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赞育： 蒋介石侍从室与亲历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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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服务蒋委员长侍从室与亲历西安事变

萧赞育口述

任蒋委员长(蒋介石)侍从秘书

民国二十三年春，力行社内部改组，余得偕妻儿三人赴无锡，住梅园休息数日，继独往普陀天福庵静养一月，静养中深感忙碌后获得休息之无比快乐，有益身心，因而想到公务人员每年定期旅游休假之必要。此天福庵住持告我蒋公亦曾住此颇久。普陀佛地，无杀生者，余携去之猎枪成为无用武之物。

在此期间，蒋公秘书邓雪冰（文仪）来信，要我在南昌行营政训处副处长（处长为贺衷寒、主任秘书袁守谦）及侍从室侍从秘书二者中作一抉择，以便报请蒋公任命，考虑后决就任侍从秘书。大概三、四月间到南昌报到。

不久，侍从室改组为第一、第二两处，晏道刚任第一处主任，陈布雷任第二处主任，第一处管总务、参谋、警卫，第二处管文书、速记与研究，原兼任第三组组长邓文仪随即离开侍从室，我专任侍从秘书，编制属第二处，而直接承办委员长指示交办事项及随时提出报告，实际上是独立性质。我手下有一书记、一工友，平时承办业务，举凡军校同学个人或单位负责人、力行社及所属有关同志向委员长报告请示事项，凡由我转呈者即由我请示后答复，如抗战开始后成立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人王芃生，向委座提出的所有情报或分析，都由其自己提纲挈领，亲笔择要写好，随时由我转呈，不少为有价值之数据或意见，极受委员长重视。

此外，委员长若有远行，我们都随侍左右，每到一地，辄有军校同学或地方党政官员呈递报告，或要求请见，即由我向委座呈报转达，有些地方，委座尚未到达以前，派我们先行前往联络，如民国二十五年广东余汉谋取代陈济棠，归顺中央，委座派钱大钧主任及我先飞广州，先与余汉谋等联络。

我在侍从室服务时间前后共约九年，民国二十三年开始至三十四年侍从室结束离开（其间有一年半赴乐山休假研究，一年半调成都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九年时间，工作并不怎么忙，但不能轻离职守。民国二十三年委座曾颁发侍从人员守则，人手一册，守则中有很多规定，要求大家遵守，我本来是很自爱自重的人，守则中的各种要求，我不觉得有何困难或办不到的事，不过更小心注意一些罢了。同时深信我纵不能分忧分劳，亦不致为领袖添麻烦。但有时在事情的处理有欠周到，仍不免引起过领袖的大发脾气。

大概就是民国二十三年暑期快要完的时候，我们由庐山回南京，委员长在九江乘飞机先行，我们乘船，在船上见到大公报一篇社论，对新生活运动中女学生蓄发问题颇有批评，乃将社论剪下，认为值得考虑。社论大意谓：今日国家应兴革之事正多，女学生蓄发问题，宜交教育主管单位，研究办理，不必由最高当局硬性规定一种发式，通令全国遵行。我到南京后将此文附以己意签报呈上后，少顷，即在内收发汪日章秘书处，见到委座手令，要送交中央通讯社发表，说是「学生蓄发问题，正在研究，一俟决定，即予实施。」我乃要求汪秘书将委座此一手令暂缓发出。我以为委座如看到我的签呈和大公报，此手令下必再发表。如以大公报意见为是，便从缓实施可也，如仍应实施，更无须于此时再作此宣告。不意第二天早晨委座阅报，未见声明手令登载，即唤汪秘书查问，知是我的主张，乃即要我上楼，一见我即问：「你何以扣留我的手令?」我说，当我看到领袖手令时，以为领袖尚未见到我的报告，如已见到，则此手令似可不必发表。并稍说明理由。委座不待我毕其辞，突从座椅上跃起站立，非常生气高声的说：「你有脑筋，我就没有脑筋，我要做的事，应该交你来做才好。」我赶快说，我事前没有先向领袖请示清楚，我有错，今天马上要汪秘书将手令发出去，明天可以见报。乃鞠躬而退。

不到一个星期，委座派人来取我们的日记，因为曾有规定侍从人员都要写日记。第二天叫我去见，此时领袖态度，非常慈祥客气，首先交还我的日记，叫我坐，然后问我家庭情况、工作情况，当我起立鞠躬告退时，连连点头道好。回到办公室，发现我接受怒责那一天的日记书眉，领袖用楷书写上一个阅字，表示他看到了，知道了。他平日批阅公文，好用一条龙，即是横行弯曲的一划。今见到此正楷书写的一个阅字，觉得亲切而舒畅，既感谢又惭愧，在我复杂的情绪中，正显示出领袖慈祥伟大的一面。以我处理此次事件而言，在手续上是不够周密的，但用心是可以宽恕的。领袖发了大脾气之后，又能用心化解，对我当时处理的用意，表示已知道了、谅解了。足见领袖用心之细也。

另外一件事，使我极为难过的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改变我中华民国命运的一个大变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七七抗战的时间为之提前，也使奄奄一息的共产党垂死复生，使整个历史起了大变化。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蒋公在洛阳度过五十岁生日，发表「报国与思亲」文。十一月十三日，蒋公登嵩山，我们偕行，当时同去的侍从人员尚有钱大钧、毛庆祥、刘进及萧乃华，此外军长万耀煌、洛阳行政督察专员王泽民随行。大家曾在古树汉柏前摄影留念。游嵩山后，我们便于十二月四日抵达西安，下榻华清池。

事变发生的前两天，我在西安市看到许多游行请愿的学生，在马路上呼口号，街头墙上到处张贴标语，要求停止内战，反对内战，一致抗日，这完全是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在公开活动，大感惊讶，往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问此时此地，何以有此类标语游行？邵不认为太严重，但承认有隐忧；在我看来，这一种现象，应是严重的了。

因此在西安事变的前一天，我即约集中央派在西安担任工作的一些人员，大家坐在一起交换意见，商量办法，大家也感觉到情况之可虑，并知道张学良、杨虎城的左右和部队中，均有左派份子在活动，并举出较为活跃的问题人物若干人，如张部卫队营长孙鸣九、秘书某某等，以及杨部的秘书长，认为均有特别加以注意处理的必要。

于是根据大家提供资料，及目见情形写成一书面报告，准备第二天早上转呈蒋委员长，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事变就发生了。

十二日凌晨五点左右，忽然枪声四起，勤务兵梁介然和书记林培深都跑进来，报告情况，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开靠外墙的小门一探究竟，不意门一开，马上一颗枪弹射了过来，接着是一位伤兵爬进了门口，赶紧招呼受伤的侍卫人员，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语。「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不明白。

由于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阁楼，往外张望，此时天已微明，只见密密麻麻的都是张部东北军，正在慢慢的平静下来了，但是后面骊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黄军服与灰军服的少数人，还在彼此射击，被击中者一个个滚下山来。

慢慢地，天已大亮，枪声渐止，也无喧哗吵杂的人声，我再度开门，走向墙外广场，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张部士兵问明我的身份时，他们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是要抗日的。」这时我才明白，这些东北军，原来都是有问题的了。我被送到卫兵门房，那时门房里已聚集了侍从人员二、三十人，组长、秘书、参谋、副官，很多人都来了，他们之中有不少是从床上拉下来的，只披上大衣便出来了，衣服穿着极不整齐。

门房中，张学良的军官，一再进来询问：「委员长究竟往那里去了？什么时候离开的?」谁也说不出来。我这时还在为委员长庆幸：心想委员长可能早已闻警，避过此劫了。

约八、九点钟忽闻后山鼓噪声大起，并有人高叫：「委员长找到了！委员长找到了!」随即发出集合号音，没几分钟，委员长下山了，并在我们门房的大门口停下来，只听到委员长高声道：「我要在这里休息！」又听有人说：「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请上车到城里去。」

委员长走后，我们侍从人员也坐上大卡车，被送往西安杨虎城绥靖公署的卫士队，草席地铺，每人一条军毯，裹着毯子靠壁而坐，到下午二、三时，土兵送来一桶饭，一桶菜，有碗筷，无桌椅，饭菜既恶劣，余心情更坏，不食亦不饥。这时交际科长周文章带来了八大主张之印刷文件。这完全证明了张学良、杨虎城竟与共党在朋比为奸，天下大乱了！

所谓兵谏通电，标榜人民阵线之八大主张如左：

㈠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

㈡ 停止一切内战；

㈢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㈣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㈤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

㈥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㈦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㈧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天黑后，我和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四位秘书被送至西京招待所，每两人住一间房，房内只有一单人床，汪日章让我睡床上。第二天早上十时，张学良前来，到每一个房间，对我们的受惊表示慰问，这时我要求和他谈话，张同意，自己将房门关上，我们两人便站着谈。张学良首先表示此次行动主要是为了抗日，此次兵谏，系由于委员长不接受意见，出于下得已，并告诉我，委员长脾气还是很大，不肯吃东西。我便要求在我们四位秘书中，有一人去见委员长，听候招呼；他说，不需要，委员长在那边有人照料得很好。我乃问张，今后如何打算。张说，委员长今天是中国的领袖，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多听大家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委员长如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张又说，委员长对他并不信任，反听特务人员肆意诬蠛挑拨，说张学良如何联俄联共，对中央如何不忠，弄得上下离心，无以自明。张并说，实则特务工作人员有什么用？我这次干出的事，特务人员那里去了？我马上表示，这是误会，我说，委员长实在是很相信副司令的，即我们这些人，也没有谁不是相信副司令的。此次事变发生，我们在没有读到兵谏通电以前，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副司令自己主持发动起来的，足见中央派在剿总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以副司令为目标的。张冷笑曰：得了罢！得了罢！张接着又说，我们此次所干的事，一切均由委员会讨论，但我自当负其责任，事情做得对不对，当静候国人公评，暂时不另行组织政府，如国人都说我做的不对，我当向国人引咎认错。谈话中也明白表示说：当今之世，尚有谁敢向委员长直言相争者，我这次总算向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临行张又说：昨天第一次见他，他只肯讲两句话：「你要当我是领袖，应赶快送我去洛阳或南京，不能讲条件，否则把我当做俘虏枪毙好了，不必多言。」张说，事情那有这么简单，现在是我们自由说话的时候了。过去他不许我多说，便不敢多说，现在他不要我说，我还是要找他说，今天早晨又向他说了两个钟头。

张去后，我会见了陈总指挥辞修，告以与张谈话经过，陈表示事已至此，恐将一不做二不休，势必蛮干到底。并说，此时中央应有严正表示，何部长敬公更责无旁贷，应急起主持，统一指挥，以实力谋应付。陈又说，今后如能恢复秩序，诚应切实检讨，特务人员、政工人员，每予人以口实，激起无谓反感者，自应加以注意改进。

谈到西安事变，实令我感触良深，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共党残余势力很快是可以消灭的了，中国抗战胜利团结统一之后，中国的命运，决不致形成今日的局面，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的历史，现在正在被改变中！国家民族所受的伤害，实在太重大了，大陆人民所遭受的空前浩劫，所亲历的地狱生活，不知将延长到何年何月，言之岂不痛心！

此外，我在侍从室还有几件小事顺便在此一提：

第一件事是在民国二十三、四年的时候，当时的特务处长戴笠，将副处长邱开基关了起来（邱现在台，国大代表），表示要严惩，邱太太来找我说是寃枉的，要求我救他一命。戴、邱两人为此都有报告呈委员长，委员长下条子，要我详查具报。乃召集有关干部会谈，共同研究，戴笠、郑介民亦到场。戴于此案所持态度，气势颇盛，在座贺衷寒、桂永清、康泽、周复诸人但求不为己甚而已，似均不便多谈。我则力言领袖交查，必求是非明白。卒将会谈经过，写成书面报告，对戴笠刚强气盛，直言无隐。后来领袖将邱开基调回云南工作去了。戴后来曾对人言，萧某胆子不小。但戴我之间，始终仍旧保持正常友好关系。我不觉得有何私人芥蒂存于其间。

第二件是某日，青年党领袖李璜和左舜生，两人连袂至舍间吃饭聊天，他们提到上海晨报（潘公展任社长）之言论，经常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批评孔、宋的财经措施不当，李、左认为安内攘外是今日政府的政策，晨报既为国民党高级干部所办的新闻纸，不应对政府政策作过分之批评。我根据李、左谈话，将晨报批评社论剪附签呈委座，不意，第二天晨报即奉令停刊。

四十余年后，在台湾偶与程沧波兄谈及此事，程说，他当时接急电赶到上海，参加紧急会议，决定晨报停刊，今始知「原来是由于你的一纸签呈」。我说，李、左之言，原亦出于善意，我更没想到后果竟是如此严重。

第三件是民国二十七年，我们由汉口到了四川，委员长认为侍从室应有党的组织，并应重视检讨批评，我们侍从室第二处，便成立两个小组，由我和周佛海分任小组长，小组会议规定最后一项为检讨与批评。布雷先生怕批评有伤同仁间的和气，主张暂缓实施，但亦未报告委员长。后来第三处成立，亦复如此。所以有人说，总裁命令，不行于侍从室。实则此项有意义的检讨批评制度，在其它政府机关，亦只是徒有形式，未曾切实推行。这对于我中央以至地方的革新进步，利弊得失究竟如何，实是一个值得检讨研究的问题。

第四件是，迁都重庆后，各省区、各战区在重庆都设有办事处，并派高级人员负责与中央联络，他们工作不忙，于是委员长派我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小组，定时开小组会议，由我担任指导员，要他们分别报告一些各地的情况与时事分析、研究心得，以增加彼此间的感情与了解，这件事情大家很认真，比起侍从室的小组，我觉得比较成功。

第五件是，在民国三十四年五月，本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时任侍三处副主任，当选中央委员，还有侍卫长俞济时、宪兵副司令张镇、军统局长戴笠也新当选委员，总裁个别召见我们这几人说：东北将领万福麟、马占山等对抗战有功，为鼓励他们，希望你能退让，而由某某代替你递补为中央委员，征求同意，我们当然都遵命办理。

第六件是，我自动提出退让的工作，二十七年到重庆后，委员长曾下手令，要我准备到桂林行营去接任党部书记长，当时行营主任为李济琛，政治部主任为梁寒操，党部书记长，原可以由梁主任兼任的，我内心固然不愿去做这个书记长，同时亦恐引起梁主任及桂林行营的误会不乐意，乃与陈布雷先生商量表示我不愿意去，去亦有所不便，后来终于收回成命了。

以上《服务蒋委员长侍从室与亲历西安事变》，原题《任蒋委员长侍从秘书》，是以《尹呈辅先生访问纪录》(台北:
近代中国)同名一章全文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数字化初稿首发【彰往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