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2001年方圆就社民党分裂事答记者问 -

刘理

2001年方圆就社民党分裂事答记者问

最近，刘国凯自立一个仅有七人、没有国内组织、没有（除美国而外）海外组织的伪中央，公开进行分裂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的活动。因此，许多网络和平面杂志的记者、许多关心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的同志和朋友纷纷来电询问。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主席方圆感谢同志们、朋友们的关爱。并对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回答如下：（方圆简称“方”，记者简称“记”）


记：请问，如果社民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贵党的党纲、党章是否有所变化？

方：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的党纲和党章，都是本人起草的，虽需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在现阶段，我们更要加倍珍惜和遵守自己制订的党纲和党章，不会有所变化。

记：请问，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是何时筹建的？是你，还是刘国凯先着手筹建的？

方：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是从一九九四年就开始筹建的，当时大家的意见起名为“中国工党”。当时，我委托易还同志回国去联系王希哲、李正天、刘晓笛、戴枫、余音、顾雍、杜平等几十位同志，准备以建立“二十一世纪研究所”为掩护，实际从事建党工作。九六年希哲流亡美国后，“二十一世纪研究所”的计划放弃。此后，易还同志冒着极大风险，花了近两年时间，跑了二十几个省，串联了以原“全红总”各省负责人和“中国人权同盟”骨干为主要力量的二十几位同志，把建立“中国工党”的工作落到实处。此时，我和刘国凯仅是通信联系，尚未见面，也未商量过建党事宜。直到九七年，“中国工党”已经成型，我才向刘国凯透露过筹建“中国工党”的打算。刘国凯知道后很高兴，表示愿意参与。九八年，王炳章成功进入国内，举起了中国民主党的大旗，天下响应。原筹建中国工党的同志，全力支持民主党。我也参加了民主党海外工作委员会。民主党被镇压后，中国工党的筹建步伐加快了。九九年，我到美国出席民主党第一次海外工作会议后，到纽约会见了刘国凯，这是我们相识数年来第一次见面。他主张把“中国工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这是我第一次和刘国凯正式讨论组建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事宜。

记：最近，刘国凯发表了一封给你的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中，说你要以发行彩票的方式为社民党筹集资金。请问真有此事吗？如果真有此事，你能谈谈你这种设计的理由吗？

方：有此事。以发行民主彩票来筹集资金的设想，在社民党未成立前，我曾与希哲、炳章、易还、岳武、维健、辅臣等同志商议过。当年孙中山先生，为了筹集中华民国的建国资金，也曾发行过债券。这已成为一代佳话。今天，我们从事的民主运动，肯定希望得到外援。但任何外援都应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大家知道，这种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外援，是来得何等困难！到今日，这种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外援，对于各民运党派和团体来说，几乎是没有的。因此，我一向主张打铁要本身硬。要设法自力更生，以商养党。到处磕头作揖，低声下气当高级乞丐，是行不通的、无能腐儒的作派。

记：在刘国凯的那封公开信中，说你已联系到一名中国人民银行的干部。他欲携一笔巨款出来投奔中国社会民主党。巨款资助中国社会民主党。要中国社会民主党给他申请政治庇护，并从巨款中拿出一部分给他作奖金。请问有此事吗？

方：有此事。这是社民党的最高机密之一。仅有我与刘国凯二人知道。没想到刘国凯以此来攻击我，出卖我党最高机密。这件筹划中的大事，经过刘国凯这样一张扬，成功的机会几乎降到零。这也是刘国凯“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的居心一大表露。这位“中国人民银行的干部”，他“欲携一笔巨款”，并非刘国凯所诬的“那些钱是民众的存款，是社会各企业的资金。他卷了出来就是赃款”。而是一笔某中共官僚所存的“私款”。这笔“私款”，应为那位中共官僚非法所得。是刮取的民脂民膏。在这种意义上，说它是“赃款”，也何尝不可。但与刘国凯所诬的那种“赃款”，有作本质上的不同，因为这笔钱，不是这位“中国人民银行的干部”贪污的。而是那个中共官僚的昧心钱。这种昧心钱，由我党党员设法携出，用于民主大业，又有何不好？莫非要把这笔钱拿去交给中共吗？用于民主大业，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种大智大勇的同志，为何不奖励他？当年，中共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夺得了江山。今天，我们为何不去带领民众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看来，刘国凯只适合在他那小阁楼里苦思冥想，闭门造车，搞些毫无创意的训沽之学。搞些出卖同志，借共产党之刀杀人的小把戏。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记：在刘国凯的那封公开信中，说“有位对台湾情况很了解的民运朋友”告诉他，“你把那些东西（情报）拿到台湾去卖，但由于你索价高达数百万元(台币)，以至没谈成。”8月间，他又接到包先生的电话。包这次对刘说：“方圆先生原来是个很好的人，他现在跟我仍然是好朋友。”两次电话有如此之大的反差使刘国凯极为诧异。请问是回啥事？

方：刘国凯这段话说得莫名其妙。不知他是赞我，还是贬我。这里，希望刘国凯把这位“对台湾情况很了解的民运朋友”的大名公布出来，便于我和这位阁下当面对质，看看我是怎样“把那些东西（情报）拿到台湾去卖”，又是如何“索价高达数百万元(台币)”的？这位“对台湾情况很了解的民运朋友”也可将他如何知道这等事体的缘由，告知于天下，这可是一笔投降共产党的资本。“数百万元(台币)”，对于刘国凯而言，是一笔天文数字。但对于我来说，如果真有什麽“情报”的话，那就只是一个小儿科的数字了。说实话，这种只值“数百万元(台币)”的小买卖，还值不得我跑一趟台湾啦！如果刘国凯公布不出这位“对台湾情况很了解的民运朋友”的姓名，那只能说明刘国凯造谣。

至于刘国凯说的夸我方圆“原来是个很好的人”的“包先生”，大家可以在“开放”杂志第九期上读到关于他的文章。这位“包先生”，真名鲍礼敬。原系中共南海舰队某舰队中校政委。不错，他现在跟我仍然是好朋友。而且是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军事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军事工作委员会，即原来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军事委员会。也就是刘国凯建了要撤，撤了又想建的一个工作机构。其主要工作对象，是人民解放军的广大官兵。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团结广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官兵，争取他们在即将来临的伟大变局中，如同鲍礼敬同志一样，光荣起义，勇敢地站在人民一边，为民主中国的军队国家化，做出伟大的贡献。在此，我倒要问问刘国凯，这些民主大业的实事，你做了几件？

记：在刘国凯的那封公开信中，一直谈到黄钟是中共特务。对此你怎麽看？

方：对于黄钟，我听到的传言很多。也和我最为信任的同志—希哲兄和易还兄交流过这些传言和看法。但是，要入人以罪，一定要有真凭实据。千万不可听信传言就轻下结论，特别是对自己也怀疑的对象。对人的问题，要谨之又谨，慎之又慎。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足以证明黄钟是中共特务的证据。反之，我也没有看到任何可以证明黄钟不是中共特务的证据。如果刘国凯或其他人能拿出黄钟是中共特务的证据且经得起检验，我将非常感激，因为他帮助我们清除了坏人。香港党部一直推选黄钟为临时中委，在没有人拿得出真凭实据证明黄钟是特务前，我们当然要尊重基层党部的意见。如果黄钟真是共产党特务，也没有什麽了不起。大家不是苦于没有可以直接交手的对象吗？送上门来的对手，为什麽要如此避讳？大家不要忘记，魔高一次，道高一丈。怕蛇咬手，当不成捕蛇的英雄。再说，中共特务中，也有不少内心向往民主的朋友吧？

记：请问，社民党的这场内战是怎样打起来的？

方：至于这场内战是怎样打起来的？这个问题要从撞机事件说起。撞机事件发生后，刘国凯未和任何人商量，就以社民党宣传部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一些不当言论。这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不满。林牧晨首先发表与刘国凯相对立的意见。接着，国内十几位中委与我联系，希望把刘国凯的文章从社民党网站的“社民党时事政见”一栏中撤下。我把这一意见，通过电话、电邮转达给刘国凯。但刘国凯拒绝接受大家的意见。在此情况下，国内十几位中委撰文批评刘国凯、我与牧晨。刘国凯与国内二十几位中委因此发生论战。这本是观点上的正常争论，也得到多数朋友的肯定。但刘国凯不是这样看的。他认为他的观点不容挑战。老虎屁股摸不得。他继承了文革当年“阶级斗争”传统，硬要把“违反党章”，“破坏团结”的大帽子戴在国内二十几位中委和代贴文章的我的头上，进而否认这二十几位国内中委的存在，并粗暴地剥夺这二十几位国内中委的表决权。这就引起这二十几位国内中委的极大愤怒。

这二十几位国内中委在八月十日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刘国凯以党主席的名义，非法剥夺国内临时中委的表决权问题。二十六名国内临时中委和一名国内提名临时中委一致认为，刘国凯的这一做法，不但严重违反他自己同意通过的党章，而且成为现代政党史的最大笑话。连法西斯党、共产党，都不可能由党魁来剥夺党员或党的干部的表决权。而这种事竟发生在追求民主宪政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民主党身上，将使所有中国社会民主党人蒙羞。

刘国凯剥夺国内临时中委的表决权的“理由”，是怀疑国内临时中委的存在。国内临时中委们认为，刘国凯有权怀疑，但无权单凭他自己的“怀疑”就去剥夺国内临时中委的表决权。国内临时中委们强调，如果刘国凯真是“怀疑”，为何不在建党之前就作出咨询和调查？在建党后到国内临时中委批评刘国凯的观点前，有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刘国凯为何不提出咨询和调查？为何等到国内临时中委与他发生观点分歧后再提出？如果刘国凯的“怀疑”属实，刘国凯明知是“骗局”，却去依靠一群“不存在的人”作自己建党的基础，这样的品行何能当大任？更何况刘国凯自己在那封“公开信”中，也表示“丝毫不怀疑国内中委的存在”。可见，刘国凯以怀疑国内临时中委的存在而否定国内临时中委的表决权，仅是出于维护一己之私，排除异己的借口。

刘国凯对国内临时中委的存在提出怀疑后，虽然严重地伤害了全体国内临时中委，但国内临时中委本着与人为善的良好愿望，仍然给刘国凯调查、澄清的机会，十九名国内临时中委给刘国凯发了一份传真，并留下通话的电话号码。刘国凯如果真是出于公心，就应该和国内临时中委们对话沟通。到今天为止，刘国凯公然撒谎，说他不知道与国内临时中委的联络方法，欺骗天下。鉴于以上原因，兼之刘国凯经常发表重大失当言论，对党已造成极大伤害。全体国内临时中委一致认为，刘国凯已不适合担任本党主席。

但在如何处理刘国凯的去留问题上，国内临时中委产生了意见分歧：以顾雍同志为代表的六名国内临时中委认为，刘国凯独断专横，心胸狭隘，当面撒谎，品质恶劣，已不能留在党内，应当开除出党。以余音同志为代表的二十名国内临时中委认为，刘国凯对“文革”的研究有一定贡献，也能用心学习社会民主主义。因此应给刘国凯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保留刘国凯同志的临时中委职务，并聘刘国凯同志为本党顾问。

这两派同志决定各自派出自己的代表到香港，和海外中委见面，进一步征求海外中委的意见。国内中委将这一决定通知我，并责成我通知所有海外中委。八月中旬，我用电话分别通知了除卞和祥而外的所有海外中委。八月三十日，我再一次用电邮通知了所有海外中委，希望他们在九月十日前到达香港。对无法进入香港的海外中委，希望他们在九月十日北京时间下午两点后用电话参与会议。这是社民党建立近一年来，第一次有国内中委参加的重大会议。按理，刘国凯不论有多大困难，都应设法出席这次会议。但遗憾的是，刘国凯没有来，仅用电话参加会议。

会议先就会议名称进行讨论和表决。方圆、易还、余音、岳武四名临时中委提案以“临时二中全体扩大会议”命名。汪岷、刘世贤两名临时中委提案以“香港会议”命名。文山、刘国凯两名临时中委提案以“香港党部工作会议”命名。林牧晨临时中委提案以“临时中央工作会议” 命名。经表决，以二十九票赞成，六票反对的绝大多数通过四名临时中委的提案，决定会议名称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临时二中全体会议”（简称“香港会议”）。

接着听取了余音同志的报告。听取了余音同志的报告后，汪岷、方圆二同志提出，这其中可能有一些误会，建议余音同志与刘国凯直接通话，进行沟通。余音同志接通刘国凯的电话后，委婉地转达了国内临时中委的意见。此时，刘国凯在电话中大发雷霆，粗暴地侮辱余音同志。见余音同志无法继续通话，汪岷同志接过电话，刘国凯不知电话易主，仍然大骂不休，很失常态。此后，汪岷也多次要求刘国凯与顾雍同志通话，但遭到刘国凯拒绝。在此情况下，会议进入表决程序，以二十九票赞成，六票反对的绝大多数，通过了大家看到的临时二中全会公报。

在这个公报中，以余音同志为代表的二十人意见，也就是撤消刘国凯主席职务，保留刘国凯临时中委职务，并聘刘国凯为顾问的意见得到肯定。汪岷在会议结束后，要求暂时不公布二中全会的公报，由他去做刘国凯的工作，做通了再公布。由于美国遇袭事件，我们发了一份内部通报，再一次征求全体中委的意见，并把征求意见的最后期限延为九月二十八日。九月二十八日，刘国凯先发制人，抛出了那份“公开信”。在此情况下，我们仍然以大局为重，不回击刘国凯。做到仁至义尽。九月二十九日，输不起的刘国凯，公然自立了那个没有国内组织、没有海外大多数组织的七个人的伪中央。内战就这样开始打起来了。

记：请问，社民党的这场内战可以停止吗？

方：对于我而言，我希望在回答你的问题的这一分钟内，就立即停止这场亲痛仇快的内战。但内战不是一方打得起来的。也不是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方一定要打，如果我们一直退让，是非就难以辨别，社民党就会走向歧途，国内的运动就会受到伤害。两害取其轻。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只得选择壮士断腕的无奈。

记：据说，有六名国内中委认为刘国凯独断专横，心胸狭隘，当面撒谎，品质恶劣。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方：我认为刘国凯最大的毛病，是心胸狭隘。他爱钻牛角尖，容不得不同意见。当然，他也撒过一些谎，但目的都是为自己辩护。我过去从未与他共过事，不了解他的禀性。经过这一段时间相处，我认为他更适合做一个学者，不适合做一个政党的领袖。在内战中，为了战胜对方，他也许会说一些过头话，做一些过头事。大家都是过来人，特别是文革年代的过来人，尽管难以谅解，但可以理解。我们不会把目标对准他搞的七人小组织，我们的目标是中共的一党专制。也希望他搞的七人小组织，把目标对准中共的一党专制，大家一起多做几件有利于民主宪政大业的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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