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收藏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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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土古玉可分为现场科学考古挖掘和非现场挖掘（泛指在流散中的真品）的器物（以下简称为现场与非现场器物），富有特色的是：凡是体制内“出身”的器物，相互间都须具备包容性，否则就无法有效地研究。收藏与研究好比是对孪生的兄弟，相互之间血缘相通心心相印，但稍不留神就难以分辨乃兄乃弟。作为研究是为了保障收藏的质量，正是如此，看待现场与非现场器物更需要相互借鉴，因为这两者是与收藏休戚相关的。对于研究不仅深受学院派们的青睐，也是传统派们所掌控的强项。现在这两类器物的研究经过长期的“磨合”，已经日益趋向成熟的领域。

从事出土古玉收藏与研究者，首先要在学习鉴定的基础面上展开。谈起鉴定往往受制于自身能力上的大小与否，主要凸显于思想与方法上，其次才是社会实践。笼统地讲：思想方面所指——人类思维方式最常规的是依靠思维中的辩证法，对事物作出综合辩证的判断；方法方面是指——为了解决事物错综复杂的疑难性，需要拒绝事物表象的虚假外延，保障认识事物本质的真实性，为梳理其条贯而使用的各种方法。我们知道社会实践的含义较广，可以从正规的“科班”专科教育中汲取知识，也可以从专业培训中掌握技能，更可以从市场中的实践操作得到提升，应该允许三者殊途同归于一个基本点，即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还要增加去伪存真的能力。对自然人来说，衡量他（她）的理性程度究竟属于一般性的心得体会、经验之谈，还是能够归于完整的体系性理论或与实践相关的范畴，那就要看他的理论是否与实践紧密结合，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这是十分重要的衡量标准。从社会各层面来看，各地区已经为我们开放了社会性公共设施（如博物馆、图书馆等），市场也会在有偿或无偿服务之下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特别庆幸的是我们已经跨入了信息时代，从漫游网络世界也能博古通今，最关键在于了解自己的目的，把握好所运用方式方法的实际效果。

一、我们需要回顾历史，期盼着温故而知新

在中国开创考古专业中，有位大师级人物叫李济（1896—1979），一生清贫严以律己，是位了不起的考古学家，更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历史人物（请阅附图）。1929至1936年间，他多次到安阳进行考古挖掘殷墟甲骨文，后来又用英文撰写了《安阳》专著，今天仍为世界考古界所看重，并成为他的自传，也成了为殷墟甲骨文作的传记。他是中国留学生中第一位学习人类学与考古学的人，在台湾大学创办了“考古人类学系”。为此他一生自律，不曾收藏一件文物或古董，从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来讲，有必要带头起到表率的作用，该习惯在考古业中一直沿袭至今。但是现在的时代背景不同了，社会法制建设已经得到初步改善，继续遵循这一惯例是否再有意义？那么因循守旧有这个必要吗？这是有待于今人商榷的问题。为此笔者向业内著名考古专家Z君讨教，“为什么你不去收藏些真品器物”？Z君说：“这是行业内规则”！接着又问“有何明文规定”？他回答“没有”！甚感惋惜的是Z君为此“埋单”了，那就是明显缺乏社会实践，即不了解市场内真赝之品的变化，又把自己的辨伪能力推向被动面。类此情况比较典型，关于考古从业人员缺失市场实践的能力，现在仍然属于极为普遍的现象，并且涵盖着整个考古业。当今我们处在与时俱进的年代里，再去墨守陈规那就不是一件好事了！

早在民国时期（1941年），原系旧中国著名搞跨国文物的卢吴公司，算得上是我国闻名遐迩的。是当时从事鉴定出土古代文物的出口企业，这都是依靠民间经营或收藏中的“高手”开展业务的。可是那个时期还没有大规模出土文物的实例，人们无法认识史前红山、良渚、龙山等各文化时期的器物，即便是“高手”仍然缺乏鉴定新石器时代文物的实践经验，根本无法形成总揽笼络之下的高等级技能性鉴定的经验与能力。由于受到时间、区域等各种方面的局限，况且那时代缺乏系统性的确认指标，即便后续中产生的接班人，也不值得尊奉为无上权威，所谓的“高手”仅是传统派中过渡时期的人物，因而再成为学院派们从事鉴定工作的领路人，势必导致学院派在以后鉴定工作上的缺陷，而今天现实之中学院派的鉴定能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所造成的被动局面。事实证明：擅长出土古玉鉴定的属于后来居上者，说由官方垄断出土古玉鉴定的技能简直是天方夜谭，传统派们不禁要对此失声大笑，因为我们传统派才是有承继性的，是鉴定出土古玉原创的开山鼻祖，而且只有我们传统派才能掌控此项独门绝技，在这种特定背景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社会效果，那里容纳得了纸上谈兵者？现在由学院派独揽的鉴定工作，这一弊端危害很大，恐怕还不分社会环境呢，正因他（她）们漠视了非现场器物的存在，对社会几乎是场灾难，使国家流失了数不胜数的真品及精品！而传统派倒可以拿出胜过国家文物系统（即博物馆收藏品）评定的一级文物的器物，甚至有的私人收藏不乏拥有绝品、孤品，这样才能真正算得上收藏中的高度所在。

再说1993年3月13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的漱芳斋，有件原清内府藏品——乾隆倒款的良渚方型玉琮，该器物经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理事们一致认定为真品（注：摘自汪正国：《良渚文化鉴定丛谈》，《长江文化》2000年第一期）。结果被原上海博物馆玉器部张明华先生在著作中多次否定，理由相当充分并且真实有效。2003年暑期笔者进京参观后才知道，真有这样一件赝品在公开展示，可是这件仿品连改制件都不及，怎么可能是良渚文化的真品器物呢？说容易了对此类仿品在一米外就能断定，却意想不到理事们会因此产生鉴定上的障碍。问题是清中期弘历年间，连乾隆皇帝都在玩假的古玉，无非是明摆着：对古玉鉴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有着相对的专业性，张先生无愧于研究良渚文化的专家，他已发挥了学院派中前所未有的作用。笔者无意褒贬国家鉴定委员会成员的能力大小，但在这一客观事实的面前，足以动摇国家级专家们所拥有的权威性。

二、收藏非现场的器物，也有其自身存在的难度

所有玉器都属于天然生成的矿物类材质，致使大家对出土文物中古玉的鉴定，一直缺乏直接有效的科学检测手段。学院派们只能依照现场科学考古挖掘器物作为标准器，以此表象构成的条件再来衡量非现场器物的真假，这样简单的做法不免太教条主义了。不从每件器物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虑问题，单从现场科学考古挖掘物中谈及器物真赝，已经成为考古鉴定中的悖论。从真品器物中拿出的器物说成真品，这连三岁孩子都能办到。学院派谈鉴定基本上都不会自己去从事收藏，他们往往把规模遗址挖掘中的器物作为衡量标准，错误地否定或忽略普通墓穴挖掘中一般器物的存在；只注意典型器物在事物外延中的认识，却忽略了器物中现象与本质上的区别。提倡按图索骥来对号入座，明显缺乏市场实践中应有的经验，这样不但造成了个人形而上学的积习难除，而且对于掌握行政实权者来说，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与危害作用更大，甚至阻挡了整个社会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预料按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趋势，不是搞专项鉴定的壁垒就是涉嫌伪鉴定的可能。

对于鉴定，整个社会一贯缺乏公信力的标准，社会层面极易出现负面影响。近年来上海流传着一则小道新闻，据讲有家餐饮业经营得非常出色，忽而引发老板的一时异想，希望展示出企业文化的魅力，于是毫不在意地投入千万资金购买古玉。该设想倒是十分优秀的，但是在无良“知识资本”的“指导”下，结果导致收藏的器物几乎都是赝品，最后经过香港大收藏家S君的核实，笔者才敢信以为真。当然，当事人在承担惨痛教训的同时，必须注意：企业资本与知识资本结合时的可行性。不能识别某种形式的误导的结果，只能成为一次莫名其妙的“帮困扶贫”。民间收藏要讲求规避风险，若以盲目收藏寄意于投资回报，无疑就是海市蜃楼。

三、鉴定、研究现场与非现场器物，这是能够填补空白的实践

开始学习鉴定出土古玉，就应该圈定在市场内“跌爬滚摸”，从而观察假货比对真品器物，积累非现场生坑器物的盘变经验。要是仅设定在博物馆内的观摩，那么今后看任何器物都会成假的，因为博物馆展品好得太典型太出色，使得一般性的真品器物无法比拟，最遗憾的是不能让参观者上手，缺少触摸感觉上的体会而成了雾里观花。接着需要审视学院派与传统派的差异，然后才能“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样所走的弯路也相对较少。现在传统派的鉴定准确概率要大大高于学院派，而且能把依据与理由说得一清二楚。学院派通常凭藉事物表象与感觉作出判断，由于被鉴物的局限性很大，鉴错率也就更高。正因为相关知识的私密性较强，所以存在着相对方的竞争，这样可供接受的认知程度难免更小。故学院派与传统派在鉴定技能上的较劲，势将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优胜劣汰的、社会竞争性的“战争”。

无可否认的是现场与非现场的器物，这两者在本质上应该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政策设定与行政措施上不能厚此薄彼。当前必须克服体制内种种的陈规陋习，特别在考古鉴定专业中极其需要解放思想，以开创性理念来指导具体研究。现在的科学技术力量已经到达日新月异的地步，我们完全可以藉助于科学先进力的能量，经过高分辨率的摄影成相与高保真的印刷质量，把现场科学考古挖掘器物真实性的本质面展示出来，以非现场器物中被大自然烙上的历史性痕迹作为比对，再把被鉴器物上所存在的痕迹，就其相同与不同点的差异予以甄别，排除一切的人为因素，以条贯形式加以分门别类，那么，很容易形成系统性的确认指标。也就能为现场与非现场器物在研究与鉴定中提供可共享的依据。

总之，对于收藏与研究笔者自有看法。鉴定是个关键，要是鉴定缺乏真实性与高度，就会直接影响收藏的质量。鉴定理论不能结合实践，不能透过事物的现象深入研究其本质的话，那都是一种无能量的收藏与研究，只能按纪实形式让高额的流通货币交换为普通商品，最后给人带来万般无奈的痛苦回忆。（正文共385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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