另外一些知道真相并意图追究责任的人，彭德怀案、刘少奇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而为了掩饰这一罪行，他又无中生有的号召其党-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而把中国拖入更深的“文革”等大血泊之中。这种杀人灭口的罪孽，这种不惜以千万人身家性命为自己殉葬的暴君行为，其残忍程度超越古今，令人发指！毛以其的环环相扣层层扩展的暴行，跻身于二十世纪暴君斯大林、希特勒之列，与二人并称二十世纪的三大屠夫。他们犯下的，是二十世纪最大的群体灭绝罪。

中国在1958——1962年发生的大饥荒，是主要由毛泽东拍版，以其乌托邦式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祸国殃民政策，所缔造的一个“饥饿皇朝”。这一皇朝所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海内外众多人士多年的努力下，特别是2008年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发表后，各方估算日益接近。其上限是四千万，下限是三千万，大体上已获得基本共识。这一骇人听闻的大饥荒并非源于自然灾害或前苏联逼债，已经为各界所公认。该“饥饿皇朝”是毛泽东及其主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犯下的最为严重的罪行。二十世纪中叶，在地球上陡然矗立长达3-5年之久的那个毛氏“饥饿王朝”，是世界史上非瘟疫、非灾荒、非战争年代惨绝人寰灾祸的巅峰，是人类因虚妄的意识形态及其制度以及最高统治者的权欲和虚荣而导致的最大悲剧。在三千多万被饿死的无辜冤魂的注视下，在越来越多的史料和证据暴露于光天化日的情势下，千年易逝，毛泽东及其政权所犯下的人类和平年代规模最大的残酷罪孽势将永刻青史，世世代代为人类所铭记。

参考文献：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 2008）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2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丁 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 1991）

贾斯柏.贝克：《毛时代大饥荒揭秘》（姜和平译自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by
Jasper Becker， 明镜出版社，2005）

《大饥荒——大跃进：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上、下） 宋永毅 丁抒编 （香港： 田园书屋，2009）

注释：

（1）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2）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p.380

（3）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p.374

（4） 同上p.375

（5） 同上pp.383-384

（6） 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7） 高华：《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

（8） 贾斯柏.贝克：《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姜和平译，纽约明镜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