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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10月30日在匈牙利表示,在当前的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有可能取代美国担当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因为金融和信用危机从其内部动摇了美国的地位,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金融体制未受波动。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未受波动,看来索罗斯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30年的改革,目前正面临着大步倒退的可能。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为了对付金融危机,倾其国家资源,公开向大型国有企业倾斜,公然挤压中小型民营企业,因此在过去的一年中,发生了不少违背市场逻辑的怪事。
怪事之一,亏损企业兼并盈利企业。山东钢铁是山东省最大国营企业,日照钢铁是国内最大的钢铁民营企业。今年上半年,山东钢铁亏损12亿,而日照则盈利近30亿,在山东政府的行政干涉下,亏损的山东钢铁从12家银行获得高达2400亿元的信贷,吞并了赢利的日照钢铁。这样反其道而行之的兼并,岂非咄咄怪事?
怪事之二,民营企业得不到政府注资,濒临破产,反而成了民营企业不该存在的理由。中国航空业是金融危机中的重灾户。中国政府为国有航空公司慷慨注资,譬如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分别注入70亿元和30亿元的国家资金,而12家民营航空公司因为得不到资金,面临几乎全军覆灭的危险。一些经济学家因而质疑,这个领域到底该不该有民营的空间,另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
怪事之三,超大型中央企业,跨行业抢夺民营高额利润。今年上半年,具有国企背景的超大型公司,争先恐后涌入圈地和房地产行业。民企地产大王潘石屹,曾觊觎北京一块肥得流油的地块,最后却被中化集团夺走。中国电子也加入了地产行业。这种跨行争夺房地产和土地高额利润的事儿,不仅发生在北京,也发生在上海、重庆、广州、杭州等重点城市。
更怪的是,政府主导了国营兼并民营,却绝口否认。面对这些铁证如山的国进民退案例,发改委和国资委瞪着眼睛说,这不是中央政策,只是地方或局部的政策,可是中国政府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却写得明明白白。其中绝大多是由政府推动的重大基建和工业项目,参与者几乎都是国有企业。《中国企业家》杂志今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部分企业中高层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国企更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国进民退”现像的主要因素。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国企垄断和政府过度控制,本来是经济体制改革要改掉的坏东西,却在经济危机中摇身一变,被决策高层、官方学者和智囊当成是抵抗经济危机的香饽饽。一党制的集权领导也被当作是挽救中国于经济泥淖的正确体制。从如此错误的经验中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中国发展将无可避免地付出巨大代价。
在这一波国进民退的浪潮中,中国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耶鲁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在他那篇“从2045看中国”有清晰的描述。首先,改革动力退化。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改革,都被推迟。
其次,改革回到了出发点。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走下去,到了2015年,所有的行业都会是国企绝对垄断。政府拥有的资产及其它财富的比重,将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国企产权改革的水准,民间家庭得到的份额出现新低。
再次,国进民退导致严重失业,最终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动荡。2015年,社会失业严重,国企亏损严重,其严重性又回到1970、80年代的水准。亏损转成银行呆帐,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吃紧。于是政府通过加税,发行国债,补贴国企,以期度过难关。结果亏损越大,政府补贴就越多,最后难以为继,就加印钞票,并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将财政危机转嫁给老百姓。结果便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和动荡。
因此,由国进民退引发的中国经济改革大倒退,绝不可小看。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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