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书展 中国受到热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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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书展一角

据BBC报道：中国在全球最大的书展法兰克福书展上作为主宾国受到广泛的关注，中国的言论自由成了这次书展的另一个焦点。

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中国成为了星期天刚刚结束的法兰克福书展上的主宾国，中国希望以此作为庆祝中国文化成果的愿望却变成了审察控制和言论自由的角力。

本届书展从开幕到闭幕，因中国官方的打压和异议人士的抗争被充满戏剧性的变化。中国异议作家和流亡海外的作家在书展上现身，让外各界对中国展台有了更多的期待。

独立中文笔会和德国笔会共同举办的一个主题为文学与权力的讨论会引起了关注。站台和过道挤满了听众。参加讨论的嘉宾有中国作家、环保人士戴晴，《民以何食为天》的作者周(京+力，念"晴")，以及旅英作家、新书《北京植物人》的作者马建等。

而在书展开幕前举行的一次题为《中国与世界--观念与现实》的讨论会更成了一个主要冲突。
纽约时报报道说，书展组织方撤回了对戴晴和贝岭两位异议作家发言的邀请，引发媒体和政治人士的一片声讨，因此在最后一刻又请回他们发言。

当戴晴和贝岭讲话时，中方代表团集体退场以示抗议。在书展主办方道歉以后采回到会场。这一幕使法兰克福书展及其主宾国在开幕前就陷入了争执。

在闭幕当天的一个招待会上原本被邀请的戴晴和贝岭又被告知发言的安排被取消，这一做法再次受到声讨。为此法兰克福书展在结束后宣布，终止和中国项目负责人彼得.利浦肯的合作。在一分媒体公告中，书展方面表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一段时间以来与主宾国中国方面的协调出现困难"所至。

中国在书展上控制了自己的大量图书，美术品以致作者。但没有办法审察其他书商陈列的有关中国的2500种书目。另外北京在和德国政府进行了各种磋商，和书展主办方进行了很多争论后，仍然无法阻止异议人士和批评人士的参与，就连达赖喇嘛的代表也参加了书展活动。

纽约时报报道说：
如果说中国的产品已经在世界各地被接受，然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在国内经过了几十年的审察制度和官方的控制后，让中国政府感到难以向世界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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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Grey使用毛泽东、希特勒、本拉登形象作避孕套广告

今年法兰克福书展很热闹。胡杰制作的卞仲云死难纪录片《我虽死去》，被译成德语上了书展，由一个小出版社译制，主人叫施威德茨克（Wolfgang
M. Schwiedrzik），据说曾经是个"毛分子"，他的妻子则是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大学汉学家苏珊娜·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文革期间留学北京，学的是中共党史。据说他们夫妇看了这个纪录片，很震动，找到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联络上胡杰。

魏格林教授还写过一篇《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在网上很流行。自然，此文拿德国经验（纳粹）跟中国的文革经验作对比，无疑极有价值，尤其她作的是关于罪与责的对比。我想，没有哪个民族比德国人更有资格谈这个问题。

同谋与受害的两面性：中德类比

假如我的理解无误，她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希特勒曾使每一个崇拜者获得满足，由此也导致所有德国人都自觉是受害者，而拒绝面对真正的受害者；这种同谋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或"两面性"，曾是一个重大障碍。

这种"双重身份"的德国式尴尬，套用到中国官方的身上，果真非常合适--"存活下来"的邓小平为首的整个中共体制，它的全部官员（走资派），当然也包括"保爹保妈"的高干子弟们，既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也是他的帮凶；更典型的，还要算是"副统帅"林彪集团、"小爬虫"王关戚等，但没能存活下来；不知道"四人帮"和陈伯达是不是也可以算上？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是"受害者"--那就要看德国人怎么界定戈林元帅和党卫军首领希姆莱。

至于民间，魏格林认为处于一种"记忆群体"分散、割裂状态，大家各取所需、相互攻讦，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运动的阶层、每一个政治团体都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能够支撑重建其自尊的东西，同时又要设法忘却与此目的不相关的东西"。这个观察很准确，但是没说原因--因为她不会知道，这恰好是官方所乐见的一个局面。

毛泽东杀的都是本民族同类

说实话，西方汉学家看中国或中国历史，总会给人感觉隔了一层什么，何况文革这种云山雾罩的历史呢？魏格林能看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是"火眼金睛"。不过，我还是想指出她某种"隔"的东西。

首先，主席与元首的区别--德国人跟希特勒的关系，与中国人跟毛泽东的关系，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毛泽东从来没有让所有中国人都"自我满足"、自豪过，恰好相反，这位枭雄在每一次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依次让不同的社会阶层跌入地狱，饱尝挫折感、罪恶感、"另册"感，他用"运动"群众的这个法宝，变着花样挑动中国老百姓互相批斗，把中国变成一座"古罗马斗兽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希特勒绝对没有的一种兴趣，大概汉学家们也很难了解，若是曾经雾里看花地崇拜过毛泽东的，就更难了。

还有一层不同。纳粹歧视非日耳曼人，专杀犹太人，也有个专用名词，叫着"种族灭绝"（genocide）；可是斯大林、毛泽东杀的大多是自己党内的竞争者、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老百姓，这该叫个啥，好像还没人发明个词出来。这个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使"同谋加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更加暧昧，直接影响魏格林说的整个民族的"道德记忆重建"。

"全民族遗忘运动"

不可忽视的还有，在现实体制层面，第三帝国彻底崩溃，希特勒没有任何继承者存活下来，这使得德国人的反省没有任何制度的阻力。这在中国恰好是一个相反的情形。魏格林问道："年轻一代为何不起来强烈要求公开讨论文革的问题，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可是，为什么她没有问："中国当局为什么至今不允许公开讨论文革？"而且，中国当局在"六四"以后所竭力施行的"全民族遗忘运动"，难道是国际社会和西方汉学界视而不见的吗？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除了还知道毛泽东是谁，对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等一概闻所未闻，连二十年前的赵紫阳都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么一个民族，你还指望她有道德记忆，不是异想天开吗？

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还躺在对面的纪念堂里--请一个德国知识分子设想一下，假如二战之后希特勒在德国还仍然享有这样的待遇，德国民族还能反省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罪行吗？他们还有能力认识"为什么大多数人违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而跟着伟大领袖走"吗？中国官方在最权威的公共空间保护着这个"象征"，就保护了每一个文革参与者心里的"小毛泽东"--"同谋与受害者"这个双重身份就不会瓦解；毛泽东就依然俯视着中国，而在他的注视之下，人们就不必理会受害者；而且，文革之后的一幕幕历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须保住"毛泽东"这块神牌的思路，因为他就是这个政权的来源。其实问题没有那么深奥：德国民族跟着希特勒毁灭过一次，中国则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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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租院》的主角是四川大邑乡绅刘文彩。1948年，绰号"刘善人"的这名官吏丶工商资本家兼地主（当时在全中国大地主中排名第33位），肺病不治离世。不久，刘文彩的六弟丶川康实力派领袖丶周恩来的统战对像丶蒋介石逃台湾之前在大陆最后的依靠刘文辉，酝酿率部起义--大邑乡刘家公馆遂遭胡宗南部洗劫。再过十年，到了1958年，已经为解放军成都军区辖下之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征用的刘家庭院，改成地主庄园展览馆。

在中国难道有人能把已经落入军人之手的地盘要回来？但这回居然成功了。这是因为，进入大跃进时期的中国需要造势，仗已经打完，小小一个驻川办不可干扰大局：在中央文化部根据党中央精神的指引下，"县县办博物馆"丶"村村办展览室"。四川省文化局紧跟着下文如下：

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室。

上边有命令，下边自然雷厉风行：中共大邑县委会发出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通知，由县委宣传部丶农村工作部等机构联合，陈列馆筹备组成立。

第一步当然是掘墓抛尸。接着开始布置展览。无奈刘家庄园里边大部分家居细软已经流失，政府于是出面，根据展览的需要，向民间搜求。1959年春节开展。共三大板块：奢侈生活丶罪恶的社会关系丶剥削压迫的工具丶刑具。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又加上了四台蜡铸模型：吊打丶老虎凳丶枪杀丶水牢。

随着全国阶级斗争升温，大邑县的这个陈列馆得到上一级的重视。中共温江地委宣传部介入，部长马力决定把整个专区的阶级斗争重点都移到这里，认为"蜡铸模型这种宣传形式很好，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有机统一。"他认为只有四台，气魄不够。最后在地委宣传部的直接指导下，又创作了吊打丶活埋丶逼租杀人等十七台，外加一套《百罪图》--无论展品还是"罪恶"，已经不限于刘文彩一家；指名道姓刘文彩罪恶，现在已经知道，几乎全部扑风捉影而后编造。具体说，就是"集中了多家地主的罪恶，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

1962年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座大邑的列馆开始由四川省文化局主持"改馆"：用蜡模，以装置艺术的方式（即蜡人或泥人穿上真正的农民或地主的衣服，抬着真的筐丶坐在真的椅子上），制作八台石膏模型。除了刘文彩的奢侈，更增加了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农民的英勇反抗。即所谓"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恶统治。"

泥塑《收租院》的想法就在这时冒出。陈列馆开始做准备，到"文化大革命"临近的1965年年中，按照中央"阶级斗争为纲"发指示的，已经是四川省委宣传部：作品"既要表现农民的悲惨生活，也要表现他们的不屈和反抗；既要表现地主阶级的凶恶残暴，也要表现他们的虚弱和恐惧。让人看到是一个收租院，想到是整个社会。"这一宗旨，由火速调来的专业艺术家予以实施，大型泥塑《收租院》出笼。

从那时候到今天，45年过去了。当下在法兰克福席尔恩美术馆展出的，叫做"百万人的艺术-毛泽东时代百人群雕"。据送展者叙述，"104个真人大小的人物，分为交租丶验租丶过斗丶风谷丶算账丶逼租及反抗七个部分，人物形像生动，富有个性。整组群雕注重细节，规模宏大，以连续性的系列雕塑表现了完整的故事情节。"

什么情节？大邑刘家的故事，还是整个中国地主阶级的缩影？如果说中国农民的贫困丶屈辱与仇恨，可以集中在地主的地租剥削上，1960年代初数千万农民饿死是怎么回事？在当今"和谐社会""千年盛世"触目皆是的"讨薪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又是怎么回事？

制造出《收租院》的艺术家技法娴熟，作品生动具有感染力，这都没错。但他们的创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政治需要？群雕所具感染力的指向，究竟是令观者精神升华，造福百姓，还是以欺骗的手段煽动仇恨为统治者的政治目标服务？

德国人一定还记得纳粹党冲锋队员如何高唱"今天，德国是我们的；明天，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记得戈培尔当年发动的"波兰威胁"宣传攻势丶记得他的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语句铿锵丶结构完美丶攻势凌厉丶效果赫然"全都当之无愧。

对自己历史上痛苦的一页，怀着对后世丶对全世界的责任，反思又反思的德国人，会在今天拿出来煊赫么？

longlong9

今年法兰克福书展很热闹。胡杰制作的卞仲云死难纪录片《我虽死去》，被译成德语上了书展，由一个小出版社译制，主人叫施威德茨克（Wolfgang
M. Schwiedrzik），据说曾经是个"毛分子"，他的妻子则是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大学汉学家苏珊娜·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文革期间留学北京，学的是中共党史。据说他们夫妇看了这个纪录片，很震动，找到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联络上胡杰。

魏格林教授还写过一篇《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在网上很流行。自然，此文拿德国经验（纳粹）跟中国的文革经验作对比，无疑极有价值，尤其她作的是关于罪与责的对比。我想，没有哪个民族比德国人更有资格谈这个问题。

同谋与受害的两面性：中德类比

假如我的理解无误，她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希特勒曾使每一个崇拜者获得满足，由此也导致所有德国人都自觉是受害者，而拒绝面对真正的受害者；这种同谋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或"两面性"，曾是一个重大障碍。

这种"双重身份"的德国式尴尬，套用到中国官方的身上，果真非常合适--"存活下来"的邓小平为首的整个中共体制，它的全部官员（走资派），当然也包括"保爹保妈"的高干子弟们，既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也是他的帮凶；更典型的，还要算是"副统帅"林彪集团、"小爬虫"王关戚等，但没能存活下来；不知道"四人帮"和陈伯达是不是也可以算上？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是"受害者"--那就要看德国人怎么界定戈林元帅和党卫军首领希姆莱。

至于民间，魏格林认为处于一种"记忆群体"分散、割裂状态，大家各取所需、相互攻讦，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运动的阶层、每一个政治团体都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能够支撑重建其自尊的东西，同时又要设法忘却与此目的不相关的东西"。这个观察很准确，但是没说原因--因为她不会知道，这恰好是官方所乐见的一个局面。

毛泽东杀的都是本民族同类

说实话，西方汉学家看中国或中国历史，总会给人感觉隔了一层什么，何况文革这种云山雾罩的历史呢？魏格林能看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是"火眼金睛"。不过，我还是想指出她某种"隔"的东西。

首先，主席与元首的区别--德国人跟希特勒的关系，与中国人跟毛泽东的关系，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毛泽东从来没有让所有中国人都"自我满足"、自豪过，恰好相反，这位枭雄在每一次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依次让不同的社会阶层跌入地狱，饱尝挫折感、罪恶感、"另册"感，他用"
运动"群众的这个法宝，变着花样挑动中国老百姓互相批斗，把中国变成一座"古罗马斗兽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希特勒绝对没有的一种兴趣，大概汉学家们也很难了解，若是曾经雾里看花地崇拜过毛泽东的，就更难了。

还有一层不同。纳粹歧视非日耳曼人，专杀犹太人，也有个专用名词，叫着"种族灭绝"（genocide）；可是斯大林、毛泽东杀的大多是自己党内的竞争者、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老百姓，这该叫个啥，好像还没人发明个词出来。这个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使"同谋加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更加暧昧，直接影响魏格林说的整个民族的"道德记忆重建"。

"全民族遗忘运动"

不可忽视的还有，在现实体制层面，第三帝国彻底崩溃，希特勒没有任何继承者存活下来，这使得德国人的反省没有任何制度的阻力。这在中国恰好是一个相反的情形。魏格林问道："年轻一代为何不起来强烈要求公开讨论文革的问题，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可是，为什么她没有问："中国当局为什么至今不允许公开讨论文革？"而且，中国当局在"六四"以后所竭力施行的"全民族遗忘运动"，难道是国际社会和西方汉学界视而不见的吗？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除了还知道毛泽东是谁，对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等一概闻所未闻，连二十年前的赵紫阳都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么一个民族，你还指望她有道德记忆，不是异想天开吗？

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还躺在对面的纪念堂里--请一个德国知识分子设想一下，假如二战之后希特勒在德国还仍然享有这样的待遇，德国民族还能反省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罪行吗？他们还有能力认识"为什么大多数人违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而跟着伟大领袖走"
吗？中国官方在最权威的公共空间保护着这个"象征"，就保护了每一个文革参与者心里的"小毛泽东"--"同谋与受害者"这个双重身份就不会瓦解；毛泽东就依然俯视着中国，而在他的注视之下，人们就不必理会受害者；而且，文革之后的一幕幕历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须保住"毛泽东"这块神牌的思路，因为他就是这个政权的来源。其实问题没有那么深奥：德国民族跟着希特勒毁灭过一次，中国则没有。

jianrenz

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素有“文化和出版界的奥运会”之称，每年在书展上达成的版权交易约占世界总量的75%。今年有108个国家、7400多商家和30多万人参展。书展对全球下一年度的图书出版将产生重要影响。

法兰克福书展几百年来一直遵循自由和平等的精神。作者不分高下、出版社不分大小都有平等参展的权利。同时，书展除了是版权交易的场所，也是知识交流的中心。
法兰克福书展有古代与现代之分。古代书展可以追溯到至少600年前的图书集市。现代法兰克福书展创始于1949年。一方面书商、印刷商、大学教授、等在寻
找版权贸易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也与同行交换经验与意见。当时在这里可以直接聆听许多大师的演讲，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埃斯蒂安因此称之为“市集学院”。这种商
业和文化并举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和辉煌的文化，被列为主宾国，应是当之无愧的。但中共背离自由和平等的精神，使这个全球
最大规模的文化盛会背上了备具争议的黑锅。中共把国内专制带到德国，拒绝非官方意志的书籍参展，并排除具独立思想的中国作家参与活动。原本受邀发言的两位
异议作家贝岭、戴晴遭拒(后自行参加)，大陆作家廖亦武赴德受阻。书展遵守了61年的“公平参展”和“平等交流”宗旨被一个“主宾国”严重破坏。

中
共不但坏了国际规矩，还开了一个极具中共特色的国际玩笑。在书展开幕前一天，习近平向默克尔转交了江泽民两本技术方面的书。其中一本是苏联人写的《机械制
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江只是翻译者，而且内容早已过时。此书当初在新华书店3折贱卖乏人问津，居然被翻成英文塞给德国的总理(默克尔与江并无交往)，岂
不搞笑？且不说中共将权斗延伸到法兰克福，这么做实际上是侮辱了中国文化、丢了中国人的脸，而且给书展抹了黑。然而这却不是愚人节的新闻，而是国家领导人
的外交活动，可见正是中共在破坏中国的“大国形象”。

本届展会贯穿两种力量的碰撞和较量。展会期间，主办方、德国笔会、大纪元时报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为中国独立作家和异议人士举办了各类研讨会。大纪元时报展位成为揭示社会真相人士和作品的聚集地。在舆论压力下，屈服于中共的书展主办方公开道歉，具体项目主管被解职。

此次书展中共大造声势，为这次书展出动100多位作家、200多家中国出版社、1万多种图书参展，包揽了450多场关于中国的研讨会的一半，习近平也将此作为“王储之旅”的重头戏。到底中共在法兰克福书展卖什么药？

其实，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利用今年书展首次把中国作为主宾国的条件，劫持中国文化，把此书展当成奥运会级别的重大文化统战进行运作。

首
先，中共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和符号包装和推销它的党文化，其真正目的是要把中共和中国传统文化混淆起来，使人们感到中共好像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实际
上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共所要的是党文化。比如，这次书展中共属下各出版社也带来一些文化、教育、历史、生活等方面的书，但有关真正揭示中国社会现实的
书却一本也没有，而这方面大量的是能够体现党的宣传方针的作品，如歌颂中共“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民族政策等书。而在中共组建的作家团里，则几乎全是“官方作家、或缺乏良知，完全就艺术而艺术的作家”。

其次，中共在长期执
政中，特别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根本不可能把原来的传统文化完全恢复起来，只能是把一些符合自己政治需求的东西凑合起来。一些所谓
中国传统文化正是被中共加以改造和曲解后的产物。比如在书展现场展示的3分钟宣传片，表面上是表现中国的出版、印刷、书籍的历史，实际上是美女表演、汉俑
和现代街头舞蹈等变异文化的结合。这与张艺谋的“秦始皇”、“满城尽带黄金甲”、奥运编舞等如出一辙，表面上是中国文化，但实质上是中国文化的糟粕。中共
所谓的“软实力”其实就是这些冒牌的传统文化构成的党文化要素，实际上不但抹黑了中国传统文化，也给书展带来负面影响。

最后，中共大力渲染
法兰克福书展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镇压国内独立知识份子和压制出版和言论自由打掩护。中共利用在举行法兰克福书展这个时节重判郭泉，同时打压《财经》杂
志，这是一种非常恶毒的手法：就是利用西方正在关注书展没有精力来关注中国的人权，与当初在感恩节急急忙忙判高智晟如出一辙。

这却正是中共要达到的双面效果：在国际上的“开明”形象和在国内的恐怖主义。这对国内有良知有思想的知识份子尤为残酷，因为他们的被迫害状况在图书交易的鸡尾酒会中被淡化了。
长
期以来，中共的文化统战使西方对中国产生了一种误解，好像中共在海外的孔子学院、新华书店、电视电影等展现了中共的文化松绑，即“软实力”。现在。中共在
法兰克福书展上刻意制造出版和文化大国形象同时，却百般打压独立知识份子参展，正好暴露了中国的文化专制的严酷现实。

sweetmm

　一

年年都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今年因为天朝成为主宾国，而顿显妖媚逼人。

六十年来，以倡导"言论出版自由，任何图书皆可参展"为主旨的伟大书展传统，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无礼挑战和非难--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眼前似乎确实不差钱却缺德的主宾国。

现在，书展终于落幕，储君带队的千人豪华代表团业已班师还朝。原本希望藉此宣扬中华文化的高价出猎，最后赢得的却是东道国朝野的一片喧声。我朝再次让全世界领略了天威，领略了久贫乍富的措大嘴脸。这一足令社科院、出版总署乃至作协的爱国者们得意的文化西征梦，却让我辈炎黄子民再次蒙羞。

看看天朝代表团在热身研讨会上的集体退席，你怎能想象这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这些文化外交官员和主流精英作家那一刻义正词严崛起的屁股，丢的却是大中华的脸--因为他们抗议的不是别人，抗议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文人--戴晴和贝岭。

二

十几年前，我曾经组到过戴晴的一篇文章《我的几位父亲》，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她的生父继父和养父的奇特身世。这个标准的红色贵族之后，从太子党的摇篮--延安保育院出来的孩子，最终却走上了"弑父"般的叛逆之路。也因此在二十年前走向广场，乃至最后为其父辈的宗人府所圈禁。

即便如此，她至少还是党报的退休人员，还是合法活跃在帝京的作家。罗网森严的真理部治下，依旧还未剥夺其写作和出行的权利。这些可笑的官方代表团，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没敢抗议她的言论自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其脸上刺金刻上"敌对势力"的标签，又何须跑到人家的地面上去装疯迷窍耍横撒野。

再说贝岭，原本北京的文青，在我看来从来都不算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甚至和海外任何持不同政见的组织都没有干系。只是因为酷爱文学以及文学活动，在美国好不容易化缘主编了一个模仿《今天》的纯文学杂志《倾向》。该刊从来都不是一个敌视独裁的政论阵地，顶多有一点自由和右倾风格而已。

九年前，这位爷还是可以自由出入祖国的游子。因为海外印刷价格高昂，突发奇想要把该刊拿到大陆来印制。也因此找我帮他介绍个印厂，幸好我介绍的那个厂没敢接，我得以躲过一劫。另外一家刚刚印出，警方立刻拘捕了他们哥俩。好在他多年交游的几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联名致函江大帅，才把他保释并驱逐出境，且从此不许还乡。就这样，好端端的一个文学青年，被祖国活生生地逼成了一个"异议分子"。而且牵连其弟弟很久不许出京，最后其弟只好对警方说--再不许我出京谋生，我就去广场上焚烧克林顿的画像，以表示我坚决反对美国--这样的表决祖国当然也不愿发生，于是禁令才撤销。

《倾向》因为没钱早已停刊，贝岭自己也流落到台湾寄人篱下，过着十分窘迫的生活。就在这个世界几乎将要彻底遗忘他的时候，我们天朝代表团再次为他吹响了进军的号角。他的名字终于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而乐善好施的德国大学，也终于向他发出了聘书。我们伟光正的党，似乎生怕他放逐的子民难以成名一样，非要将这样一个很文艺的潦倒书生，打造成一个挑战极权的战士。似乎不这样愚蠢，他们每年的国保项目经费，便缺少名义申请似的。

三

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还不是新闻出版总署和外交官领队的退席反应。因为这些阉竖一般的阁臣，自打天朝知道办外交以来，习惯了要按祖宗成法和老佛爷的脸色办差--凡是西洋民主之邦，皆在内心视为敌国；但凡敌国所喜者，必为祖国所要诛者。也因此但凡临场邂逅不是本朝的拉拉队，则必须避席以抗议。因为天心难测，他们担心还朝后，见责于主子而从此丢了他们的花翎顶戴。

我吃惊的倒是那一队精英学者和作家，也多算是名满天下的人物，他们怎么就能学得那么乖巧懂事，竟然能整体像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一样，看见阿姨起身就尾随--似乎离开了大人就断了奶水一样。虽然公款出国是个便宜事，外事纪律的培训要求大家要见风使舵，该哭该笑都要配合大人的表情。但是作为成年人的基本良知和是非判断，总该稍微显示一点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个性吧。就算对风险后果做一个评估，你没有跟着官爷退席，而是勇敢地面对了那两个同胞，甚至和他们谈笑风生，那又能如何呢？难道害怕领队撕了你的回国机票？顶多不过是下次不带你出来玩儿了，在这个时代，我还深信朝廷不会因此而将之判刑流配。

可悲的是，一国之主流作家御用学者，在全世界面前显摆的却是如此之低眉顺眼，真是妾身堪怜啊。以诸君之才华名望，纵使体制从此不圈养，天地之间难道还放不下一张独立的书桌。老大不小也都算腹笥不空的人，何必这么嗷嗷待哺似的委屈自己的天良。在墙与鸡蛋之间，这些名流再一次卑怯地站在了高墙一边。我不知道夜半扪心之时，他们是否还会略觉汗颜。

书展上还去了一个不属于官方代表团的不速之客--作家徐星。这个早在80年代即以《无主题变奏》成名的文人，原本也可以寄生体制吹拉弹唱。可是他却多年选择了自由生存，并以自主摄制地下纪录片为使命。今年六月那个特殊日子，他独自走上广场静坐默哀，最后被一群穿便衣的群众暴打一顿。当他也出现在法兰克福时，那些曾经的文友竟然不敢和他说话--多么可笑且可悲的世态炎凉啊。

就在我们那些文官们在法兰克福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不存在新闻检查制度，我们创作自由--之时，作家廖亦武却不允许应邀参加这个自由的书展。他的著作只能在海外出版，而他本人则只能在大陆写作--即便拿到护照和签证，国门却依旧紧锁。

同样的作家，不同的际遇，深谙政治正确那些文人，分享着天朝的最后福禄。一个民族的精华文人都退化矮化如此之时，这个世界又怎能尊重这个民族的所谓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