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审而不决11年（图）

心尘

三联生活周刊：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审而不决11年（图）
2012-12-20 14:19:58　文章来自：《三联生活周刊》
被放出来的杜捷生身上至今留着伤疤，他被带着生锈铁钉的木板打出的伤口，里面还在溃烂
原标题：“福清纪委爆炸案”：审而不决11年
作者：王鸿谅
摄影：于楚众
摘要：纪委爆炸案吴昌龙陈科云福清纪委司法黑幕摘要：一桩命案到底可以审多久？犯罪嫌疑人到底可以羁押多久？“福清纪委爆炸案”目前创下的纪录是11年。这案子2001年进入司法程序，至今没有生效判决，二审开庭之后，再无下文。日复一日，刷新的只是审限纪录，不变的是看守所的冰冷铁窗。无论逝者还是嫌疑人，都没有等来属于他们的正义。司法的现实，就这样一再透支着法律的公信。
命运的多米诺骨牌
如果不是早晨7点30分左右的BP机传呼，吴章雄不会星期天大清早就出现在福清纪委的办公楼里。如果不在那里，或许接下来的8点43分，他就不会成为办公楼邮包炸弹的唯一受害者，终年38岁。
吴章雄是退伍军人，转业后在福清纪委担任小车驾驶员，一晃十几年，随叫随到的出车服务就是他的工作常态。2001年6月24日清晨，传呼响起，吴章雄起床，告诉妻子王惠珠，是单位领导要用车。看着他星期天又没法休息，王惠珠说她有些心疼，倒也没想别的。他们住在纪委家属院，走去办公楼只要几分钟。吴章雄穿着T恤、长裤和褐色塑料拖鞋出了门，身上只带了200元钱，一本内部通讯录和一把车钥匙。然后，再也没能回来。
蹊跷的致命包裹，就放在纪委一楼信访接待室门口的地上，6月24日早上6点到8点，至少还有6个人先后见过，包括纪委干部和清洁工，他们的证言基本一致，包裹用红色邮政布袋装着，差不多30厘米高，袋口张开着，里面放着一个盒子，盒子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方市长”三个字。很不幸，只有吴章雄触碰了这个包裹。他为什么会去单位，为什么会动这个收件人都不存在的邮包，警方至今没有给出答案。事故现场勘查和尸检报告只得出结论说，当他蹲下打开邮包的时候，爆炸装置被触发了。以炸点为中心，5～7米范围内的玻璃都被震碎，吴章雄更不可能有生机，爆炸造成他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当场死亡。
寻常道别成了永诀，王惠珠的天也塌了。她37岁，没文化，没工作，无以为靠。他们的两个儿子，大的13岁，小的才5岁。这只是悲剧的开始。以此为起点，随着“6·24”爆炸案侦破的高歌猛进，原本交集不多的人，命运却被捆绑到了一起。
第一个被专案组选中的“突破口”是吴昌龙，他也是司机，在福清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简称中福公司），负责给经理陈科云开车。2001年7月27 日晚上，这个26岁的年轻人开车去女朋友家的路上，被警察用枪指着头秘密抓捕。在吴昌龙失去自由的第53天，9月18日，警方获得了第一份由他签字画押的有罪供述。以此为拐点，吴昌龙的命运不可逆转地一路向下。警方随后从他这里拿到了更多的有罪供述，时间密集于9月下旬至10月底，细节彼此矛盾，唯有主题恒定，承认爆炸案的主谋是经理陈科云，自己是帮凶。
其实，在吴昌龙的第一份有罪供述前，9月13日，中福公司经理陈科云和妻子谢清已经先后被警察带走。6月23日晚上，这对夫妻的行踪，成为专案组的突破重点。按照警方的推论，炸弹邮包放置到纪委的时间是6月23日20点之后至次日6点之前。谢清的行踪很好查证，她当天出门打麻将，快24点才回家。她回家的时候，陈科云也在家里。出于某些顾虑，夫妻俩最初的叙述，模糊了彼此的具体行踪，笼统地说当晚都在一起。尽管谢清在第二份笔录里，就更正了时间上的偏差，却为时已晚，不管她如何辩解，都被认定为给假口供，做伪证。陈科云这边，等到9月18日吴昌龙的有罪供述出来后，专案组也取得了同样迅猛的进展，从他这里拿到的有罪供述同样集中在9月底和10月，同样是细节矛盾错漏，但主题恒定认罪。
第四个被带走的是杜捷生，吴昌龙的大姐吴华英的前夫，因为离婚事件，他年初就已经与吴昌龙决裂，互不往来。他算是个生意人，家里开着小饭店，还有一辆可以拉货的农用车。9月21日晚上，杜捷生从福州家中的麻将桌上被警察带走，连夜带往福清关押。因为这一天，吴昌龙的有罪供述里，第一次出现了杜捷生的名字。吴昌龙9月18日之后陆续罗列的爆炸物提供者里，警方认定杜捷生嫌疑最大，他用农用车搞运输，曾经在福州桂山石仔场的工地拉货，完全有机会接触炸药和雷管。警方同样拿到了杜捷生的有罪供述，耐人寻味的是，关于具体的爆炸物提供者，他也和吴昌龙一样，先后罗列了不同的名字，首先被选中的是连江人严锦祥，他很幸运，在经受讯问的承受临界点之际，警方突然换了方向，把目光转向了江西人谈敏华。
第五个被带走的自然是谈敏华。10月22日，在桂山石仔场工棚床上看电视的谈敏华被警察带走，由头是查身份证和暂住证。谈敏华父母早亡，跟着哥哥出来在石仔场打工，举目无亲。虽然他与杜捷生只是在工地打过照面，彼此都叫不出具体姓名，虽然警方认定买卖炸药的时间里，他刚好离开福州去老家照顾病重的奶奶。警方依旧从他这里得到了有罪供述，他成为炸药的提供者。
唯一“在逃”的，是杜捷生供述的雷管提供者，四川人王小刚，曾经被杜捷生雇用开车，因为薪酬问题双方翻脸差点动手。最初的供述里，王小刚卖给他的是有导火索的雷管，等到爆炸物的专业技术鉴定出来，品种就改成了与鉴定相符的电雷管。就这样，爆炸发生后6个月，专案组完成了“顺藤摸瓜”。命运的多米诺骨牌，一张张被排好。
专案组的逻辑和手段
2001年底，专案组通过媒体高调宣布了“6·24”爆炸案告破。警方拿到的陈科云、吴昌龙、杜捷生和谈敏华四个人的有罪供述，串起来的案情是报复泄恨。
在这个版本里，作为中福公司一把手的陈科云，被会计陈奋真举报公司财务问题，福清纪委介入审查，6月4日做出结论，对陈科云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陈科云一边申请复议，一边到北京按程序找中纪委递材料申诉，还得到了中纪委的回应，一边却又早在四五月份就蓄谋报复。他找的帮手，就是自己的司机吴昌龙，他因为修车费报账等问题，与陈奋真屡有矛盾。这两个对炸弹一窍不通的人，想到的方法是做个炸弹实施恐吓，不是直接针对陈奋真，而是放去纪委办公楼。于是，吴昌龙找到杜捷生，因为离婚变故早已跟他交恶的前姐夫杜捷生，让他帮忙找雷管和炸药。在这个惊人的计划面前，杜捷生没有退缩，找了他不并认识的谈敏华提供炸药，又找了与他一度闹到翻脸动手的王小刚来提供雷管。拿到原材料之后，吴昌龙和陈科云无师自通，研制了一款需要3年专业经验才能设计出的电雷管炸弹，6月初在吴昌龙老家的东张水库实施了试爆，这个水库有专人承包看管，邻近村落，威力如此巨大的爆炸，却找不到任何物证和人证。如此神秘的试爆之后，他们又做了第二个，然后特意选了6月23日2号台风“飞燕”登陆福清的暴风雨夜，由吴昌龙骑着女式摩托，放到四门敞开，穿堂风过境必然导致雨水四溅的纪委一楼信访办公室门口。
如此百转千回的案情逻辑，警方照单全收。当年12月5日，案件还没有移送到检察院，福清市公安局政治处已经着手给核心办案人员请功，向上呈送了一份专案组主审、福清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重案中队中队长吴承奋的二等功请功报告。这份报告总结，吴承奋等人“冒着酷暑，克服疲劳”，“做了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一遍不行二遍，二遍不行三遍，如此下去”，嫌疑人们这才“不得不低下了头，全面把犯罪事实讲了出来”，“是我局成功查破重特大恶性案件的又一典范”。
这个“典范”的侦破起点，是2001年7月27日夜秘捕吴昌龙。吴昌龙的姐姐吴华英回忆：“当晚以为他跟朋友出去玩了，第二天开始觉得不对劲，公司老板也来找他，说他把车开走没回来。”全家从第二天开始寻人，去派出所报失踪案，亲朋好友分拨去周边的周边山岭搜寻，去当地电视台花钱登寻人广告，一无所获，反而被好几起发现男尸的消息所惊吓。吴华英说：“找到最绝望的时候，我都会想，如果他是出了事被关起来了反而好，至少人是平安的。”一语成谶。

      吴华英（左）和父母只能用在家里贴标语的方式，期待弟弟吴昌龙早日回家

9月初家人才得到消息，说在福清戒毒所门外看到一辆车，很像吴昌龙失踪前开的公司的车。吴华英赶紧去了戒毒所，“在大门外面看到那辆车，车牌不同，车轮上有新鲜的泥土痕迹”，查看了一圈后，吴华英确认，“就是我弟弟开的车，中福公司买的那款墨绿色的马自达，当时全福清只有3辆，车里的配饰还是我陪弟弟买的，样子没变，我认得”。这辆马自达，差点成为6月23日晚上的作案工具。在吴昌龙最初的有罪供述里，他都是开着这辆车去雨夜送炸弹的。而事实是，这辆车当时刚好送去维修了，因为它是原装进口，配件特殊。车修好后，费用并没有结算。等到陈科云夫妇被抓，修车公司才听到消息，赶紧去中福公司收账，汽车的嫌疑就这样无厘头地被洗刷了，取而代之的，是陈科云家的一辆女式摩托车。而这辆莫名其妙被换了车牌的马自达，虽然再无嫌疑，归属却也与中福公司无关了。
吴华英和家人先松了一口气，“人是平安的”，然后才是新的疑问：“为什么？”起初吴华英并不焦虑，她还安慰父母说，“相信弟弟不会做坏事，警察要查就查，查完了他们就会放人的，不要担心”。直到听到杜捷生被抓的消息，吴华英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弟弟支持我离婚，跟杜捷生早就翻脸不往来了，如果现在连杜捷生都牵扯进来，他肯定已经被逼到绝境了。”杜捷生觉得，是吴华英的犹豫错过了请律师的最好时机：“9月初就跟她说，赶快找律师、找律师，她不信，结果害得我也被抓了进去。”
在看守所关了7年，2008年才以“取保候审”被放出来的杜捷生，心里难免还是有气，嗓门也就高起来。“怎么能不恨，没有的事情，他吴昌龙干什么要咬我！”“我跟吴华英结婚都10年了，如果他不鼓动吴华英去日本，我们夫妻就不会吵架，就不会离婚。如果我还是他姐夫，他跟姐姐感情那么好，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来冤枉我。”吴华英能够理解前夫的怒气，“他确实也被整得很惨”，只是她对于离婚的观点和杜捷生完全不同：“是因为他喜欢赌博，我不能忍受，跟我弟弟没关系。”杜捷生的怒气是一阵的，骂完一阵，声音也平复正常：“那些警察下手太狠了，他们想出来的那些折磨人的办法，真的是比电视上演的还要可怕。”“手上包着毛巾再戴手铐，脚上戴脚镣，然后把手铐挂在钩子上把人吊起来，脚镣上绑着绳子往下拉，吊到整个手充血发紫，皮肉开裂，放下来一会，再继续吊。晕过去就用冷水泼。”“打到生理失禁也没有衣服换，我进去的100多天，穿的是同一套衣服，看守所的人看不下去，会打来一桶水，打开手铐让我洗一洗。”
杜捷生身上至今留着伤疤，臀部被带着生锈铁钉的木板打出的伤口，里面还在溃烂。吴华英很清楚地记得2002年11月28日，这案子一审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四个男的，跟警察质证的时候，都激动得捋起衣袖，每个人身上的伤痕都清清楚楚”。“警察装作看不见，自己说不存在刑讯逼供，没有打人。”“公诉人和法官保持沉默”。
有罪与无罪
当案件从公安局移送到检察院，就从“典范”变成了被屡次“退卷补侦”。尽管吴承奋的请功报告后来被退了回去，尽管福州市检察院2002年初曾经两次退卷，列出了案子里的五大疑点，要求福清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案件的进程还是不可阻挡。在案卷材料并没有本质突破的情况下，2002年7月25日，福州市检察院还是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陈科云、吴昌龙、杜捷生、谈敏华和谢清五人同案，涉嫌的罪名有三类，陈和吴是爆炸罪、杜和谈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谢清是伪证罪。
律师马义良始终记得第一次会见吴昌龙的那十几分钟：“和我想象中太不一样了，我去会见他是2001年11月14日，已经是冬天，他还穿着短袖，整个人脸色发青。我按照程序跟他交代相关事项，要他实事求是讲真话。他一开口，声音就很哽咽，话都说不出来。专案组的吴承奋和另一个警察一左一右站在两边。吴昌龙给我出示他的伤痕，清晰可见，吴承奋就马上过来制止，不让他再说话。”接着，吴承奋强行关掉了马义良的录音笔。吴华英在会见室外面，都听到了马义良的愤怒斥责。再回忆起来，今年77岁高龄的马义良说：“这次会面，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案子肯定有猫腻。”
吴华英一开始找的律师是陈晖，他几次申请会见吴昌龙，都被警方挡了回来，陈晖无奈之下，才来找马义良。马义良的经历比较特别，他是“文革”前的法科学生，1961年从华东政法大学毕业，却分配到了新闻单位，响应号召从上海支援内地到了福建，在《福建日报》从专跑政法口的记者到总编退休，在新闻岗位整整干了36年。退休之后，才回归他的科班本行，做起了律师。他性格耿直，说话直接，也有一定的政法人脉。在他的几番争取下，才有了11月14日的会见。可是11月底陈晖再去会见，又被拒绝了，这次马义良去争取也没用，就是不让见。再次能够会见，“是过完年案子到了检察院手里之后”。马义良曾经很乐观：“这案子的证据摆在那里”，“根本没有完整的证据链，有罪无罪很清楚，所以最开始我们都估计没有那么严重，觉得案子很快就能了结，人很快就能放出来，没想到，一拖就是这么多年”。
律师林洪楠和杨智敏也曾经很乐观。林洪楠今年75岁，也是“文革”前的法律科班生，1962年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分配到了公安部门，在西藏山南地区待了20年。1981年回到福州公安局，1992年从公安局预审处处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开始做律师。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他的耿直也没有变，他接了许多难啃的法律援助案件，各种招呼打上门来，因为内心敞亮不为生财，他也无所顾忌。老林做案子的强项，是“善于从公安的角度来思考”，取证意识和能力非常强。比如关于吴昌龙有罪供述里的东张水库试爆，公安在调查材料里说，因为吴昌龙去指认现场时，水库水位较高，所以调取不了爆炸痕迹和证据。而老林想到了去调取水文资料，证明公安认定的试爆时间水位才比较高，指认现场时的水位反而比较低，公安的说法站不住脚。
今年76岁的杨智敏是转业军人，60年代初就到了福建省检察院，1994年以正处级检察员的身份提前退休，原因是“看不下去司法现状”。他原来的计划是趁着省里搞“菜篮子”工程做牛羊养殖，地方找好了，资金也拉到了，最后还是因为各种原因放弃，重操旧业，到律所做起了特邀律师。按照当时的政策，退休的公检法人员，不用考律师证，可以用特邀律师的方式执业。老杨没有愁过案源，他笑说：“因为我敢说，所以案源很多。”福清纪委爆炸案庭审的时候，在法庭上跟公诉人针锋相对的最激烈的“炮筒子”就是杨智敏。这也成为他律师生涯中的最后一个案子，2004年底一审下判之后，杨智敏不得不退出这个案子，因为他再拿不到律师执业证了。
正因为经验丰富，林洪楠跟杨智敏2002年初在会见陈科云的时候，带上了相机，在会见室没有警察的时候，拍下了陈科云身上仍然是紫红色的伤痕。他们把证据递交给了检察院、法院等相关机构，要求给陈科云做伤情鉴定，证明刑讯逼供真实存在，可是没有任何回应。陈科云自己在看守所里也不停地写着关于伤情鉴定的申请，今年已经申请了800余次，依旧石沉大海，无人回应。
从一审到二审，福清纪委爆炸案开过很多次庭，每次每个被告的家属都“只有两张旁听证”，吴华英说，“进去前要查几次，必须核对申请时登记的身份证，也不让家属们坐在一起”。2002年11月28日一审第一次开庭，而一审下判却拖到了2004年12月1日。一审判决，5名被告都是罪名成立，陈科云和吴昌龙被判处死缓，杜捷生和谈敏华是有期徒刑10年，谢清是3年。所有的被告全部当庭喊冤、上诉。2005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福建高院将此案发回重审，裁定书的原文是：“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在爆炸物的来源、种类及爆炸装置的制作、运送等方面，被告人的供述前后不一，各被告人供述之间，以及供述与查获的物证之间也存在诸多矛盾，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
2006年6月1日，福州中院一审重审开庭，没有任何新证据，公诉书的措辞连一个字也没有变。这次审得比较快，4个月后的10月10日再次下判，5 名被告的罪名不变，只是量刑稍有变化，杜捷生减为7年，谈敏华6年，谢清2年。但陈科云和吴昌龙还是死缓。被告依旧上诉。吴华英怎么也想不到，日夜盼望的二审开庭，却是4年之后，2011年4月26日。然后，又没了下文。马上2012年也要翻过去了，福建省高院方面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希望与绝望
唯一相对幸运的是王小刚，他2003年意外归案，在其他5名嫌疑人的一审有罪判决下达9天之后的深夜，他的案子也了结了，结果是无罪释放。法官深夜到看守所宣判，给了他路费，让他赶快离开。收到消息的吴华英、马义良和陈科云的哥哥陈科斌一起，赶到福州见到了王小刚。他始终没有做过有罪供述，他告诉办案警察，自己有心脏病，打了会出问题。更凑巧的是，同一时段，负责专案组的时任福清市公安局局长林孜因为涉黑入狱。
既然王小刚无罪，就意味着爆炸案的整个证据链断裂，这曾经给了所有人莫大的希望，可结果还是一样。一拖11年，除了陈科云和吴昌龙，其他3名被告都在看守所里待满了各自的刑期，以“取保候审”的方式被释放。依旧还关在看守所里的吴昌龙已经38岁，陈科云60岁。吴昌龙每个月都会给家里写信，早期是信封信纸，2003年之后，全部是明信片。头几年，他还是信心满满地写，他相信法律，相信自己很快就会重获清白，慢慢的，他不再写这些，只重复地写请家人保重身体，不要担心他，不要再为他奔走。他总是在道歉，觉得自己拖累了家人，对不起姐姐，为了他，每个人都被拖进了苦海。
吴华英跟杜捷生离婚后，带着女儿回了福清，开了一家服装店，憧憬着未来的小资人生。2001年底，她卖掉了服装店，此后生活的全部就是为弟弟讨回清白。她没念过太多书，也没有出去闯荡见过太多世面，离婚的时候还要靠弟弟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她也不知道，自己突然迸发的勇气和力量来自哪里。
一开始，被告家属们都有坚定的“青天情结”，他们深信，只要能够把家人的冤屈传递到高层领导那里，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2005年之前，家属们在福建省委省政府门口拉过横幅，拦过25次高层领导的车。被视为带头人的吴华英被拘留过3次，每次15天。吴华英并没有因此被吓倒，她还总结出了变化：“2005年8月8日福州公交车爆炸案之前，省委门口没有那么多监控和安保，我们只要愿意守着等，都能拦到大领导的车，他们也都会下车，接下我们的材料。之后就不可能了，只要在附近站久一会，就会被赶走。”
这就逼着他们只能往外走，去北京。吴华英觉得，2008年奥运会之前，进京上访多少还是有些希望，虽然要大清早起来排队等号，还是能把材料递进国家信访局、最高检、最高法这三家机构，自己去自己回，不至于被遣送。从奥运会那年开始，截访就进入了标准化流程：“这个门把材料递进去，那个门就被统一带走关到久敬庄，然后各驻京办的人来领人，交给各自有联系的黑保安公司，由黑保安公司用车分批统一送回原籍，户口所在地的镇政府人员拿着钱在高速路口等，一手交钱一手接人，根据一车的人员多少，一万多元到几万元不等。”
当二审进入漫长停滞时，吴华英和陈科云的家人一度陷入了同样的绝望。“我们相信法律，法律走不通，相信青天，上访根本也没有用。”吴华英找到的出路是网络，她觉得新的传播方式能够带来更大的影响和新的希望，她学会了翻墙，写博客，上推特，结果却被牵扯进“福建三网民案”，被判了1年。加上2011年 3月到北京递材料再次被拘留，她自嘲已经是“五进宫”的老访民。这些没有击倒她，反而让她更相信网络的力量。“最绝望的时候，每天睁开眼看着电脑，看到陌生人给我的鼓励，我就有了力量。”吴华英觉得，自己这11年的收获，就是看清楚了司法运转的现实。“以前我也对法官有脾气，现在我不恨法官，他们也做不了主，公安局、检察院、政法委，哪一家都比他们权力大，我们不是要求法外开恩，只要求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依法判案。”

陈科云这边，他的家人还是不肯放弃“青天情结”。谢清和儿子按照正常程序，每个月都会去信访、人大、法院各个单位递交材料。谢清总是回想起丈夫以前还在福清市人大办公室工作的时候，“他退伍回来，在‘人大’待了十几年，一直做到办公室主任，有时候也要处理上访事情，看到那些实在可怜的人，都会自己掏钱给他们作回家的路费”。现在，上访的换成了自己一家。她觉得实在讽刺。今年初，谢清连续几个月没有收到陈科云的信，请律师去看守所会见，才知道3月份陈科云因为鼻出血不止，连续转院，被送到省级医院治疗，可是家属没有收到任何消息。这让她惊惧而绝望：“看守所里的情况我知道，人就这样管着，就算我们能等到清白，可是人没了，怎么办？”
作为受害者家属王惠珠，2011年开始，突然也成了上访者，她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实名控告信，告的不是5名被告，而是纪委干部。她说真凶另有其人，就是11年前的早上给吴章雄打传呼的人，她要求公安重新调查，给她丈夫一个公道，也要求纪委给他儿子安排工作，给他们母子一个交代。只不过，与吴华英、谢清他们的上访一样，王惠珠的奔走，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文章来自：《三联生活周刊》 http://www.lifeweek.com.cn/2012/1220/39484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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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华英（左）和父母只能用在家里贴标语的方式，期待弟弟吴昌龙早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