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突然从批左变为批右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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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36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怎样违心地跟随毛泽东，突然从批左变为批右。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上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虽然周恩来只是想对毛的文化大革命做一些小的调整，但是当毛泽东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文革派大将表示：不赞成批判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

自命为是"主席一条狗"的江青在拱倒林彪之后，自以为立了大功，见周反而坐收渔翁之利，内心忿忿不平。特别是见周奉命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妨碍她问鼎最高权力的绊脚石，因而必欲将其扳倒而后快。

现在既然毛泽东已经有了这个意思，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岂有不大干之理？于是，围绕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很快便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

双方的攻防较量最初是围绕一九七二年"十一"社论而展开的。这年九月间，周恩来为了推动批判极左思潮，布置"两报一刊"十一"社论起草小组要加进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起草社论的执笔人吴冷西在社论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一句话。尽管其中的提法写得很谨慎，批左和批右兼顾，而且还把批右放在前面，但是，张春桥、姚文元由于毛泽东已经向他们交了底，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两次勾去了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不仅如此，张、姚二人在此之前还根据毛的意图，向人民日报社吹风打招呼，强调批左不要过头，公开和周恩来唱对台戏。

张春桥、姚文元在"十一"社论问题上异平寻常的强硬态度，令周恩来感到来者不善，知道背后肯定大有名堂。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僵，狡猾的周氏随即采取了模糊的做法，在最后审定"十一"社论稿时，把"批判极左思潮"这方面的内容改头换面写入社论，诸如"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等等。

但是，在毛泽东幕后指使下，在政治上批左还是反右的交锋已经势所难免，周恩来即使再擅长妥协应付之道，也还是无法息事宁人，阻止江青一干人奉旨展开的反扑。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双方之间的交锋愈演愈烈。先是《光明日报》在十月初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当面交代而写的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已经得到毛交底的张春桥明知这是代表了周的意见，却布置手下的人调查该文的"出笼背景"，并一语道破天机，称："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
上海《文汇报》随即展开了对周文的批判。

接着，《人民日报》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专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该报理论部王若水等人根据周恩来几次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而组织黑龙江省写作组等撰写的。文章一出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江青等人对此大为光火，原因在于这几篇批左的文章词锋犀利，切中要害，而且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的后院着了火-一《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竟然被周恩来挖了墙角，公开和他们唱起反调来。

为此，江青一干人轮番上阵，气势汹汹地对人民日报社大兴问罪之师。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口咬定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的抬头"。江青更是指桑骂槐，借批该报社之机，点出背后有人"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人民日报社被责令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

周恩来尽管对此很窝火，但由于投鼠忌器的缘故，不便和他们公开冲突，而是捺着性子与之周旋。以至于在这期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一向表面上彬彬有礼的周氏竟然为了自己的鸡蛋炒饭没有放盐这样的区区小事，当众发脾气，对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拍了桌子。

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联部和外交部关于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江青等人抓住该报告中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大加责难。

周恩来在随后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妥协让步，同意删掉中联部和外交部报告中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句，但仍设法把毛泽东近年来有关反对大国主义等含有批左内容的批示和他本人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纪要列为会议学习文件，以便在实际上继续保持会议批左的基调。对此，江青等人虽心有不甘，但已经失去了大闹的由头，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暂时作罢。

然而，就在几天之后，毛泽东出面介入了双方的争执。不过，这一回并不是因为江青等人搬救兵，而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中共领导层内部在批林的侧重点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明白点出：周恩来主张要"批透极左思潮"，而张春桥、姚文元则强调"不要批'左'批过了头"，以及在批极左的问题上，上海《文汇报》己经不止一次地把矛头对着《人民日报》了，"情况似乎有点像批《海瑞罢官》的时期"。

王若水写这封信的本意是想为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主张摇旗呐喊，同时对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责令在人民日报内部大反"右倾回潮"表示不满，希望毛泽东给予支持。但此举却适得其反，在政治上帮了倒忙。一直在幕后观战的毛这时已经看出姜还是老的辣，张、姚等人贯彻他的意图虽然很卖力，却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而且批左的主张在党内大有市场。如果他本人不亲自出马的话，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的，而拖延下去的话，只会让周恩来浑水摸鱼，做更多的手脚。

为此，毛泽东诀计利用王若水的来信展开回击，彻底封杀党内批极左的声音。他随即把江青找来，进行交代布置，让她传话给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提议"解决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问题。

毛泽东故意不明确表态支持哪一种意见，借以观察周恩来的态度。但是，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早已从毛亲自介入这件事的本身和方式上意识到山雨欲来，毛准备收紧批左的空间。很显然，批左与文革本身有不少抵牾之处，即便是再小心翼翼地在两者之间走钢丝，也还是会难免触到毛的心病。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立即采取顺守之道，在批左的问题上全线退却，并刻意降低姿态，设法为自己转圜。当江青提出先在内部"统一认识"的建议后，周随即附和，表示同意。

周恩来这种不战自退的作法，使得江青等人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无法按照预先的计划，与周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眼见在事关文革命运的关键问题上，党内文革派发动的几次反击都被周恩来的太极软功所化解，作为后台老板的毛泽东心里着急上火，不愿让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决心施展他的淫威。十二月十七日，在政治局开会后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找来，名为"谈话"，实际上是让两种意见对簿公堂。

但是，由于周恩来早已不再吭声，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泽东的面前造次，因此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独角戏。根据张、姚二人整理的谈话记录，毛在这次谈话中围绕国内形势和批林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点出"批极左，还是反右"的问题，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并断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整篇谈话的矛头，很明显是冲着周恩来提出的"要批透极左思潮"而来的，不过还是给周本人留了点面子，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已经对周高抬贵手，不再找他算账了，实际上，毛在这次谈话中已经暗露杀机，在海阔天空的漫谈中，放出"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这样的话来。这句似乎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所隐藏的真实含义很快便显露出来。仅仅半年之后，周恩来便厄运临头，而事情恰恰是从毛向周所主管的外交工作开刀而起的。

毛不明下白地甩出来那句"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的话。久经中共党内斗争的周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题发作，藏头露尾地警告他。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和毛批林彪、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欺骗大多数中央委员时的说法一模一样。不过，周恩来毕竟是个善于在政治上随风转舵的老手，既然毛泽东已经明确表了态，他就赶紧跟着转，在批左的问题上偃旗息鼓，转而贯彻落实毛批右的指示。

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召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成员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批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精神，谈话中，周与文革派一干人大张挞伐的态度有所不同，承认他本人八月间在外交系统的讲话"有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同时也为自己作了辩解，说："极左思潮要批透，我是讲外交，还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讲林彪整个的路线。"
王若水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当时这样的一幕：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可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

就这样，一心要在政治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凭借他的威权，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试图对文革调整的努力。国内的形势随之逆转。按照毛所定下的调子，一九七三年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元旦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忌，而反右则在报刊宣传中连篇累牍，不绝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