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培刚：中共是这样窃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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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长达8年的对日抗战终于结束，然而在这之后中国的和平并没有到来，由于共军在抗战期间采“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之战略，由初期的数万人的小规模部队发展抗战胜利后已至百万大军；另一方面国军却在抗战中付出了200多名将领及300余万士官兵的伤亡。

在此消彼长的状况下共军于抗战结束后立即对国军发动总攻击，随后在4年期间中国又付出了近千万条人命的牺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牺牲换不但换来了世界的和平，更改变了自满清以来的积弱不振，但是这场战争，换来了什么？

真的如同世人所说的这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本文所介绍的是这场战争中造成最多百姓伤亡的“长春围困战”

一、战前形势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苏俄眼见日本即将战败，遂于8月8日向日本宣战以坐收渔人之利，一周内已占领东北。日本60万关东军悉为俘虏，之后苏俄将关东军的装备全数移交共军，至此共军不论是在人员与武器上都以具备与国军分庭抗礼之能力，之后共军开始占领东北各省，全力阻止国军之战后接收。

1946年5月国军开始向东北发动攻势，以孙立人将军所率领的新一军为首对共军展开扇形攻势，一路所向披靡，6月5日已经抵达哈尔滨，就在共军即将被歼灭时，共产党扇动美国居中调停，因此获得喘息机会，之后中共特务刘斐中将以离间之记将孙立人将军调离东北，自此共军开始了夺取东北的作战计划，围困长春之役也因此拉开序幕。

二、冠盖全国

长春城在日军占领期间就不断的在市郊挖掘壕沟、坑道，并构筑许多永久性工事，各主要街道宽度都在60米以上，可以充分发挥火力，城中心的大型建筑大都以花岗岩建造，一班的炮弹无法造成重大损伤，在国军进入后又添筑了许多设施，因此长春的防务有冠盖全国之称。

1948年春，共军东北野战军司令林彪开始计划攻打长春，5月底第1、6纵队发起攻击，然而效果不彰，遂成立党政军民联合围成斗争委员会，由第1兵团司令萧劲光任指挥官进行围城作战，拟订了战略计划：

(一)以营级为单位接近长春周围及近郊，堵塞一切大小通道

(二)以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控制适当预备队击退出击之敌

(四)严禁燃料及粮食进入敌区

(五)严禁老百姓出城

(六)两个月来几个独立师围困长春成绩不大，未看作是重要任务，应立即修正，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于是自6月22日开始由6个独立师及12纵队开始实施围城，6月28日在围成政工会议上再次强调必须断绝一切生活物资进入长春，并且要将老百姓饥饿贫困的罪过归到敌军及敌政府上，扩大敌军与群众的矛盾，孤立敌人。

三、固守长春、断食绝粮

当时长春的人口约50万，在加上10万的守城部队，这几十万张嘴巴就成了指挥官郑洞国将军的最大负担，长春城每天正常的耗粮不下10万斤，需要40架次的飞机空投才能满足，但是实际上每天顶多只有10次的空投，天后不佳时甚至一次也没有，然而空投机一到共军就立刻开火，因此也不敢低飞，常在高空投掷，而珍贵的粮食也就时常飘至城外，长春绝粮的情况也日渐危急。

郑洞国将军的战略方针是“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再加上长春城“冠盖全国”的防务，希望能苦撑待变，然而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长春内的军民不是不吃五谷的神仙，长春冠盖全国的工事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

6月起每人每天还有1斤5两的高梁、大豆可吃，7月时减至9两、8月初除了少部分的部队能每天吃一次米外，其余的部队已开始发粮代金，而这些钱只够每人买一条黄瓜，9月中部队开始吃糠胚、豆粉、酒糟，官兵们夜盲、腹胀、浮肿的状况层出不穷；10月官兵开始杀战马，杀光了改杀狗、抓猫、抓老鼠、打鸟、一切可送进嘴里的都成了捕杀的对象。

在共军围城之初，长春市长号召全民协助国军守城，喊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的口号，所以不许百姓出城，但郑洞国将军见共军围城之势已成便开始疏散居民出城，他打开城南与城西的路口让百姓出城逃生。

四、人间地狱

郑洞国将军开城的举动早在共军的计算之内，共军早已拟定决不让百姓出城的计划，围困长春三个月后华东野战军司令林彪向毛泽东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

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这林彪所说的“卡空”可为之人间炼狱，不断的有人饿死，活着的人也无力收尸，这种景象对于大部分是农民组成的共军士官兵产生了极大的动摇，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响应共产党“穷人翻身”的口号而加入共军，然而此时却因上级的命令而要逼死无辜的百姓，见于军对中不满的情绪日益扩张。

林彪于9月9日进一步向毛泽东报告：“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林彪也建议“酌量”放出难民，但是遭到毛泽东否决。

因此在这种情势下，长春城至此成了“白骨之城”…名符其实的人间炼狱，在著名作家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中清楚的记载了许多当时幸运活下来的人们回忆：

朝阳区东朝阳路九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说：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什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像个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个挂钟，还“嘀滴答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往后再往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刘悌老人说：“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五、突围

10月初长春指挥官郑洞国将军决意发动突围，他指挥新三十八师等两个师，攻击长春以西的大房身机场方向的独立第6师阵地，然而由于共军早已部下坚固的防御工事在加上国军官兵饥饿太久，体力不继，因此连续打了几天也只前进几里，根本连机场也无法接近，此时的部队已无战力可言只能撤退，到了10月16日郑洞国决议再作2次突围然而60军军长曾泽生率所部3个师2万6千余人投降，使得另一部守军新7军不得不投降。

此时郑洞国将军仍不肯气馁，亲率2个营亲守中央大楼，到了21日凌晨忽杀声四起，郑洞国将军以为大限将至，遂欲举枪自尽，然而却发现手枪已被卫士藏起，最后遭涌入之共军捉住，长春城失陷，围困长春之役结束。

六、“解放长春、兵不血刃”

在这场“兵不血刃”的战役中，让长春这个东北的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成了一座死城，50万长春平民的肚皮成了共军破城的得力助手，当时全长春城有1/3的房屋完全遭到破坏，原本充满绿意的街道已成了一片死寂(树木已被当成食物啃食殆尽)，50万市民剩不到17万人，在长春围困战结束后，熟人见面实的寒暄由：你吃饭了吗？变成了你家剩几口人？

日后在共军的战史及将领回忆录中对这场战役往往都是避而不谈，而是称：“长春的和平解放开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长围久困，兵不血刃解放大城市的先例”或是改称为：“国民党不人道的杀民政策”，或是描写共产党是多么用心的接济出城的灾民，以及难民们是多么的感谢共产党。

至于那些逃出城的群众是因为谁的阻止而出不了城，而终至饿死；或遭共军打骂捆绑以至于开枪射杀而死，则成了中共的文字禁忌。

直至今日这场长春围困战在中共的战史中仍是“光荣的解放战争”与“兵不血刃”的经典之战！

人物小档案


孙立人上将

（1900年12月8日～1990年11月19日），字抚民，出生于安徽舒城县，抗战时期以一千左右的兵力，击退10倍于己的日军，救出近10倍于己的英军，缔造“仁安羌大捷”被称为“东方隆美尔”、“丛林之狐”，

而被打败的日军尊称他为“军神”，与麦克阿瑟、巴顿、隆美尔并列，新一军也被誉为“天下第一军”。孙立人将军于东北战场时与共军多次交手，将共军逼至哈尔滨以北，几乎败亡，时共军对于孙立人领导的新一军曾经流传这样一句话：“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兵”，可见对其之畏惧。


共军元帅—林彪

（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字阳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1946年6月任共军东北野战军总司令，指挥辽沈战役，攻占东北全境，1949年中共建政后，以养病为名长期赋闲在家；文化大革命时期，拥立毛泽东与江青，斗等了许多老干部，之后深得毛泽东信赖，钦定为其接班人。1970年在于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毛泽东发生意见冲突，自此逐渐开始决裂，之后疑似密谋军事政变，并企图暗杀毛泽东，然而因事迹败露遂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与家人坐飞机出走，最后飞机坠毁于蒙古首府温都尔汗，机上人员全部身亡，年64岁。


郑洞国将军

(1903年1月13日－1991年1月27日)，字桂庭，中国湖南石门县人，黄埔军校一期生，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战争，抗战初期率部在台儿庄大捷中立功，因功升任为第98军军长。1948年5月郑洞国任长春守军总司令，在长春围困战遭数十万共军持续数月，最后因弹尽援绝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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