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被中共杀害的东北矿业专家张莘夫先生

夸父追月

今天是中国著名地质学家、东北矿业专家张莘夫先生，前去东北和苏联交涉接受日伪抚顺煤矿被害66周年忌日。

张莘夫（1898年—1946年1月16日），原名张春恩，中国著名地质学家、东北矿业专家，1946年在东北被中共杀害。

1898年，张莘夫出生于吉林德惠县（今九台县六台村）。张莘夫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进入密西根工科大学改学矿冶，毕业后获地质学博士学位，1929年张莘夫回国后，出任吉林省穆棱煤矿（今属黑龙江省）矿长兼总工程师，使俄国撤离后已经停产的穆棱煤矿恢复了生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莘夫流亡关内，历任河北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河南焦作煤矿总工程师、甘肃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等职。抗战期间，张莘夫担任国家汞、锡、钨金属管理处处长，主持这几种战略性稀有金属的生产。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1946年1月初，由于抚顺煤矿产量下降，中苏共同经营的中长铁路出现供煤不足，担任此路中方理事长兼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张嘉敖和时任该路苏方理事长的加尔金商定，由中方派张莘夫前往抚顺，整理并接收煤矿以接济东北的铁路商运。

1月14日，张莘夫带领技术人员和中长铁路路警15人，乘坐苏军专车到达抚顺。下车后即被苏军安排到抚顺煤矿事务所居住，由苏军4人站岗监视。次日，随行路警枪支被缴去，所有接收人员失去人身自由。

1月16日晚8时，苏军有关人员会同当地警察来到抚顺煤矿事务所，向张莘夫申述抚顺煤矿不能接收，劝其速返沈阳。当晚，张莘夫等8人被迫搭乘原专车离开抚顺回沈阳，当专车行至距抚顺25公里的李石寨时，一队“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上车将张等拖下专车杀害，随行七人同时遇难。

《天地杂志》1989.01.01／第92期刊载杨艾俐的《孙运璇传》中记载：
　　孙运璇只好留下行李和其他同仁，从机场折回重庆。过了两天，东北忽然传来一通紧急电报：“张莘夫遇害，孙运璇和怀特公司的人不要来，等情势稳定后再来。”张莘夫就是孙运璇本来在机场一起等飞机去东北的接收大员的领队，为煤矿专家，当时东北已陷入俄国势力，中国共产党对中央派的人恨之入骨，先杀张莘夫做警告，并扬言来一个杀一个。

　　作者：张矛的《饶斌传记 》中有《在东北担任党政工作》一节，其中有如下文字：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与我们达成不包括东北在内的停战协议。这时以吴亮平任市委书记的抚顺市发生杀死国民党派来的接收大员张莘夫（工程技术人员）事件。东北局和省委认为此事违反党的统战政策，不符合当时的战略方针，决定撤销吴亮平地委书记兼市委书记职务，派饶斌任抚顺地委书记兼市委书记。

时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兼抚顺军分区政委的吴亮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写有一份材料介绍此事，内称：

国民党派张莘夫等人来接收抚顺矿务局和抚顺煤矿。那时，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他们未能实现接权。不多几天，他们就走了，我们派人送他们出去。到了半路，来了电话，说是苏联红军军官要搞他们。我当时在电话上听了，摸不清情况。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我）听了就说，让他们搞去，没有提出反对，这是政策上犯了大错误。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此事件给国民党利用作为进行反共宣传的一个口实，使党的政治影响遭受了损失，迄今每念及此，辄深为痛心。这一事件的重要责任，是作为地方党委书记的我，应当负责的。为此政策上的大错误，我受到东北局给的撤销工作处分，我作了检讨，并于1月底离开了抚顺的工作。

1946年5月1日，沈阳市政府在北陵公园为张莘夫举行葬礼，参加葬礼的有一万多人。1980年代，张莘夫的两个儿子从美国返沈阳为父亲扫墓，当局允许重修已在文革时被夷为平地的墓碑，上面仅书“张莘夫先生纪念碑”，并注明“中国矿业工程师，吉林省九台县六台村人，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四六年”。由高亨教授所写的碑文并未刻于碑上。至今，张莘夫先生纪念碑仍立于北陵公园。



现转载张莘夫的朋友，原沈阳市市长董文琦1986年悼念亡友的文章

董文琦：《亡友张莘夫四十周年祭》

张莘夫先生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奉命接收抚顺煤矿，遭抚顺共党拒绝，在回渖途中，于李二石寨车站被共军强制拖下火车，用刺刀刺死，经我为他收尸、装殓、安葬，以及来台后，为他呈请褒扬，亲送牌位至忠烈祠。灵牌入祀忠烈祠之后，前年莘夫男孙女孙自美回台参加夏令营，我带他们至忠烈祠，在其祖父牌位前行礼致祭，并告诉他们祖父之忠烈事迹，以增加其爱国情操及对中共残暴事实有所了解。这一幕一幕的往事，在我来说犹如昨日。由于莘夫的惨死，使中共、藓俄军队残暴的面孔，正式揭露，遭受国内及国际同声谴责，迫使俄军不得不改变其拖延政策，及时由东北撤军，使我东北同胞减少许多损害。因此，他死有代价。我与莘夫于民国十六年相识于日本，当时莘夫自美学成归国，途经日本，我正在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后改为名古屋工业大学）攻读土木工程，由此我们相交近二十年，友谊深厚，情同手足。今逢他殉国四十周年，忍痛追述往事，以纪念此一忠贞爱国志士。

张莘夫，名春恩，字莘夫，以字行。吉林永吉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九○○）一月二十四日。祖伦，字鈙五，邑称长者。父雅南，字静轩，儒彦擅时望，民国初年膺为国会议员。母王太夫人，有懿德。兄弟三人，长兄奉恩，莘夫居次，弟景恩，并有姊妹各一人。莘夫自幼受父祖的熏陶，家学渊源有自。民国五年，毕业于吉林私立菁华中学后，即进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就读。民国九年，应吉林省教育厅留美官费考试赴美，先入芝加哥大学习经济，嗣入密西根工科大学改学矿冶。毕业后继续留美于各大煤矿实习二年。在此期间并得识留学生河南汤子珍与贵州胡伟三，遂成好友，返国后共事多年。我亦因莘夫关系，与汤、胡两位结成好友。

民国十六年，莘夫归国后即进入吉林省穆棱煤矿担任矿务股长。穆棱煤矿由吉林省政府与白俄谢杰士合办经营，穆棱煤矿是北满最大矿区，产煤供应中东铁路及其沿线城巿使用，时孙越崎在穆棱煤矿任技术处主任。莘夫因学识丰富，根基深厚，不久即奉命主持穆棱煤矿第二大井，某工程设施、人事管理、产煤数量，均较俄国工程师主持之第一大井为优，遂为人所重视。此时汤子珍返国，莘夫得悉，即邀请至穆棱煤矿工作。民国十七年，穆棱煤矿公司改组，技术处主任孙越崎出国深造，技术处主任一职由张莘夫升任，汤子珍亦得升任矿务股长。

民国十八年，全国统一，东北当局积极从事各项建设。适时我甫自日返国，供职于吉林市政府工务科长，李锡恩（纶三）自德习经济归来，董其政（宣猷）自美学法律回国，张翼军（令闻）自法学数学回来，莘夫兼任吉林省实业厅技正，虽然各人所学有别，工作岗位不同，但建设救国之志趣相同。当时吉林省主席张作相，虽行伍出身，但深明大义，为从事吉林建设需要人才，特允地方之请求，成立吉林大学，由张自兼校长，李锡恩任副校长，负实际责任，董其政为文法学院院长，张翼军为理工学院院长，我兼建校工程处主任，负责校舍规划建造事宜。同时由莘夫介绍胡伟三来吉林大学矿冶系任教。这段期间，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友常相聚晤，倾心交谈，彼此相互砥砺，公私获益良多。张作相特别重视大学建造工程，时常到工地巡视，尽力给予我们经费支持，并对我们礼遇有加。曾对我说，俟大学工程完成后，由我负责修建吉同铁路（吉林至同江），由张莘夫负责开发吉林省金矿。因而遭受当时吉林旧官僚之嫉视及日本当局之敌意。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日军进占吉林省垣后，立即占领各机关，组织傀儡政府。我们深感事态严重，研商结果，董其政、张莘夫与李锡恩、张翼军等先行入关，我则因通晓日语，暂留办理大学善后，待办完后再行入关。故我于次年春，始行入关，在北平与这些老友，又复相聚，大家均参加由东北人士组织的东北协会，从事救亡工作。同时莘夫尚在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矿冶系任教，一学期后，他因深感国破家亡，收复失土非短期内所能达到，且天津情势因有日租界之存在，更危如累卵。莘夫且以任吉林省实业厅技正时，曾调查吉林东部延吉等地矿产，深为日人衔恨，恐遭受日租界特务之暗害，遂离天津赴上海，仍从事救亡工作。

民国二十二年，汤子珍已进入豫北焦作中福煤矿公司任工务处长，得悉莘夫已暂居上海后，乃电邀至中福煤矿公司，并推荐担任工务处课长职务。同时胡伟三亦至中福任课长。不久，汤子珍奉命主持中福煤矿东厂大井，莘夫亦随之任东厂工程师。嗣中福煤矿忽起工潮，中央政府特派翁文灏为中福煤矿公司督办，翁则聘孙越崎为总经理，张兹闿任会计处长。孙越崎、张莘夫、汤子珍、胡伟三等皆为过去同事好友，至是乃同心协力合作无间，未半年，中福煤矿即纳入正轨，产量大增。不久，汤子珍改任西厂厂长，莘夫继任东厂厂长。

民国二十六年，中日大战全面展开，孙越崎命张莘夫与汤子珍二人负责拆迁中福煤矿机器南运。张莘夫不避艰险，往返奔波焦作、汉口间。莘夫以身报国，在七七事变之初即下定决心，他在日记中曾云：「越崎、丽门、子珍与余磋商将来对付事变办法，对于矿上治安及将来各项问题略有谈及，此次全国抗战，不知何时何地方为止摬，吾辈年届四十，求学半生，当尽身心之所能，贡献国家。勿瞻顾、勿偷安，成功成仁二者必居其一。」

莘夫将中福煤矿机器拆迁南运至汉口后，其中一部份运至湖南湘潭，由汤子珍任湘潭煤矿长。一部份运至四川北碚，由莘夫任天府煤矿长。莘夫乃利用自中福煤矿运出部份器材，积极开发，历尽千辛万苦，终使天府煤矿为大后方第一大煤矿。八年抗战期间，陪都所在地之重庆，得不虞煤斤之缺乏，对经济上助益至为钜大，实得力莘夫初期之惨淡经营。

民国二十八年，天府煤矿不幸井下瓦斯爆炸，工人死伤数人，莘夫引咎辞职，并致函当时为湘潭煤矿长汤子珍云：「天府局面大致已成，此次灾变虽属意外，然予愿独负其责，予将尽力以谋其它矿业之发展。」张莘夫虽经资源委员会一再挽留，但仍悄然飞往昆明，应老友袁子和之聘，任复兴建筑公司经理。此时我在四川宜宾任岷江水利工程处长，他特来宜宾与我商量如何推动业务。嗣翁文灏得知天府煤矿之灾变内情，不应归咎于张莘夫，乃趁二十九年赴云南之便，力邀张莘夫再回资源委员会，并立即发表主持川湘黔三省汞（水银）矿开采事业，任汞业管理处处长（在湖南晃县）。莘夫接长后，即亲自带领员工赴各山区，探勘设厂，并大量招雇工人，训练中级干部，不二年，水银生产竟由每年数吨而达百余吨。三十年春，调钨业管理处处长（在江西大庾岭）。管理处下设十四个事务所，分掌八十余矿区开矿工作，职员有千人以上，工人则近四万。在莘夫主持下，未数月即功效大着，产量激增，年产钨矿砂约万吨，于是大量钨矿经由空运供应盟国之需，以换取我国所极需之武器设备。三十三年，日本败象已露，日军为挽救其颓势，企图打通自朝鲜、东北、华北、华中、华南、中南半岛、马来亚、星加坡等地，所谓大陆交通线。于是日军在我国大陆展开垂死作战，不久波及我国产钨的湘、赣、粤各地，钨业管理处所在地大庾，亦行陷落。莘夫逢此巨变，仍尽力拆迁设备，抢运存砂，遣送妇孺，数月之中，夜以继日，为国家保存了无数物资。

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进入第八年，太平洋美军已逼近日本本土，中国各战场亦纷传捷报，日本军阀已成强弩之末，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为战后重建国家，政府各部门均遵照蒋委员长着「中国之命运」所订实行实业计画最初十年需要完成之目标，积极研订细部计画。此时，莘夫亦来重庆与资源委员会研商东北工矿建设事宜。资委会计划将东北工矿按照九一八以前旧有行政区域辽宁、古林、黑龙江三省划分为南、东、北等三个地区，每一地区设一工矿局，内定孙越崎为南区工矿局长，张莘夫为东区工矿局长，孙隶波为北区工矿局长。莘夫在重庆这段期间，我们两人几乎每天见面，研商回东北后如何展开工作，并相约他开发地下矿资源，我开发地上水资源。我这时为嘉陵江水利工程处长，全国水利委员会已决定俟东北水利接收后，成立东北水利总局，内定我为东北水利总局长。抗战胜利后，政府为处理东北特殊情势，特设立东北行营，以熊式辉为主任。行营之下设有政治委员会由熊兼主任委员；经济委员会由张嘉璈（公权）为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部由杜聿明任长官；外交特派员公署由蒋经国任特派员。行政院各主要部会为配合东北行营之特殊组织与职权，亦均派有特派员：经济部为孙越崎、财政部为陈公亮、交通部为陈延烱、军政部为郜子举、教育部为臧启芳、全国水利委员会为董文琦，张莘夫为东北工矿接收委员。并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三个工矿局的辖区则维持原状，各省主席亦经派定。十月间，中央各部会东北特派员、东北各省巿首长曁部分接收人员即陆续飞北平转飞长春待命。我们均甚高兴回乡之后，能依自己所学，贡献于桑梓。

然而，雅尔塔密约之协议，使我国八年抗战所流的血液形同白流，难以估计的损失，亦形同虚掷。苏俄在日本投降前夕，几乎兵不血刄的涌进了富甲亚洲的中国东北，苏军于八月九日分三路进军东北，在日军轻微抵抗下，长驱直入，至二十日即占领沈阳，控制了整个东北。苏俄进军东北后，不但立即将日本储存在东北的物资搬运一空，并将东北民间财富劫掠殆尽，在中苏友好条约墨迹未干之际，即行背盟支持共党部队进入东北。复将缴日军七十余万枪支交给共党。同时，苏俄又借口大连为自由港，拒绝国军在大连登陆，又以营口、葫芦岛因地方不靖为藉囗不准国军上岸。种种迹象显示，苏俄不但公然违背条约，且又掩护中共侵入东北，企图树立伪政权，以与政府相抗。

政府鉴于苏俄不守信义违反条约，乃于十一月十五日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其它接收人员撤至北平待命。此时，张嘉璈以长春铁路理事长身分，董彦平以军事代表团团长身分仍留长春，继续与苏方联络交涉。我到北平后，与张莘夫同住北宁路招待所，朝夕相棸，共同研究东北局势的发展。有时我们同游北平名胜，有时共赴朋友家中餐叙，同时各做一套中山装，他为藏青色，我为咖啡色，在平一月甚感轻松愉快。他一言一行均是至公至诚，大忠大义，这样一位爱国志士，谁料一个月后，竟惨遭共军杀害？回首前尘，曷胜惆怅。

由于行营及接收人员撤离长春后，国际舆论一致谴责苏俄违约背信，尤以英、美为甚。因而苏俄态度大为转变，希望我们重回东北接收。熊式辉乃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七日自重庆飞返北平；八日，召集中央各部会东北特派员及各省巿首长在北大三院开会。他先报告与苏俄交涉之经过情形，并宜布于本年内先行接收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等四巿，其余各省则于三十五年初开始接收。时沈阳巿长尚未派定，政府认为沈阳为一工业都巿，乃选派我兼任巿长。十一日，熊主任又邀集大连巿长沉怡（浙江人，曾任交通部次长）、哈尔滨巿长杨绰安（福建人，曾任江西省建设厅长）、长春巿长赵君迈（湖南人，曾任衡阳巿长）及我四人，商讨有关接收程序及日期，决定赵于二十日飞长春，我与杨于二十三日飞长春。十六日，蒋委员长来北平巡视并在怀仁堂召见东北特派员及各省巿首长，训勉我们要抱着大无畏精神，善尽职责，完成历史任务。张嘉璈亦自长春来平谒见委员长，报告在长春交涉情形。因我这时尚兼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秘书之职，张先生自长春来北平，我去看他，商量经委会在平各项事宜，他告诉我苏军已答应抚顺煤矿亦可由我方派人接管，嘱我找东北工矿特派员孙越崎来。因抚顺煤矿属南区矿务局，孙越崎内定为南区矿务局长。孙来即向张说他在重庆有事，不能去抚顺，并推荐张莘夫去接。我当睌即将此意告莘夫，他说在重庆时大家争取到东北来，今到冒险犯难的时候，他们就退缩不前，孙害怕不敢去，我们身为东北人不能不去。次日，我偕莘夫往见张先生，商谈甚洽，张即瞩莘夫从速准备，先去长春待命。二十三日上午，我偕秘书蔡家声与杨绰庵等同机再度飞赴长春。莘夫原拟与我们同机，后以机位所限，他次日赶到长春。

我到长春，即与张嘉璈及军事代表团长董彦平商谈赴渖接收事宜后，于二十四日下午十时，偕同军事代表团团员张培哲、中央银行专员韩立如、俄文翻译马子元（中国小姐第一名马维君之父）及秘书蔡家声等，由苏俄联络官二人陪同搭乘长春铁路专车，于二十五日上午七时，抵沈阳车站，见苏军沈阳城防司令阔夫东率军官十余人在站迎接。我与他们寒暄后，即由司令陪同乘车进住前日本大和旅馆。二十七日上午十时至市政府由苏军手中正式接收沦陷十四年之沈阳市。即将青天白日国旗悬挂于市府大楼上，见市府前广场民众，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令人无限感动。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七日，莘夫奉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之命，率随员牛俊章（翻译）、张立德（翻译）、徐毓吉、王锡寿、孙育英、许铮、高旭征等人，由中国长春铁路理事会助理理事俄人马利陪同，自长春乘火车抵达沈阳。他下车后即来向我说：「马利认为现在抚顺治安情况不佳，须他先去与苏军联络后，再通知我前往，请我在沈阳稍候数日。」我很高兴莘夫能在沈阳住几天，许多问题可以相互研商。我即令俄文秘书车启亮与苏军交涉，在大和旅馆让给他一个房间。因为这时大和旅馆由苏军管理，仅我一人住在一号房间。其余均为苏俄军官占住。莘夫在沈阳等候期间，除了搜集薋料，对抚顺煤矿作进一步了解，以便确定接收后的增产管理方针外，每晨必到我房间与我讨论各项问题。有一天莘夫向我说他带来七人中王锡畴虽系学矿冶，但年已六十多岁，恕不易担负冒险犯难之重任，希望他留在沈阳，而将市府工务局科长刘元春带赴抚顺，因刘在日本学建筑，并年轻有为，抚顺煤矿很需一建筑人才，我当即答应，我们两人这一决定，不料数日后，刘替王死，两人生死互易，可见人之生死自有定数。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四日早上八时许，莘夫正在我房间，突接张嘉璈自长春来电话谓：「马利来电，说莘夫在沈阳，不敢去抚顺，请转告他去接。」莘夫在傍听到我们谈论他去抚顺之事，即将电话接过去，向张先生报告在沈阳下车之眞象，并气愤的说：「我今天即去抚顺。」我看他情绪很激动，当即劝他应心平气和对付这般奸诈诡谲之恶徒，并建议他必须找到马利陪去抚顺，绝不可单独前往。九时许，我们互道珍重，各自分途办事。至下午一时许，他由东站来电话谓一切准备妥当，即行出发，并请我于次日派人送国旗去抚顺；我再度提醒莘夫到抚顺如无苏军来接，绝不可下车，必须由他们保护进城，岂知这便是我与莘夫最后一次永别之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