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国学（四） 中国哲学体系浅述

孟之飞

谈谈国学（四）　中国哲学体系浅述


念大学的时候开得有“中国传统哲学史”课程，看过一些大陆政权之下有关“中国哲学”的书，大多只是罗举一些事例罢了；也听了一些据说在当时是“有名”的教授些讲的课，也无非就是孔夫子论语中的一些话罢了，很不以为然，觉得但凡教授专家些们所向人说授的的核心，就是一个：“那些各式的哲学精神反映地都只是作者类所处阶级（剥削阶级）的利益思想”，意思真的优秀的哲学还得看他们“反映被剥削阶级阶级利益思想”的东东，那就是马恩列斯毛邓的哲学思想，记得当时是把“摸石头过河”这话还极其突出的教了又教，说这话是“反映了马唯物精髓”，当时固然同学们趋之若骛而我独却觉得其中空空无物，只落得心中一片茫然，随后便常常逃了课去图书馆看那些古典经文，于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有一定的轮廓认识，而后又参习西方逻辑与哲学，品评了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杂文思想，再加上一段时间来社会生活的认知，于是便在头脑中形成了中国哲学系统，现草草阐述如下以供世人品论。

一个种族有着它自己的基本特性，这是由着它所居之处风水神韵及地理自然环境生成，聪慧勤劳是中华民族世界公认的天性，这使得在差不多历史时期起源情况下中国社会思想认识更早地进入一种深层、系统、全面的认识争鸣状态，这个时代便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
那个时期及前些时候中国先人观摩世相，体悟人生，探索自然，己经形成了中华土地上所独有的哲学理论体系，它是由系列哲学理念逻辑梯次所构成，分别为：“道、德、仁、义、礼、智、信、法、度”九大层次，它们在一定的层面上各有针对与适应，而不是一些“砖家”所指，单就一两项概念而企图囊括万物。在这里请让我们从“道”说起。
“道”是中国哲学体系中囊括最广的居于最顶层的概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把天地鸿蒙皆笼为一体而思辨开来，它便是“自然一切”，它的本性，亦即“自然”，它同人之社会善性结合在一起，唤为“道德”，成为约束万物的行为规则（在昔日，道德不仅仅约束于人，而且辖制着一切生灵世界）；它同人类认知结合在一起，唤着“道理”，这个“道理”可是最宽泛的理论认知总和，既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真理，也包括社会生活规矩；它同方法伎俩结合在一起，唤着“道法”，但这个词被后人用玄化了。“道”的样子，就是“混沌”，是“笼统一切”，的确如此，很有点像宇宙“奇点”的味道。一旦“混沌初开”，那么大道则是分化，形成万物及一门是一门的学问。若要真正全面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则必应当从它开始，它才应真正是华夏境界一切哲学思想之发蒙之端。
九大中国哲学概念中“道”之后是为“德”，“德”是天地笼统中于它物的善性，体现出万事万物，尢是社会组织生灵世界中的相互依存的系统作用，强调生灵世界中的相互性，是世上一切无论正邪宗教的起点，善教是唯普天生灵之德是渡，邪教是唯一家只唯一派得失而争。有作用力必生反作用力，你伤害了别人，亦必遭受报复（应），此为自然，所以生灵人世便强调利己利人，此亦唯“德”，“德”要求行善于他人他物，而后以此获得相应回馈，我予你，你予他……如此便在一个世界系统中完成一个整体的善性向前；若相反，就像宵小之徙，像中国现今的某党徙之人，你整我我害你的，把整个大陆社会都搞得乌烟瘴气的，最终的结局只是会导致他们自家一同完完，同时害苦了若干人民百姓，是为积怨，为恶，是与德相反的东西，害人终只会害己。然善恶皆为“道”，顺其自然，大道无言。
而后是“仁、义”？它是孔孟儒学作为初始儒学的核心，虽非中国哲学之起点，却是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它关注的是人类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对等（今天我们可以认为是‘平等’）”，即使君民之间也不例外，“明君”有着对人民统治的权利，人民也有着对“暴君、昏君”推翻的权力，就像今天世上正常国度里的人民对着政府有着自己的选择权一样，这可以说是那个时期世上最为民主人性思想之光辉。仁者爱人，仁是一种有主动意义的爱与真理正义，它的主动性则产生了人（儒士）的责任心，要求人们能有一种“为天地立命，为万物立心，为往世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的责任心，而由是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义”人们常与“义气”等联系起来，为人之品性情操，指的是一种正义方向上的精神气节。若是有人甘为正义的事情而抛头胪洒热血，人们常会以“义士”一词来褒扬他。“义”的精神是一个人正义向上永不枯竭的动力，就像发动机一股，它要有着油、电能量的驱动才能完成既定的事业，人也要有着一个“大义之心”，大义凛然，而后才可以去追求真正正义以成仁，甚而“杀身成仁”。 “仁义”即为孔孟之学首要内涵，它要求人们能够“以天下任为己任”，具有一种大责任心，而由此甘愿为符合正义大道的事情去拼搏奉献。
之后便是“礼”，它也是孔孟儒学的范畴。为人的社会组织活动的外象与规矩。礼在春秋孔孟那里还只是一种社交规矩，是普通礼仪的正常理论提升，但由于它可以体现社会中人对人对事尊重的诚意本心，所以圣人对其亦为重视。但是它在后世帝王时代的扭曲中，“礼”却被强化成为一种强权暴力统治的工具，一切皆要“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视……”，而使它抹杀了不少的正常的人性与灵锐的思绪，在民国时期又受西风的凋零，在共产党独裁之后又备受践踏，而终于彻彻底底地沦落了，于是大陆之人上上下下，尤其是那共产党人的大小官僚，行事作为毫无礼仪羞耻之心，表面人模狗关的，却如得衣冠禽兽一般，真是让人扼腕长叹！
“仁、义、礼”三范畴构成了孔孟之学的核心主体。其中“仁”为内核，“礼”为表象，“义”为联结二者人之情操。它同时又与中国整个哲学思想联合成一体，儒家思想中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观点，或正是从“道”法中领受而来。
“智”为知识、见解，而绝非简单字面意义上的“智力、聪明”，不过也包含着对智商的要求，如果一个人头脑真的很愚钝的话，那他是不会获得什么知识的。人们常说“有智之士”，指的是“有知识头脑的人”，而非单就说此人为“聪明。 “智”主要侧重于一些客观自然的条件之中，强调的是个体意义，在中国哲学体系之中它所占位置不算重要，常有“智士”被人取乐的典故，因为的确，人类生灵是社会群体性东西，强调德、礼、信等趋向于群体生存的法则，这是必然，孔孟之“仁义”，也是向着“德”法靠拢的。
“信”即为“诚信”，是社会组织个体交往中的准则，“人若无信，不知其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一种礼仪规矩，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它所体现的就是人类社会作为组织系统间相互交往（信息交流与商交往）的最初始前提：如果你对彼一方无法信任，那么你对他就无法接受，就不会产生相对应之活动，群体也就无法在进行现实活动。“信”是商业社会必须尊守的准则，无论你有无法规；并且，它构成了“法”的前提，并以“德”为基础。宵小之徙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朝令夕改，“诚信”也由是而荡然无存，民族道德沦丧殆尽。
“信”之后为“法”，它是社会组织整体于个人行为做事的硬性规则；“法”是个体与社会的平衡与协调，它从表面看来是依靠“强制力来约束执行”，但那只是马徒之匹毛片面肤浅之见，它内深层更源于彼此的“信义”，没有诚信的政权是不可能有“法”的，有的只是“伎俩与骗局”而己，所有一切印在纸上“法规”都只会形成对弱者奴役、欺骗、压制的工具，而今大陆是也。若是有了良好的道德诚信基础，画地可以为牢，若无此，执法者枉法，订法者戏法，台上全是孔繁森模样，衣冠楚楚的样子，台下皆为王宝森，尽是贪污腐败吃喝嫖赌假伪愚狂之徙。
“度”为具体人员作事中的适宜尺寸，与西式方逻辑概念（不是马那一套，马那一套“辩证逻辑”纯粹也就是照抄别人的东西并生搬硬套得的货，欺世盗名手段即使共产党人的老祖宗也不例外）中的“度”有着相对应性，但又不同。中国的“度”体现在具体做事上，中庸适度，适可而止；外国的“度”体现逻辑理念的运动发展，是一个“量”“质”变化的界限。
哲学之以“度”收尾，这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整体。而孔孟之学，也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大致居中的组成，在中国应当不算是最高最大的境界，

而后还有社会世俗意义上的一些哲学范畴，为“利”、“兵”与“政”，这些概念虽然可见可形缺少境界，亦是奥妙，体现在人的欲望之上，是个体、集团以及公众利益需求之呈现，论者众多，以“利”为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政治亦是恰基于此而分出正邪伪劣：看政府所为究竟是不是为了公众利益，否则就不会是什么“人民”的国度，而只是党团个人攫取私利之工具，就没有任何正义存在的理由；兵之道亦然，兵法之祖孙武说：“兵者，国之大事。”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大事的，“不可不察”，但如果一支军队只为党团统治服务，不属于真正人民的国家，不能听从人民的国家政府安排，那也就没有任何作为民众关注存在的意义了，那只是一群变相“家奴”而己，这是所有“兵法”之灵魂核心，所谓“有道伐无道”之理，亦起于此，无道之师徙具空壳，譬如纣王之军队，牧野一战便纷纷倒戈，徙留历史笑柄而己。
世人为利纷争不己，然而利是重要么？于此我且警醒世人：非也！虽然追名逐利，什么都是浮云，大道才是根本。没有必要过份地去追名逐利，是你的那份从来不会失去，“失之东坡，则常会收之桑榆”，用尽心机占了别人的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最终也必将失去，“顾此则必失彼”，就像那些跑到外国去了的窃国大贼太子党团些，人民迟早是会向他们讨还血泪债的！并且，过惯锦衣玉食生活的尢物，再有万贯资财又能经得住他们几下挥霍？
魔鬼是无处可逃的，等级专制形式的国家秩序正在消亡，人类世界的同融是历史的注定，因为善德是宇宙笼聚的根本法则之一，而后，便是众生体悟大道，那时，极乐世界便真的来临了。


贵州铜仁黑松塘孟之飞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八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