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死者有名有姓－136人死于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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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2月，20岁的克里斯-古夫伊之死是柏林墙最后一起逃往者被枪杀的事件。柏林墙还有多少逃往者被枪杀，他们又有怎样的个人经历，就很少有人了解了。柏林墙纪念馆和波茨坦现代史研究所的专家们认为，至少有136人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时遭枪杀。查清死者人数固然重要，而对研究者来说，掌握这些人的个人背景以及他们被枪杀的详细经过则更为重要。现在有关这些受害者生平和死亡经过的资料已经被整理成册。

伊达-斯克曼于1961年8月22日，也就是她59岁生日的前一天，从她所住地苯纳尔街48号公寓的第三层楼跳下，重伤至死。柏林墙的建造把她和她的姐妹隔离开了，尽管她就住在不远的西柏林。

伊达-斯克曼是136名柏林墙的牺牲者之一。这136名被害者的生平由历史学家汉斯-赫尔曼和他的同事们搜集并汇编。长年来这个研究队伍搜集了数据与真实情况，询问了被害者的家属朋友，对民德国家安全部（秘密警察）的档案作了搜索。这样产生了一本绝无仅有的出版物。

德国政府文化国务秘书本德-瑙曼认为这本书不仅仅搜集了照片与文章，“这是为了让死者有名有姓，以此来重还他们的尊严。而且通过他们的生平故事来揭示当年专政体制的结构和它带来的后果。这是这本书特别的意义。”

这些历史学家的工作一方面为了揭露被民主德国掩盖美化的事实，另一方面要使大家不忘记当年的被害者。这也是波茨坦现代历史研究中心的院长马丁-萨布勒夫教授的意见。他指出，东西德的边界暴露了政治极权国家令人震骇的地方，“他们齐枪向手无寸铁的，失去知觉的，死亡中的和流血的人们射击。自己的手枪不够用后，还要求要用卡拉施尼科夫机关枪。”

每一个逃往故事都不同，都有自己的悲剧结局。他们其中大多数人是与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发生了矛盾，或者忍受不了民主德国的生活了：

“年轻夫妇克里斯蒂与埃卡德长期以来不能在一个地区工作，更不用说住在一个公寓。当他们几乎放弃夫妻团聚的希望时，他们决定于1970年3月10日在东柏林施内费尔德机场通过武力将飞机劫持去汉诺威。但是那架飞机的飞行员紧锁住驾驶舱，又把飞机降落在了施内费尔德机场。这对夫妇在飞机内就自杀了。”

研究结果中最令人心情沉重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的政府对待死者与家属的方式，历史学家赫特乐表示。一个民德的公民在逃往中被枪杀，民德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一般都隐瞒死亡原因。他们捏造说是由于交通事故或者死于意外，并且伪造死亡证书，或者完全对家属隐瞒逃亡者的死亡。萨布勒夫介绍说：

“至少在11件案例中，即便在外界询问下，当局都没有证实当事者死亡的事实，或者干脆直接否认。死者名字民德国家安全部虽然都清楚，但是这都属于保密内容。家属在通常情况下被拒绝最后看死者一眼。相反他们被强迫同意对死者进行火化和骨灰安葬。有些死者家属是通过邮件的方式得到了骨灰。”

但是在这136个死者中，并不是所有人都由于试图逃亡失去生命。有一部份人尽管没有逃亡意图却也被射杀。他们由于迷路，开错方向而意外的接近边界。在这些人中也有孩子。这些孩子玩耍时，在西柏林掉进施普勒河中而被淹死，因为这条河属于民主德国，西德营救人员不能接近。八名被逃亡者和同事杀死的民德边防军人的生平也被文献记载。

这些案例在研究人员的眼里都属于柏林墙的牺牲者，因为它们与民主德国的边界制度有直接联系。这些历史学家调查的仅是与柏林墙有直接关系的死亡案例。关于分裂期间整个东西德国边界逃亡故事的整理，在柏林墙被推倒后的20年还没有结束。

－－原载：《德国之声》，2009-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