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的倒下和中国主流价值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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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媒体《财经》杂志高层编辑集体辞职之事在中国媒体行业激起普遍反响，有关事发原因的不同版本也纷纷登场。

周一，现年56岁的胡舒立辞去了主编之职，估计同时选择离职的还有150人，几乎是该杂志的整个采写编辑团队。在过去一周里，有传言称胡舒立将另起炉灶、创办竞争性杂志，以及她对杂志所有者未能投入充足的资金或在中国新闻检查部门的压力下未提供足够保护而感到不满。

现在，从员工会议上传出了这些争论的细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胡舒立会与王波明，即《财经》的母公司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又称"联办"）(SEEC)负责人决裂。《财经》的人事地震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不仅因为它的盈利能力，也因为它愿意发表一些措辞严厉的评论文章以及调查报导而试探新闻监管部门底线。一度是盟友的胡舒立与王波明在《财经》成长为盈利能力颇佳的旗帜性刊物后分道扬镳。这份杂志的成功折射出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越来越渴求可信赖的新闻。

据出席了周二、周三员工会议的知情者透露，会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王波明和其他联办高管周二和员工进行了交流，席间王波明淡化了他与胡舒立之间的理念分歧。在《华尔街日报》记者听到的会议录音中，他承认中国所有的记者都必须在国家划定的边界内行事。但他同时说自己和胡舒立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分歧。

与王波明同时参会的是联办董事之一章知方，后者在会议上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他列举了胡舒立如何在已经另立门户、筹组新杂志的情况下继续与联办磋商、为《财经》争取资金支持。章知方说明了新公司的具体股权结构以及注册日期。他在会议上把这些信息与胡舒立与联办磋商解决分歧期间写的若干信件并列放在了一起。

章知方并未提及在这段时间里，《财经》一直在招聘胡舒立的接班人。

记者周三并未联系到王波明和章知方发表评论。胡舒立则拒绝就此置评。

章知方承认了胡舒立支持者所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章知方说胡舒立的记者在报导7月份新疆骚乱时违反了"报导纪律"。胡舒立曾派出一组记者到新疆进行采访，但他们的文章在《财经》杂志和网站上都没有发表。章知方说这些记者犯了错，认为他们应该为政府就《财经》的报导批评联办一事负责。

周三，《财经》前执行主编王烁对此予以辩驳。他说在新疆骚乱事件之后，《财经》收到了联办的最后通牒，主要是要求杂志必须将所有封面故事、争议性报导以及所有与金融和经济无关的稿件都送交母公司审阅。

据参与谈话的人说，王烁说，我们都是新闻工作者，我们知道在中国，没有哪个成功的新闻机构能根据这些要求运转。

管理层说上述辞职要求在11月23日下期杂志出版之后才能生效。在王波明、章知方与员工进行的1小时谈话即将结束时，他们介绍了一位现年38岁记者何刚，他将成为《财经》新执行主编。

何刚说，如果杂志采编力量不足，那么可能使用自由记者撰写的文章。记者并未联系到何刚发表评论。

《财经》或许看上去还会是老样子：负责插图及照片的美编部门将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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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胡舒立辞任《财经》杂志主编而起的喧嚣声中，有一件事多少被人们忽视了，那就是这位倍受尊敬的主编将为这份她一手创办的杂志最后写下怎样的评论。在分别于本周一和周三发表的最近一期《财经》杂志的中英文评论，胡舒立展现出了许多让她成为媒体明星的品质，其中最主要的是她愿意直击敏感问题，挑战官方说法。

胡舒立这篇文章围绕的是两周前刚刚启动的创业板市场。在许多观察人士眼中，创业板市场是中国股票交易乱局的一个可笑例证。在创业板市场的首个交易日中，首批上市的28只股票涨幅高达76%至210%，而到了第二天，它们大多数都趴在了10%的跌停板直至收盘。



《财经》杂志9月刊封面

大多数西方评论人士都乐于对此冷嘲热讽。在提到了中国现有股市一再被诟病的赌场特质之后，《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说创业板的表现更像是"在穷街陋巷里斗鸡"。

但是胡舒立的报导要深入得多。她说，监管部门花了十年时间精心筹划推出创业板市场，因为他们希望避免市场出现过度的波动性。但她认为正是这种过度保护使得投机分子认为他们可以毫无风险地在这个新市场里进行一番斩杀。

胡舒立写道，这28家公司是监管部门从数百家申请者中遴选出来的；"在发行环节，创业板采用的仍然是审批制而非核准制。这种基于实质内容而非信息披露程序的审查，看似对投资者负责，但从制度层面抑制了市场选择的自有功能。"

她继续写道："监管层既不能，也不应担保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甚至投资者回报，更不能片面追求市场规模和活跃度，否则，种种美好设计，都将会被打着'保护投资者利益'旗号的有力者劫夺。"

胡舒立为《财经》所做的这篇"天鹅挽歌"说明她将为读者所怀念。这篇文章反映出她一方面对市场应该如何运转有着成熟的理解，而另一方面她也深知在中国有着更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前者似乎往往是中国财经媒体所缺乏的，而后者又多为西方媒体所忽视。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胡舒立愿意挺身而出，大声说出政府所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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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著名的新闻杂志《财经》的人事变动基本上浮出水面。11月9日，《财经》杂志的创办人胡舒立正式辞职，据称将出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其职务将由《经济观察报》创办人之一、现任《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的何力接任。

《财经》编辑部的变动并不仅胡舒立一人，《财经》杂志编辑部的执行主编，多名副主编等也与随后辞职。王烁在TWITTER上透露，截至到11日，整个采编团队174人有147人已递交辞职信。

独立学者莫之许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提出："《财经》内容团队与联办管理方之间的矛盾其实不在于新闻专业主义之争，也不在于揭露性报道之风险管理，而在于现行内容团队所坚持的价值理念已然沦为了主流的边缘甚至是对立面。"

本期《上海视窗》将以此观点为线索，谈《财经》杂志的动荡中呈现的中国主流价值的变迁与悖论。

莫之许认为，10年前，各种条件--诸如对民营经济的歧视的削弱、积极准备加入WTO，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种法制的完备--正在当时聚集，而与此同时，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条件--诸如缺乏约束的权力对经济的干预、资源配置过度向国有部门的倾斜、以及分配的日益悬殊--也依然故我。
于是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出现了截然对立的判断，在乐观者看来，当所有有利条件渐次出现后，巨大的发展也将随之来临，中国之崛起不再是梦；而在悲观者看来，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将给所谓的巨大发展打上问号，甚至所谓的崩溃也未必一定能够避免。

作为一份以商业为主要内容的刊物而言，创办于1998年的《财经》很难回避这样的争论，而其所选择的立场，不仅是学术界内的激烈争论，也必然影响到一个新创刊物的存活和发展。

以莫之许的观察，在《财经》杂志的10年中，除了广为传诵的调查性报道之外，《财经》也一直弘扬着一种我称之为"中国梦"的图景。

从新浪的创办人王志东到前首富黄光裕，细数《财经》的封面故事，这类近乎弘扬的主题，甚至要超过调查性报道。这10多年来，《财经》既站在乐观者的角度，提供期望，同时又站在悲观者的角度，提出批评。前者使得《财经》贴近主流商业人群尤其是新兴企业家，后者又使得《财经》不乏反思的力度。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财经》的话语逻辑保持着一致性，一种以市场化和全球化（或者如某些人贬称的自由化）为基本立场的逻辑，这样一种总体认同而又不乏反思的立场，既获得了权力的支持，又获得这个社会最成功的新兴企业家群体的拥戴，《财经》也因此成为了最有价值的商业刊物，甚至成为了某种图腾。

然而，时代的指针总是会出现回摆，如果说在10年前，全球化、市场化还是时代主流的话，随着中国经济的节节进取，这一主流已然悄然易手。中国经济的成功也催生出了一种荒诞的逻辑--有人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归功于权力的主导和资源配置的倾斜，并命名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逻辑似乎还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并获得了权力的青睐，于是，《财经》一贯的全球化、市场化的自由化主张逐渐变得跟不上鼓点，并有沦为主流对立面的危险。在莫之许看来，这种荒诞逻辑的背后不过是权力对资源控制的强烈冲动，并隐含着对新兴社会阶层的限制之意，但不幸的是，凭借权力为后盾，这一逻辑的推展很难反制。

据本台记者的了解，财经采编团队此次集体出走，当然其背景有其大股东"联办"，不愿答应采编团队提出的股权激励方面的要求，但更直接的导火索，是新疆"七五"事件。当时，《财经》杂志一名特派记者被当局直接从乌鲁木齐遣返，当期新疆的报道也被封杀，而以此为导火线，中宣部对联办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联办因此枪毙或者拖延了多个《财经》编辑部的重头报道，破坏了双方在采编独立权方面的长期默契。

但是，在莫之许看来，就算不出现乌鲁木齐事件这样的触发点，只要《财经》内容团队坚持其10余年来一贯的逻辑，就一定会与重视当下权力逻辑（这也是中国媒体生存的不二法则）的管理方之间产生矛盾。莫之许甚至断言，"只要胡舒立及其团队坚持其10余年来一贯的逻辑和价值，那么无论其新创办的刊物叫什么名字，也不会有什么好前景。"

对如此悲观的预言，《财经》杂志一名资深记者说，"我在楼上看新闻，看新闻的人在看我。"不愿过多评价。
著名媒体人石扉客则说，"虽然是一家之言，但也不失为一个逻辑能自洽的悲观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