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小姑、小姑夫和仨儿子饿死经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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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农民将饿死的孩子埋葬

作者徐志坚

生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安徽濉溪人。原名至健。１９６０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舰船电器设备专业。高级工程师。
历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助教、教员、干事、学员队副指导员，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干部局副处长，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人事部副主任、主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０年任国家技术监督局局长，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７年１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８年６月任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９３年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９４年１月任全国爱卫会副主任。１９９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２月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

不论是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任副部长，还是1953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撤销后任武汉市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都担任着主要的负责工作。可是，经过几次审干运动之后，随着党内“左”倾理论的调门越来越高，父亲的那个“历史关节”问题——1935年在上海曾做过“自首手续”——逐步引起了有关组织部门的重视，父亲的问题也越来越被上纲上线。

为什么要重用一个历史上有疑问的人呢？1955年父亲被调任武汉市政协副主席。调任时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是说身体的原因不能承担过重的工作（在司法部工作时曾连续两次因肠伤寒和高血压住院治疗）。

初始父亲也想在这个新岗位上好好工作，可很快他就发现这实际上没有多少工作可做的职位，自然很失落，但不久他也就适应了。当时父亲8级工资级别在武汉市就是很高的了，并且他年近60岁，身体也不好，人们又都普遍尊重这个年纪大身体不好的老干部，这样一些客观情况使他逐渐有了一种闲情逸致的心态，开始对摄影、字画、太极拳等产生了兴趣，他公私兼顾地与一些有专业特长的统战对象结交朋友……

父亲后来发现政协的工作其实都是执行统战部的指示，并不需要政协自己做什么，因此他时常告诫自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做好必做的工作，少发言论，少管闲事……

日子原本就可以这样过下去，特别是1956年当他发作了一次心脏病之后，保健和修身养性更成了他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可是，蛰伏在他身体中的那个“认死理”的脾气却仍是时时给他带来苦恼，终于有一天他无法缄默不语安分守己了，那是1960年的10月份，父亲就我家乡饿死太多人的事情经安徽省委向中央写了一封信，事情的直接起因是我小姑15岁的小女儿夫美的到来。

小姑叫徐清兰，前面说过，她是爷爷和奶奶接受大姑婚姻的教训以另外的择婿标准为她选的丈夫。我的小姑夫是邻村老实巴交的农民刘万一，5岁读私塾，写一手好字，又会制作豆腐和粉条。所以，小姑尽管家中地不多（土改时划为中农），但日子过的殷实从容。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听她念叨：“你大姑命苦，小姑命好啊！”小姑有5个孩子，夫美排行老四，上面有两个哥哥刘夫康和刘夫青、一个姐姐刘美荣，下面还有一个小弟弟刘青龙。那时夫美和她二哥上学，大哥和姐姐都已经结婚，还有了一个吃奶的小侄女。可是在大饥荒中，只一年多时间，“命好”的小姑家破人亡。

小姑家里发生的事情，父亲和母亲也都对我们讲过，但我们当时知道的并不详细，也不准确。2002年，在武汉化工厂退休的夫美来到北京我家，我们又向她询问了发生在40多年前那场大饥荒中小姑家的遭遇以及她到武汉我家时的的情况，夫美声泪俱下的讲述使我更理解了当年父亲的心情

1958年底，我的小姑夫第一个死去，夫美说他是连累加饿而死的。

那时50多岁的小姑夫，与大儿子刘夫康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干的活很重，天天不是打井就是挖河挖沟，生产队长对他们说是上边让干的，是为了抗旱。1958年虽然是个丰收年，但为了完成放“卫星”时说的高指标，要按比例完成夏秋粮的征购任务，所以村里种的粮食、花生、红薯等都收了上去往外拉走了。红薯挖出来在地里就切成片晒，等不到晒干就用锅炒干，炒干了马上就拉走。那时夫美也不知道送到哪儿交给谁了。只知道现在大跃进，要搞人民公社，要吃大锅饭，什么都得收走，铁东西，包括铁锅都得收上去炼钢，家里不准留粮食，都要去吃食堂。开始时食堂的饭很多，都吃不了，还说是可以“撕开肚皮吃”，可后来就越来越少，到了冬天就只能喝稀饭，喝稀的也不管饱。小姑当时偷偷藏起了一口小铁锅，一大家子人从食堂打回来的那点稀饭根本吃不饱，小姑就煮红薯秧子给孩子们吃。

那天下午，表哥和队长把小姑夫扶回了家，说是小姑夫干着干着就突然晕在沟里了。大冷的天，小姑夫却满脸是汗，他对小姑说，给我弄点吃的吧。偏巧那天家里什么都没有，小姑只好和点盐水先给他喝，叫夫美和她二哥快去食堂弄回点吃的。可等他俩端着红薯干粥回来时，小姑夫已经死了，他们老远就听见小姑和大哥的哭声……

小姑夫死后，村里的婶子大娘劝小姑“给武汉孩子他舅去封信说说吧”，可我要强的小姑说“哥嫂他们不容易，一辈子流血革命，他们也有难处，别人能过，咱也能过。”

小姑夫死了，小姑领着孩子们艰难地度日。夫美和她二哥下了学就去拾柴禾、挖野菜、撸树叶、捡红薯秧子，回来小姑用小锅煮了给孩子们吃。小姑在我中医爷爷的熏陶下，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因此不准孩子们在外面吃生的，说吃不好有毒。可有一次夫美实在是饿得慌，一边挖一边吃，结果回家时浑身都肿了。小姑跟我奶奶一样也知道很多偏方，她用好几种树根还有野菜一起煮了给夫美吃，治好了夫美的浮肿。

夫美从小就很调皮，在家里坐不住，喜欢出去跑，小姑不止一次地批评她不文静，让她向姐姐美荣学习。但在这饥荒年中，泼辣的性格就成了夫美的长处，她整天出去找吃的，家里吃到的野菜多是由她挖回来的。不过，夫美也不光挖野菜，有时会偷偷地把队里种的麦苗拔了回来吃，小姑知道后就很生气，说不准夫美做给她丢人的事。

小姑本人是家里第二个死去的，是小姑夫死去一年后的1959年底。

小姑总是对孩子们说自己不饿，让孩子们吃，她只吃一点点，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就躺下了，那时我大表妹美荣也在家。美荣的丈夫在城里做工不回家，她就回了娘家住。小姑拉着美荣的手说，你能把接印带大就好。“接印”是我小表弟刘青龙的小名，意思是共产党掌权了。小姑和小姑父给小表弟取了这样一个小名就是因为小姑的娘家人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再后来小姑就开始说胡话了，叫夫美去给她买点酒喝。夫美说直到现在她也不明白小姑当时为什么要酒喝。夫美没给她买来酒，美荣喂她水喝，她不咽。夫美把手放在她嘴里，她就咬。夫美说，娘，这是我的手啊，她就松了口。

夫美对我们说到小姑死时的情景泪流满面，呜咽着说不出话来，她说：“……对门的韩嫂说，你娘不行了，穿衣服吧。……那时候的人也不知是怎么的，不会哭了，谁家死了人都不哭，都是不声不响地抬走就是。娘死后是韩嫂他们用高粱秆子把她裹起来埋的。”

小姑家里第三个死去的是我16岁的表弟刘夫青，那是在小姑死后的不几天。

那天，夫美从食堂打回来一碗豆饼煮的汤，汤是稀汤寡水的，只有一点豆饼在碗底。表弟躺在床上不起来，对夫美说，我不吃豆饼汤，我要死了，我想吃点好面条。夫美对我们说不知二哥怎么知道自己要死了，他躺在床上就是反复念叨着想吃点好面条。当时美荣表妹赶紧去找队长，队长说，哪里来的好面条啊！美荣回来就喂他豆饼汤，他不吃，还是说想吃好面条，然后他就不再说话，就死了。表弟死后，我表哥领着两个妹妹把他埋在了村东南的乱葬岗子。

不久，我的表嫂带着她的小女儿改嫁走了。当时夫美他们都不知道她嫁到哪儿去，嫁给谁，只记得那天是一个人把她接走的，她说一声我走了，就跟那人走了。表哥刘夫康什么话也没说。夫美告诉我们，她大哥的小名叫克让，意思是什么事都要让着别人，夫美说他也真是这样一个人。

家里第四个死去的是我的那个名叫“接印”的小表弟。

当时，表哥到生产队干活，美荣表妹在家照顾小弟弟，夫美就到处跑着找吃的。冬天，没有野菜，夫美就到地里去捡红薯藤子、高粱壳子，上树去剥树皮，这些东西吃不动，美荣表妹就把它们放在锅里炕，炕干了炕焦了再打碎了吃。小表弟吃这些东西拉不出屎来，死的时候好几天没有拉屎，肚子胀得鼓鼓的，走不了路。那大约是60年刚开春，太阳已经有点暖和，是个中午头，夫美姐俩把小表弟架到院子里晒太阳，看他坐不住，头也抬不起来，美荣表妹就把他扶到墙根靠着坐，又给了夫美一点钱，说快去买点东西给接印做了吃。夫美到集上去买了几根小胡萝卜，顺路还拔了一把麦苗，回来后美荣表妹就烧火煮上了。这时夫美去叫小表弟，才发现他已经坐在那里死了。夫美说：“弟弟属龙，算起来那年他是8岁，可是在我的印象中，他那么小，好像只有4、5岁。”

更令我震惊的是小表弟死后的遭遇。

小表弟死后，克让表哥和夫美姐俩将他也埋在了村东南的乱葬岗子。可是第二天夫美走那儿，发现埋弟弟的那个地方被人扒开，小弟弟却不见了。夫美回来告诉了哥哥和姐姐，他们想起了那时候常常发生死人特别是死孩子丢失的事情，当时估计到小表弟是被人弄去吃了。果然，不久也就有人向他们证实了这件事。夫美对我们说：“我不是乱说，这是真的，我弟弟就是被村里的那个吃人的寡妇吃了！”经夫美解释，我们才知道，所谓“吃人的寡妇”原来是小姑夫的一个本家的弟媳妇，是一个平素十分贤惠好脾气的女人，那时她不止一次地弄死人肉给她的三个孩子吃，不管别人怎样指责和在背后戳戳点点，也决不“改邪归正”。我问夫美队长家里是否也死人，夫美说：“那时候谁家不死人啊！队长家也死，队长的孩子五九年就饿死了！可那个寡妇家没有死，靠吃死人肉她三个孩子一个也没死！”

小表弟死后没有多少天，死神又降临到了克让表哥头上，表哥是小姑家里第五个死去的人，他与我同年不同月，那么死的时候应该是25岁。

当时克让表哥领着两个妹妹挣扎在死亡线上，村里有人对他说，把丫头给人算了，换点钱你俩都能活命。但克让表哥舍不得把夫美给人家，就把家里的房子扒了卖木头，直扒得只剩下一间房留给美荣和夫美姐俩住，他晚上去生产队装牛草的屋里跟几个没家的孤儿一起睡。老实的克让表哥听别人说出了嫁的妹妹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卖木头的钱不能给美荣，于是他就从名义上跟夫美分，只是多分一些给夫美，而夫美又都交给了姐姐管着，上集买东西时再跟姐姐要。那时集上有粮食也不卖给夫美这样的乡下孩子，只卖给有点身份的人，夫美只能买回菜来。就这样，没有多久卖木头的钱兄妹三人就都花光了。

一天，住在生产队草屋里的一个孩子来对夫美姐俩说，你大哥死了。姐俩赶紧到生产队的草屋去看，大哥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堆里，她们摸摸他的手和脸，已经冰凉了。

乱葬岗子已经没有空地了，克让表哥死后被埋在村东头的那片薄土之下。这时人死得多了，人们糊弄着用土把死人盖上就行，锄地的时候就能锄到死人的头骨。再往后，饿死的人就没有人去埋了。死的人多，活着的人也没有力气，抬出去随便一扔就是。夫美说60年麦收以后，她就看见地里有整个的死人骨架子。

从59年底到60年开春，只几个月的时间，小姑和她的三个儿子就都死了，活着的只有她的两个女儿美荣和夫美了。这段时间村里饿死的人最多，因为是冬天，野菜都挖光了，地里剩下的红薯藤子也拣光了，没有什么吃的。

开春以后，地里的野菜一长出来就给人挖走了，夫美也去挖。夫美不知道害怕，白天去挖野菜，天黑了，就到地里去拔麦苗拿回来跟姐姐吃。大人是没有去拔麦苗吃的，夫美说有个自己叫婶子的女人，有一回叫夫美也给她弄点麦苗吃，夫美就给了她两根，她接过去连根吃了。等到麦子能去皮的时候，夫美又去弄麦子回来和姐姐吃，一直吃到收麦子。夫美说，自己那时真是傻了一样，什么也不怕，到处找吃的。

小姑家所在的那个380多人的村子,连死的加跑的最后只剩下60多人。结果到收麦子的时候没有人了。为了抢季节，民兵就用枪赶着大人小孩还有临时住在村里的人去收。

就在这时，父亲托县里为了写党史曾经采访过他的两个人到了小姑家看夫美和美荣姐俩，那时父亲已经听回家探亲的人去信说，家里只剩下了夫美和她的姐姐了，要把夫美迁去汉口，并带给了她们50元钱——这件事我听母亲说过，当时他们也是因为美荣表妹已经出嫁，所以就没有说让她也去汉口。于是，夫美没有被逼着去收麦，而美荣表妹还是被民兵赶去了，他们让美荣表妹给队里做饭，做完了饭还得去收麦子。

说起当年只有20岁的姐姐美荣，夫美掉下了眼泪：“谁也没有想到我姐姐能活下来……姐姐从小体弱，从婆家回来时又有病，现在我也说不清她那时候得的是什么病。只记得姐姐一直就特别瘦，有气无力的，很少说话，所以娘总是担心她命短。姐姐从婆家回来后，也和娘一样总说不饿，总让我们先吃，让我们多吃……我想，姐姐那时心里一定很难过，都认为她是出了嫁的人，可困难时她的丈夫在城里根本没管她。后来姐姐就跟他离了婚，她现在的丈夫是秦古城村的。唉，姐姐一辈子也没有生育。”

夫美与相依为命的姐姐难舍难分，她们用我父亲捎去的钱给美荣看了病，也买吃的，就这样一直到了庄稼收完了也种完了。后来父亲又给她俩寄去了15元钱，但她们没有收到，直到后来父亲又给公社去了信，公社去人问，夫美和美荣她们才知道。

当时夫美依恋着姐姐，还是不想走，美荣就对她说：“到舅舅那儿能吃上饭，去吧！……去跟舅舅说说咱这里的情况，叫舅舅向上反映反映，快来救咱们！”然后就去大队和公社给夫美办了准迁证和转学手续，给了夫美她存着的路费。美荣把夫美送到村外。夫美拉着姐姐的手哭了起来。死那么多亲人夫美没哭，可跟姐姐分手时她哭了。美荣仍是没哭，只是说，到了地方来封信。

夫美不知道怎样才能上汉口，她就先到了我大姑家的大表姐家，也就是黄梅表姐出了嫁的姐姐家。夫美只知道大表姐的弟弟是我父亲带出去参加革命的，知道大表姐曾去过她弟弟在郑州的家，就天真地想，我只要能找到表哥就能找到舅舅。

夫美在大表姐家住了两天，大表姐让她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着去郑州送到她弟弟黄图那儿。乡下的孩子以为就是乡下人走亲戚，也愿意有个伴儿，夫美就同意了。大表姐把她俩送到了濉溪县城，用我父亲捎去的钱，在濉溪县城买了车票，一起到了符离集。大表姐又买了两张去徐州的票，把她们送上了火车，自己就回家了。

就这样，夫美和她的小外甥女，一个15岁，一个10岁，一路到了徐州。徐州卖票卡得很严，有准迁证也不卖，说她俩小。夫美换个窗口再买，还是不卖。这时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对她说，我来给你买吧。夫美就把钱和准迁证给了他，他买了两张去郑州的票，还对她俩说路上小心点儿。至今夫美提起这件事仍是十分遗憾：“你说那时候我多笨，连声谢谢也不会说，接过票和准迁证就走了。”

两个乡下丫头在车上不吃也不喝，因为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不敢用。出了郑州火车站，夫美不知怎样才能找到表哥，她拿出临走时大表姐给了她的那个信封，落款有黄图表哥的地址。可是夫美不知道表哥的大名叫黄图，只知道小名叫百合，还知道他是空军，住在飞机场附近，就这些线索！

表妹刘夫美是1960年来到武汉我家的，这是次年她与我母亲的合影

夫美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信封上的地址，后来她俩花钱坐个三轮车去飞机场。到了飞机场附近，夫美知道表哥离这儿不远了，就领着小外甥女的手，见人就打听：“你认识百合吗？他姓黄，是我表哥，是解放军。”可谁都说不认识。这时已是中午，街上没有几个人，她俩又饿又渴又累又着急，可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后来夫美看见路边有个大坑，就和小外甥女跳下去躺着晒太阳。过一会儿街上的人又多了起来，大概是都吃完饭了。夫美推醒迷迷糊糊要睡觉的小外甥女，两个丫头从坑里爬出来，又开始打听。这次夫美长个心眼儿，专门找解放军打听。果真一个解放军看了看她拿着的信封上的地址，就把她俩领到了一个大院子里，又进了一间屋，后来夫美知道那是个传达室。

一会儿，屋子里进来好多人，围着夫美，听她讲。夫美赶快拿出准迁证给大家看，她越着急越不知从哪儿说起，说了半天大家才听明白。这时一个人问，你们是从哪儿来？夫美连忙拿出了表姐给她的信封，那人看了看就对另一个人说，好像是黄图家乡的，你去把他找来！一会儿黄图就来了。他来之后让夫美重新讲一遍，然后就说了一句话：“跟我回家吧！”

夫美说的我大姑家的这位黄图表哥我也见过，1960年他在郑州空军后勤部当处长，是个少校。

夫美在郑州黄图哥家住了一个礼拜，后来黄图哥托去汉口开会的人把她带到了我父亲家，那是60年的10月15日上午。

夫美一看到我父亲就哭了，在她眼里我父亲跟她娘长得真像呀！

母亲先让保姆刘嫂领夫美去洗澡吃饭，对她说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别把胃撑坏了。

吃过饭之后，父亲问起了小姑家的情况。夫美从头至尾一五一十把自己见到的记得的全部经过都说给了自己的舅舅听。听着这孩子的哭诉，父亲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母亲也说不出话，只是递过去手绢给她擦眼泪。

表妹夫美讲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大地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是当年父亲给中央写信的背景和导火索。

表妹刘夫美在我家长成了大姑娘，这是1969年她在武汉的留影。

小姑家的情况和父亲给中央写信的事最早我是听母亲说过的，母亲曾告诉我，其实夫美来之前已经有不少家乡人来找父亲谈到家乡的饥荒情况，特别是发生了老战友李景福的孙子的事，父亲就曾想写信反映。李景福是1926年的老党员，他留在家乡的小孙子因饥饿来投奔爷爷，爷爷却偏偏在机关分管后勤工作，为了避嫌也为了工作的方便，李景福与父亲商量着就把小孙子送到了我家，但两个月后机关里有人因我家向机关借30斤粮食的事对父亲提出了意见，还有知情人就这事儿向李景福提意见，于是李景福不得不又将小孙子送回了老家，回家不多久那孩子就饿死了。这件事使父亲不胜惋惜感慨和义愤，在一次机关的会上发了脾气。恰在这时又来了夫美，于是父亲再也坐不住，奋笔疾书，连夜就开始给安徽省委和中央写信。这封信是否到了中央以及中央是什么态度我们都不知道，结局只是武汉市委的一位领导找父亲谈了话。也许是觉得父亲年纪已老，也许觉得他已不担任要职，总之当时武汉市委的这位领导在对父亲谈话时说：“徐老，你年纪大了，有些事情也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多管了！”后来全国事态的发展使父母亲深感在那个绝对一言堂上下一个调的年代，无论如何都要承认当时的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对他的态度已是非常宽容。

小姑家的故事虽然反映的只是安徽省濉溪县杨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但管窥一斑，它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年代中国许多农村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故事里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似乎也没有贪污和腐败，但却存在有组织的强迫和剥夺。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当时的领导人良好的愿望，是高度集权下少数人的独断专行滥用职权，是农民群众真诚淳朴的热情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在这个故事里曾经有一个梦：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饥荒的终于爆发就是这个神话般梦境幻灭后的结局，甚至发生了真正的“人吃人”这种人世间最丑陋最悲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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