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将领刘湘侄孙的悲喜人生（上）（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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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家史和父母们的遭遇

我叫吴世跃，现年61岁，住在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16号，距刘湘老公馆几步之遥。我母亲叫刘秀容，是刘湘大弟弟刘成章的女儿。

当年，我母亲嫁给了邛崃县冉义乡的吴家。冉义乡距安仁10公里，据说母亲出嫁时，送亲的队伍有三、四里路长。



刘湘

母亲嫁过去只有几年时间，就遇上了1949年的"解放"。本来，刘湘的夫人一再叫我母亲全家同她一起去台湾，但母亲放不下家里这份产业，还有，她对"共产党"和即将到来的"解放"是咋回事完全搞不懂。

不到一年，"解放"就来了，镇压、搞土改、追金银、评地主......

吴家是当地的一个豪门大族，有田土上千亩，建有学校、粮站。我祖祖吴
，外号"吴叫花子"，因为他爱跟穷人打交道，每当有叫花子（乞丐）上门乞讨，他都吩咐煮饭给他们吃。最特别的是，他还要把自己的饭端到门口同叫花子们一块吃，长期如此。"吴叫花子"的名声传得很远，周围几个县都知道，就是现在到冉义场上去都打听得到。

他的儿子，即我爷爷吴仁安，外号叫"吴欢喜"，他最喜欢去给人家调解纠纷，成天笑嘻嘻的，所以人们叫他"吴欢喜"。

我爸爸叫吴庆华，解放前是大学生，1949年时还没毕业。但是，我爷爷非要他回乡当乡长，爷爷把他的名字填上去，他还没正式去上任就"解放"了。

吴家的很多人都被抓来关起，其中有我爷爷、我爸爸、我妈妈、我么爸吴纯一等等。

爷爷、爸爸、么爸三个人是同一天被枪毙的。爸爸死得最惨。那是一个冬天，在冉义河坝开批斗大会，爸爸他们跪在地上。工作组的人事先给一个叫龚玉华（音）的人作了工作，叫他来批斗我爸爸。龚玉华来了，提了一个我们这儿叫"火提子"的烤火篼篼。批斗完后，准备枪毙人了。龚玉华把"火提子"上面的灰扒开，把里面的炭火吹得通红，然后一把将我爸爸的后领子扯开，把通红的炭火从他颈子倒下去。炭火把爸爸的后背烧得吱吱吱的，他痛得滚倒在地上。他们把他一把提起来又跪下，爸爸受不了，拼命挣扎，又翻滚在地，又被提起来，如此几次。有人看不过了，开了枪，点的心--打心脏。这样才结束了他的痛苦。

接下来打我么爸，他是打的头。枪响后，头炸开了，骨头、脑水爆得到处都是。他妻子在场，看到这一幕，把围裙解下来，将么爸的头骨、脑水包裹在一起。

政府出了点钱，叫当地一个疯子把我爸爸和么爸从河坝拖到坡上埋了。这个疯子姓郑，还活着，前几年他带我去指了埋我爸爸和么爸的那个坑坑，我这才开始上坟。

土改中，吴叫花子的后人共有11个被枪杀。他们是：吴泽芝、吴志诚、吴福田、吴三素、吴世昌、吴必成、吴炳生、吴作成、吴仁安、吴庆华、吴纯一。

我七爸吴俊成的妻子吴杨氏土改时被关在乡公所，逼要金银财宝。看守她的人见七伯娘长得漂亮，就把她强奸了。七伯娘被放出来后，觉得没脸回去见人，跳井自杀了。

强奸她的人叫李清银（音），是冉义九大队六队的人。七爸吴俊成在饥荒年饿死。

我妈妈也被关押，同七伯娘关在一起。她被整整关了一年，天天逼要金银财宝。能交的都交了，还是逼，她交不出，又吊又打，受不尽的刑。她头发又脏又乱，身上长满虱子，一身臭气，象个乞丐。

一天下午，她突然回来了，对带我的保姆说，她是请假回来看娃儿的，还得再回去。当天晚上她并没有住在家里，她走了。走前她对保姆说，如果第二天早上她没回来，就请保姆把我带走，当自己的娃娃把我扶抚养成人。

当晚，妈妈去了一个叫金三跃（音）的家，金三跃全家都曾在我们家当过长工，工作队把金三跃提起来当了武装队长，还发了枪。妈妈当晚同他们摆了一阵龙门阵（聊天），半夜里，等他们睡沉了之后，她用背我的一根背带，吊死在金三跃的床栏上。

第二天一早金家的人发现后，赶紧把妈妈放下来，另找一根绳子，把妈妈吊到猪圈的茅厕上。然后去找村长苏吉武。"村长，村长，刘秀容吊死在我家的猪圈里了！"

村长来后，他跪在地上，对着尸体叩头作揖地说："你吊死在我们家里，你来害我们哪！"

苏村长说："死都死了，喊人来把她埋了就是了。"

我的父母就这样走了。据我们吴家的老人，80岁的吴继成（也是地主）说，我爸爸死时25岁，么爸只有22岁，我妈妈死时具体年龄不详，但肯定也只有20几岁。

二、我被收养和被遗弃的经历

保姆听说我妈妈吊死了，吓坏了。这个时候，吴家的人被枪杀的枪杀、关押的关押，长工们也早走了，她一个人，十分害怕。于是，她收拾起东西，甩下我，独自走了。

那时我还不会走路，饿得在家哭，哭得昏天黑地，没人理，不知过了多久，一天还是两天，我从屋里往外爬。是从后门爬出去的，记得翻过了一个门坎。

我在门外的路上爬了一阵，不知怎么就滚到路边的一个沟里去了，全身糊满了烂泥。

那天是赶场，瞿家有一个叫王素芳的女人赶场时从我家院子前路过，她听见有娃儿的哭声，伸头一看，看见了我。她说："这娃儿滚得这么脏，可怜。"她把我抱起来。

王素芳正被培养当妇女主任，曾经到我家来看守过我们，因此她认得我是刘秀容的娃儿。

王素芳有个嫂嫂，结婚五、六年了都没生娃娃，她把我抱起时就打算把我给她嫂嫂。她先把我抱回家，把我洗干净，然后给我吃饭。她先把吃剩的半碗肉端上来，我迫不及待伸手就抓，饭还没来我就把肉抓来吃完了，可想我饿到什么程度。

吃完饭，她把衣服给我穿得巴巴适适的，抱我去找她嫂嫂。

她嫂嫂听说我是地主的娃娃，爸爸又是遭枪毙了的，不敢要。怎么办呢？不能把我又丢掉，王素芳看我长得得很乖，也舍不得。于是她去找村长苏吉武，问他怎么办。苏吉武说："大人有罪娃娃没得罪。他才这么大点，也没享到什么福。这样吧，明天上午8点钟开大会，我在会上说说这事，你把娃儿抱来。"

第二天在会上，苏村长当众说："王素芳抱了个娃儿，是吴庆华和刘秀容的儿子，现在吴庆华枪毙了，刘秀容自杀了，娃娃没了父母。王素芳有个女儿，没有儿子，干脆就把这个娃儿给她当儿子，同意的举手。"

所有的人都举了手。

王素芳好高兴，这么顺当就抱了个儿子。这时，她嫂嫂瞿杨氏后悔了，想要得很。但是王素芳不干了，她自己想要。

就这样，我成了瞿家的人（王素芳嫁给瞿家），我的名字改为瞿炳良。

王妈妈领养了我之后，接二连三地生孩子，我九岁多时，她又生了六个，加上以前的一个女儿和我，共有八个娃儿。这个时候遇到了"粮食关"（即三年大饥荒），家里吃饭困难，王妈妈拖不起了，决定把我送走。她对我说："你有个姑姑嫁在冉义黄福联（音）家，你到她那儿去。"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姑姑，我小时候憨乎乎的，什么都不懂，没有任何人指点我。为什么呢？因为瞿家的人不愿意其他人同我说话，怕别人告诉我我的真实出生，吴家的人更是不敢接近我。所以，我只知道王素芳是我的亲妈妈，其它什么都不晓得。

那天我被带到姑姑家，姑姑独自一人躺在一间烂茅草房里，床是一块木板搭的，被盖都没有。姑姑已经病得起不了床，她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我不晓得你还活着。"

王妈妈走后，姑姑说："那个角落里有个小罐罐，装米的，你去看一下，里面还有没得米，有米的话就打点来煮饭。"

我去把米全部挖出来，只有半碗。我把米煮稀饭，煮好后有三碗多。当天就吃了这点稀饭。

第二天，一点米都没有了，早上我去地里找了点厚皮菜回来，煮来吃了，就再没办法了。姑姑病得重，我看这儿呆不下去，独自一人离家出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我姑姑。好多年后，我才弄清楚，姑姑是我爸爸的妹妹，叫吴素华，排行第四。土改时她也被划成地主，关押起来受了很多刑法。土改的人把她捆绑在树上，逼要金银财宝。他们算账说，姑姑有多少田，请了多少长工，剥削了多少年，该交出多少金银。土改工作组的人发动农民去斗打。他们把姑姑衣服脱了，用猪背上的鬃毛穿入她的乳头。有人还从茅坑里舀来屎尿，撬开她的嘴，硬给她灌下去。

姑姑当年是嫁给冉义黄家的，姑父在土改后不久就死了，姑姑没有小孩，无依无靠。我流浪几年回来后，王妈妈告诉我，我走后姑姑被送到人民公社办的"幸福院"，在那儿姑姑只住了两三天就死了。姑姑的全部家产就是那两间烂草房，她死后队上把它拆了作柴烧。

三、外出乞讨，九死一生

我从姑姑家跑出来后，不晓得往哪儿走，心想，沿着大路走，也许找得到吃的。

一路上我饿得心慌，只捡到一点萝卜根根吃。我走到高桥场，到饭馆门前去守，果然守到别人吃剩的一点菜汤汤。我去端来喝，哎呀！那个味道我从来没吃过，安逸！

从此，我开始了舔盘子的乞讨生活。

我在高桥讨了几天饭，饭馆的服务员赶我走，不准我在那儿要饭。我只得又走，往邛崃县城走。

邛崃城里也不准我要饭，我只得又走，沿着大路往雅安走。

流浪路上，我吃水沟里的水葱子、路边的马鞭草、芫须草。听人说，一种叫猪鼻拱（即"折耳根"）的草草可以吃，我挖来吃，咦，清香清香的，还好吃。一路上，我只要听说哪种植物可以吃我就挖来吃。水沟里的水葱子、田里的乌瓜子、路边的野草草、山上的野果子野花花、水苔藓，还有树皮，我都剥来吃过。

到了雅安，咦，不错，这儿饭馆多，也不赶我走，我在雅安呆了一段时间。

我东混西混，晚上怎么办？夏天，我跑到挞了谷子的谷草堆里去睡，蚊子咬不到。冬天，我钻到别人烧灰窑的窑子里。有时在别人屋檐下的草堆里过夜，但这种时候不多，因为主人发现了要打，把我当小偷。（我第二次出来流浪时还把我当特务抓来关起）



作者小照

下雨的日子最苦，没找到过夜的地方只有顶着淋。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避难处，就是坟墓。川西荒弃的坟一头有一个敞口，可以钻进去睡。有一段时间，大概有三个多月吧，我天天钻到坟墓里睡。我要等天黑了，往往是等群众睡了才摸到坟地里去，因为让群众发现了的话会把我当盗贼打。我永远记得第一次钻进去的情景。我躺下后，四周漆黑，我想看点光亮，心里安稳些。我抻手乱摸，抓到一块石头，我把石头垫到后脑，这样，头高一点，可以从敞口看到外面的一点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把垫到后脑的石头搬过来，一看，"石头"原来是一个死人的头骨！我那时小，才十来岁，也不晓得害怕，第二天晚上照样爬进去。只是，这次我先用草草把坟里面的块块渣渣扫出来了之后再睡下去。

在流浪讨饭的那几年里，我好多次昏死过去。有时是饿昏了，有时是淋了雨感冒发烧，有时是又饿又病。有一次我昏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说："这个叫花子要死了，已经在这儿睡了两、三天了。"嘿，我没死，几天之后我又慢慢醒过来。我爬到沟沟边，喝了点水，有了点精神，又爬到田边扯草草吃。那时田里麦子正在灌浆，我爬过去扯下一把麦穗，用手搓，吹一吹，一口吃下去。那个浆浆清香清香的，好吃！

我还在田里扯"乌瓜子"剥米米吃。嫩的就直接吃，老的就扯草草来烧起吃，这样要香一些。

野草草野果子吃多了，经常拉肚子，粪水从肛门流出来，我一点知觉都没有，裤子打湿后，觉得冷，才发觉。我的肠胃病、风湿病就是流浪生活落下的。

那些日子，我瘦得皮包骨，衣服破破烂烂，一身又脏又臭，过路的人看见我，远远地捂着鼻子绕开走。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太脏，于是，有河，或者有水沟的地方，我就脱了洗。衣服洗后晒在地上，我光着身子找个地方躲起来，直到衣服晒干。

有一次我看到河里有人扑通扑通游得很欢快，我不会游泳，但憨乎乎地跟着跳下去，结果一下子就沉了下去。旁边的人见我半天不起来，晓得出了事，一个人钻下水把我捞起来，扛到岸上压我肚子，我吐了好多水才活过来。

这次流浪，到底是几年我记不清了，大概有五、六年吧。但我记得流浪的路线：邛崃--百丈--铭山--雅安--天泉--泸定--康定--炉霍。当时，我不知道我刘家的身份，更不知道刘文辉有个儿子就在炉霍县，而且是供销社的主任，否则，我一定要去找他，人生的命运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后来外面不准流浪了，要遣返，我便回到生产队。

四、地主子女，生存这么艰难

我回到生产队劳动时，大约十五、六岁。那时，一切靠工分吃饭，一天的满分是10分。同我一样年岁的人，贫下中农子弟评8分，我是地主子女，只评4分，最多5分。我干的活比他们（贫下中农子弟）重，比他们多。为啥呢？因为地主子女不敢有丝毫的偷懒，更不敢讲价钱，重活累活我都得去干，否则就要挨批斗。

每年冬月间或腊月间年终结算，算工分，我一年到头干得比他们多，但工分少一半。工分少，分粮就少，根本不够吃。每年都是如此。我一分了粮就计算，多少斤谷子，一年有多少天，一天可以吃几两，一顿又吃多少。算下来，一顿只能吃一两多谷子。因此回到生产队干活，仍然挨饿，我干活时，常常饿得虚汗直流。这样干了几年，实在拖不下去，于是我第二次出去流浪。

我仍然沿着上次的路线走。翻越二郎山时，我钻到山洞里过夜，一天夜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朝洞口走来，我听见呼哧呼哧的气息声。我想可能是条熊，闻到我的气味了。我吓得跳起来，一把抓住洞口的一根树枝，拼命地上下左右乱舞！

那黑乎乎的东西退走了，我还在乱舞，根本没看清是不是熊。那一夜我不敢睡，紧紧握着树枝，睁大眼睛一直坐到天亮。

我这次流浪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多，原因是我被抓了。

那一天我流浪到卢定，饿慌了，我身上还有讨口时别人给的一点钱。我找到一户人家，对他们说，能不能给点吃的，玉米馍馍、稀饭羹羹都行，我可以付点钱。

他们给我了吃的，我坐下来享用。

正吃着，几个民兵突然冲进来把我捆绑起来。原来，这户人家认为我是伪装成叫花子的特务，他们在给我饭吃时就向公社汇报了。

我被押到公社，又押到卢定县城，他们让我老实交待，我如实说了，但他们高低不相信，认定我是伪装了的特务。我被押到雅安专区，雅安打电话到邛崃，最后落实了我的身份--一个没有家的、无人照管的孤儿。

雅安把我放了，我没有马上回来，雅安是个要饭的好地方，饭馆多，剩的菜菜汤汤也多，我吃了这家吃那家，甚至抱着溲水桶一阵猛喝，溲水桶里有油水，味道也不错，回想起来比现在的肉还好吃。这样，回生产队之前，我吃得脸上还长了点肉。

回到生产队后，生活仍然十分艰难。这时，我听人家说，在成都，鸡蛋可以换粮票和布票。我决定试一试。第一次我身上只有10多元钱，我买了点鸡蛋到成都去，果然换到了粮票、布票。我把粮票拿回来卖，嘿，还挣了几个小钱。我来了劲，开始学做生意。后来，我花20多元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这样就更方便了。我开始挣了一些钱。可惜，一次在路上，我被工商所的人抓住了，所有钱和东西全部被收缴。他们说，想要回钱和东西，必须开来三级证明。"三级证明"指的是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证明。我怎么敢去开？我出身又不好。

所以，我第一次"下海"就输得精光。

莫法，我又出去流浪，这是我第三次流浪。这次时间更短，没多久就被国家抓起来关押在成都多宝寺。我被关押了近三个月，放出来时我头发长得很，一身肮脏。

从多宝寺释放回到生产队后，人们不敢同我说话，我在生产队抬不起头，只得去跟一个木匠师傅学手艺，主要是拉锯子改木板。我干了一年多，只吃饭，没有工钱。后来，国家不准五匠人员（木匠、铁匠、泥瓦匠等）"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又被清理回来。

还是得做生意才能生存，我又买了辆自行车。

我白天劳动，晚上悄悄去买一些蔬菜，等别人睡了再把菜托回来，天不亮就赶到雅安去卖，同时把雅安的烟酒带回来卖，比如8分钱的经济烟、4角钱的芒果烟、2角4分一包的飞燕、5角钱一包的大前门。买烟要排队，一次只能买5包，我就一次一次地排队买。烟买回来后我不敢公开卖，只能打给贩子，价格可以翻一倍。

在偷偷摸摸做生意的过程中，在眉山、雅安、彭山的路上，我先先后后被工商所收缴了四辆自行车和好几千元钱，辛辛苦苦挣的一点财产转眼就没有了。不过，人还没有被抓、被打。真正把我整伤心的还是生产队。

"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时，大队书记龚年笙和生产队长王良清说我投机倒把，把我抓去"学习班"批斗。同时，他们抄了我的家，把我的几十斤麦子、一百多斤谷子和一辆新自行车全部抄走了（自行车从此成了大队干部的公车）。

我被捆绑起来批斗，那天晚上，斗争会结束后，他们用一个拌桶把我盖起来，关在保管室。我双手反捆在身后，闷在拌桶里，夜里，屎尿都拉在裤裆里。第二天，保管员瞿留生来掀开拌桶，把我放出来。

我又一次一无所有，家里连一粒粮食都没有。我跑到一户姓冷的夫妇家，他们给我煮了饭吃，看我实在没法，两口子商量后又给了我一升米。多年来，我一直对他们心怀感激。

我把那升米吃完后，没办法了，不得不又一次外出流浪。

地主子女，生存得好艰难！

五、捆绑吊打，逼我走上绝路

1976年，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年。

一天，几个公安人员突然把我抓起来，铐到安仁镇付安乡一幢房子里。这幢房子是当年刘湘手下一个叫刘麻子的连长修的私宅，现在还在。

在那儿，我遭受了我一生中最惨痛的吊打！天天皮鞭暴打，还用扁担砍，一身打得稀烂。

他们为什么下狠劲打？因为我不承认偷了供销社的布。

在付安街上有一个供销社，1976年7月28日，供销社的布被偷了。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是我偷的，因为我曾到处流浪，又是地主子女。那个年代，地主子女，人人都可以欺负。

我们问我7月28日在哪儿，在干什么。我想不起了。我一辈子没读过一天书，日子过得稀里糊涂，某天某日真是记不起。

说不出来，又不承认，几天几夜连续吊，暴打！打得我屎尿失禁，拉在裤子里，右膀和右手腕也被吊脱臼了（后来是赤脚医生给我接好的）。下手最狠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公社的武装部长史国强，我永远记得。

六、七天后，他们突然说："地震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这一下我猛然想起了，1976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那天我印象深，当时我正住在雅安车站后面的一个招待所，地震发生时，那门格吱格吱地响。

我赶紧把"不在现场"的证据告诉他们。第二天他们去调查了，我所说的是事实。

但是，他们仍然不放我，仍然把我铐起，只是没有再吊打了。

那天中午送饭时，他们把我手铐打开一只，另一只仍然铐在楼梯的栏杆上。吃饭时我发现地上有颗铁钉子，我悄悄把它捡起来。当天夜里，我用钉子挖砖缝的石灰，然后取下一块砖。接着又挖，总共挖下六、七块砖，人可以钻出去了。

但一只手还铐着。为了活命，我拼命往外拉，手磨得鲜血直流，我还拿钉子戳，最后终于挣脱了手铐，但手上留下了终身的伤痕。

我逃出去之后，不知往哪儿走，绝望得很，我萌生了死的念头。

我回到家，买了20多粒"敌百虫"，晚上关上门，一口气全部吞下去。

我们瞿家有个嫂嫂，她每次到民安村时都要来找我摆摆龙门阵。也是我命不该绝，第二天她刚好来了，她看快中午了我门里面还是关着的，她从门缝看，看见铺盖好象裹着人。她拍门，又喊，都没应答。她估计出事了，赶紧去把大队赤脚医生吴世龙叫来。吴世龙来把门砸开，见我牙齿咬得紧紧的，于是撬开我的嘴，灌水，不知又灌了什么药，半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