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儒家与佛家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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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儒家与佛家信仰

作者：林梅英




一般人只知道杜甫是一位儒生，怀抱济世救民、民胞物与的情怀。可是，鲜少为人所知的是，杜甫暮年对佛教颇为向往，也有所涉略。本文拟从杜甫儒家与佛家信仰着手，看其精神上的信仰依归。


杜甫生平述略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卒于代宗大历五年，得年五十九岁。郡望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出生地是巩县(今河南巩义)瑶湾村。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名将，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封“当阳县侯”。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官至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今山东)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进雕赋表〉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奉儒守官的家庭，对杜甫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思想影响甚钜，故作品时常流露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博爱精神。


早慧的杜甫七岁便能作诗，〈壮游〉：“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由于超强的记忆力和在文学才能方面的出众，十四五岁即受到文坛名士的称许。杜甫曾在青年时代历经数次漫游。20岁游历吴越，24岁回到洛阳，举进士不第。隔年赴兖州省亲，故东游齐赵，30岁回到洛阳成婚。33岁在洛阳遇到“赐金放还”的李白，二人同游梁、宋，在宋遇见高适，登高纵酒、谈诗论文、骑射游宴，建立了千古传颂的友谊。天宝五年(746年)回到长安。次年，玄宗下诏广求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李林甫操纵科考，上表玄宗说“野无遗贤”。再次落第的杜甫短暂回到偃师，后又长居长安，献赋上书，干谒求官。〈进三大礼赋表〉：“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十年的困守长安，可谓历尽心酸。四十岁献〈三大礼赋〉后得到玄宗的赏识，但直到四十四岁，才补上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


安史之乱(755-763)后，杜甫落入叛军之手，被押解到长安。其后更饱尝艰辛，奔赴肃宗的行在─凤翔。才被任命为左十遗不到两个月，就因疏救房棺而得罪肃宗，于乾元元年(758)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翌年弃官，携家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饥饿、战乱，生活陷于困顿，终于在岁末到达成都，开始晚年的漂泊西南的生活。成都草堂的三年多时间，相对安定，有暇欣赏大自然之美和体会生活的情趣，且得到成都尹严武在经济上的资助，还因严武荐为校检工部员外郎。期间，送严武入朝之后逢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叛，杜不能归，便辗转绵州、梓州、阆州、射洪一带。永泰元年(765)五月，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在云安短期养病之后，次年春末迁居夔州(今重庆奉节)。此时杜甫年已五十五，居夔两年，有意总结自己一生经历和创作上的得失，创作大量组诗。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携家出峡，经江陵、公安、岳州，暮冬抵达岳阳。贫病交加的杜甫漂泊湖南一带，于大历五年(770)冬，病死于湘江舟中。


杜甫的儒家信仰


杜甫以儒学传家自居，崇拜圣贤，心怀经世济民的抱负，关心生民黎元与国家政治的状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他怀抱江海志，自比稷与契，对上古文化传统与古圣先哲有着特殊的感情，对国家百姓有着深深的挂念。还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即使在穷困的岁月，心中仍在系念着苍生的遭遇，为百姓的疾苦深深叹息，甚至想起民众的不幸遭遇都会生出满腔的热情，希望尽一己之微薄力量给予帮助。〈春望〉是一曲忧国忧民的悲歌：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著名的五律是至德二年(757)春天所作。其时，杜甫仍陷于安禄山叛军铁蹄践踏下的长安。前一年潼关失守，玄宗仓惶出逃，长安被叛军所据、百姓被搜捕、财物被掠夺，长安陷入一片混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表达了诗人对国破家亡的无限悲痛，为全诗奠定了悲凉的基调。诗人望眼看去，只见京都沦陷，长安弥漫一片残破景象。长安城的春天，大好河山依然存在，草木依旧生生不息、繁盛茂密，却因长安城中惨不忍睹的景象而失却光彩，一个“深”字，将草木茂盛葱茏却无一人迹的苍凉画面写得甚为深刻，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悲痛感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进一步发挥首联荒凉残破的书写，极力渲染诗人忧国思家的悲痛心情。此处诗人用拟人的手法，在美好的春光中，花儿总人给人带来愉悦，可是，连色彩艳丽的花朵却也感受到国破城荒的悲苦而伤心落泪；鸟儿们原本应该朝气蓬勃，唱着宛转动人的歌声，给人带来欢乐，然而诗人却因为目睹广大人民生离死别而忧烦痛苦，便将此情移住在鸟儿身上。不管是鸟语还是花香都增添了诗人感时恨别的内心苦楚。“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进一步揭示了全诗的主旨，战火已从前一年的三月连续不断的延续至今春三月，战事已久，人民灾难沉重，玄宗离京入蜀，叛军横行，深陷长安的诗人已经超过半年没有得到家书，妻子儿女生死未卜。一封家信之所以能称得上抵万金，是因为世乱飘荡之际家书的可贵。“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表示自己对国事极度忧伤，对家人焦急思念，让本已白头的短发更见稀少，越来越短。锋火边地，家书不通，挂念远方的凄惨之象，忧心忡忡，意欲搔头解愁却更添愁苦，头发简直要梳不成发髻，别不住发簪了。〈春望〉是诗人居住长安十年，生活、观察、体验认识之后，遭受战乱的忧国思家悲歌，表现了诗人心忧天下的伟大胸怀与关心时局民生的高尚情操。我们彷佛看到诗人站在残破的长安城中，眼观花鸟，感伤国事、思念家小，止不住的泪水涟涟。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部分篇章真实的报导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记录了重要的历史事件，表现了巨大转折时期的局势与社会面貌。仕途不顺与长年的颠沛流离，加上心念社稷、关怀民生的情怀，使他创作出这类感时忧民的作品，不断流露的关怀生民黎元与朝政时局的作品，在在表现出杜甫舍己为人、心念苍生的为他之心境。


杜甫对佛教的向往


早期的诗作中有许多游览寺庙的作品，如〈上兜率寺〉说：“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望牛头寺〉说：“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陪李梓州王阆州苏遂州四使君登惠义寺〉中说：“莺花随世界，楼阁倚山巅。”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杜甫对佛寺及佛教艺术的描写。晚年更有〈岳麓山到林二寺行〉，用大量篇幅描写寺庙的建筑与周遭的环境。诗人在30岁以前漫游齐鲁、江浙一带，也曾同其他文人一样，借宿于寺院。在与佛教人士的交往中，以长安及秦州时期较为频繁，其中，又以与赞上人的交往最为密切，赞上人是“京中大云寺主”，是一位大德高僧。〈宿赞公房〉写于借宿赞上人所居寺庙时，诗中写道：“杖锡何来此，秋风以飒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连。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圆。”写给赞上人的诗共有九首，如〈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寄赞上人〉等。也写有与其他僧人交往的诗作，如〈以上人茅斋〉、〈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赠蜀僧闾丘师兄〉、〈谒文公上方〉、〈大觉高僧三若〉、〈谒真谛寺禅师〉等诗。


十年困守长安，漫长的岁月中，苦苦等候却无人援引的心酸悲哀有谁能够体会呢？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穷愁失意的诗人又增添了一层死生无常的感受。〈苏瑞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垂老恶闻战鼓悲，急觞为缓忧心捣。少年努力纵谈笑，看我形容已枯槁。诸生颇尽新知乐，万事终伤不自宝。……忽忆雨时秋景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无论是不能与家人欢聚时，还是道路奔劳途中，诗人时时惟恐埋没沟渠，也空伤岁月磋跎与日益年老。从华州至秦州，政治上的挫败感以及被谤伤的幽独感更为强烈。〈题郑县亭子（一作“郑县游春亭在西溪上一名西溪亭”）〉：“郑县亭子涧之滨，户牖凭高发兴新。云断岳莲临大路，天晴宫柳暗长春。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更欲题诗满青竹，晚来幽独恐伤神。”经历政治上的险恶与风霜雪雨之后，诗人体会到坚持清节人格的孤独。漂泊西南的十多年里，除了草堂时期较少抒发穷独之感的诗作之外，其馀的日子几乎都在贫病流离中度过，也是孤独心绪与日俱增的主要原因。如〈赤谷〉中说：“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散愁〉其二：“老魂招不得，归路恐长迷。”〈课伐木〉：“墙宇资屡修，衰年怯幽独。”写出哀病穷愁、乡园难归的孤独。〈野望〉：“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遣怀〉：“乱离朋友尽，合沓岁月徂。吾衰将焉托，存殁再呜呼。萧条益堪愧，独在天一隅。乘黄已去矣，凡马徒区区。不复见颜鲍，系舟卧荆巫。临餐吐更食，常恐违抚孤。”写出了亲友音信全无、天涯悬念的孤愁忧念。


杜甫具有深刻的孤独感，越至暮年，孤独心境的提炼也愈为明显。一生曲折的经历，身陷贼营、战乱奔波、对国运和民生的忧虑，加上后期穷愁困顿、羁旅漂泊，都让他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其实，杜甫最深刻的悲哀并不是生计的无处投奔，而是对精神上了无归宿的疑问。面对仕途不遇，理想无由实现，以诗人的聪明才智，又怎会不明白浮名虚誉又有何求的道理？况且，诗人们往往都有一种向往宁静与隐居自得的愿望，此时，隐遁也就成为很好的选择。


其实，杜甫在两京时早已接触北宗及南宗的禅法，两京时期(开元十五年至二十年、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三载居洛阳；天宝五载至十五载居长安)，禅宗北宗神秀弟子普寂使法及南京惠能弟子神惠北上弘法，因此，那时诗作中主要表现为北宗禅思想。早期诗歌如〈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于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已表露出对禅宗的向往。


杜甫晚年更是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有不少与佛教有关的诗作。如〈谒文公上方〉中说：“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无生有汲引，兹理傥吹嘘。”此诗作于梓州(时杜甫五十一岁)，是一首较多禅理的诗。《杜臆》卷五说：“王侯与蚁同尽，不过袭庄、列语。‘愿闻第一义’，亦禅门常谈。”杜甫晚年心境掺杂佛教的义理，一生岁月在漂泊中度过，诗酒随身，仕宦蹇塞，自己的心也如同杂草一般荒芜，有如从未修整过的田畴杂草丛生。回想世事，王侯、蝼蚁到头来不也是同归虚无？因此，他希望获得超越生死的永恒真理，期望上人能用金蓖刮下他盲目眼膜，用教义去除内心的烦恼不安。〈秋日夔府咏怀〉说：“本自依迦叶，何曾藉偓佺。……晚闻多妙教，卒践塞前愆。……勇猛为心极，清羸任体孱。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此诗作于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时期，时杜甫已五十六岁，末二句表明了诗人对佛教的向往。一方面表达自己对佛教至上真理的向往，另一方面希望自己在宗教的堂芜里有所悟道。晚年接触佛教教义并亲身实践，虽然求道决心很大，一心想到勇猛精进，却发现佛理是愈学越发觉其博大精深，更感到离彻悟的境地还很遥远。另外，〈缚鸡行〉一诗明显带有浓厚的佛理：“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鸡虫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服。鸡虫得失了无时，注目寒将依山阁。”此诗流露出不愿杀生的佛理。佛教戒杀生，即使为了保住了虫而把鸡卖掉，鸡也会被其他人煮熟了吃掉。他想要成全鸡和虫的命，可是这份两难的得失又不知该如何衡量。


小结


早年的求仕不得、任官、被贬、弃官和后半生的漂泊中国西南，体弱多病，经历重重磨难，遂产生一种深沉的寂寞感。杜甫不仅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濡染，晚年对佛教教义与真理也颇为认同，在学习体会之后才发现佛理的高深玄妙。一个人的信仰是整个人生命的一部分，不应被分割，杜甫的儒、佛思想并不妨害其文学史与诗学史上的地位。实际上，信仰使他更具博大胸怀与慈善之心，所以才促成其诗歌作品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