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扬善：中共恶党在“陕甘宁”种植、加工、贩卖、应用鸦片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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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在我心中已经憋了好多好多年了，差一点把我憋疯了。在那个“发扬延安精神”的年代，我到了延安，而且走遍了整个陕、甘、宁。其结果我得出了一个不得不相信、也使自己吓一跳的事实：中共恶党在陕、甘、宁不但种植、加工、贩卖而且应用鸦片。中共恶党从一开始就在欺骗着全国人民。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下面的文字没有半个字是假的。

这就是“革命圣地”！？

到了被许多人向往的“革命圣地”，我走了陕、甘、宁边区的大部份地方。走出延安30－40里的山区的景象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里人烟稀少，走错了路，可能走一天都碰不到一户人家。一处住了2－3户人家，要到另一处住户可能要走十几、二十几里路。在那里我看到了什么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什么一贫如洗，什么穷山恶水都不能形容这里人的生活。以前在小说中看到“光□”这个词。可这里是普遍现象。大冬天全家人光着身子，挤在一个炕上只有一条被盖着。十四、五岁小小子、小姑娘光着身子咚咚咚从从屋里跑到外面上便所，上完后又咚咚咚跑回去，每到一处都这样。我实在忍不住了，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富一点的？他们告诉我“有，东边某某家很富，是这里最富的。”我拜访了这户人家，确实富多了，因为两个大人和大的孩子穿上衣服，可两个小的，一个六、七岁、一个十来岁还都光着身子。这就是我看到的“边区”老百姓的生活。这两年在沿海地区打工的人群中也有这个地区来的。我谈起那里人生活时，他们马上打断了我的话，“×师傅，留点面子千万别往下讲了。”我问他们现在是不是还这样？回答非常肯定。

穷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任何人的错，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就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那里是“靠山没柴烧，靠河没水喝”。整个黄土高原没有树，山是光秃秃的，到了黄土高原就像到了黄海一样，黄土坡上什么都不长，没有树，草也是稀稀拉拉的。烧柴，当地人叫羊粪。实际是什么呢？他们养山羊，山羊可以满山遍野找一些小草、草根吃。到秋天雨季，雨水形成山洪，把山上的羊粪、草根、枯叶从山坡上冲到山下，聚多了就可以捞起来，晾干了就是烧柴，一年中也就一两次机会；黄土高原有河，也有水，但不能喝，含盐、碱太高，又苦又涩。当地老百姓用水是接的雨水，但这里雨水稀少，所以要在山坡旁挖一个坑接存雨水，这就是水窖。有淡水的地方那是好地方，吴旗镇（当年中共匪军溃逃的最后一站）就是有一股小孩胳膊粗的淡水泉而建的镇，恶党窃权后己改成吴旗县。

　　这样的自然条件，这样的恶恶劣环境，我想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年的匪政府是如何养活这么一大帮人的呢？不要说那时，就是现在这里的人自己也养不活自己，靠着“救济”还活成这个样子。那时，外面有国军层层封锁，几十万人不但要吃饭，还要穿衣。有人也许说，不是有个“南泥弯”吗？还有什么“纺线线”什么的。我告诉你这都是邪党的弥天大谎。举个例子，邪党宣传说那个熬鸦片死的张思德是烧炭窑塌了压死的。黄土高原没有树，用什么烧炭？这是其一；其二陕北人从来不用炭或者树木取暖，因为陕北出一种煤，非常好，一张纸、几根草就能点着，放在火盆中不会自灭，灰是白色的，现在稍富一点的人家还用它取暖。既然有这么好的东西，谁还会挖空心思、无中生有的去烧炭呢。当然老百姓是用不起这煤的，主要是交通不便，运费太贵。有这么好的东西，恶党的几个头头绝不会放过的。看看他们腐败生活，就知道了。编造烧炭的故事，说给鬼听，鬼也不会相信的。当然这一趟我还发现了邪党的许多弥天大谎，如刘志丹（陕北最大的土匪头，后投靠邪党）明明是中共恶党内讧的牺牲品，还把他吹成“民族英雄人民领袖”（志丹陵匪首毛泽东题词），实际是从南方来的匪中央怕斗不过这条地头蛇，把刘志丹抓了起来，刘志丹部下把他抢出来后，东逃，过黄河时被日军击毙。刘志丹死后又立碑又修坟，这是做给活人看的，背后一直没有放松对其部下的防备和清除，中共恶党篡政窃权没几年朱毛周就把刘志丹最后一个部下高岗铲除了，永绝了后患。这都是刘志丹当年的警卫员，后来一直为刘志丹守陵的几个战士讲给我听的，不会有错的。恶党窃权后己将刘志丹建陵的地方改成志丹县。大家看看《九评》吧，那里讲的比我讲的精彩多了。

在延安能长小米，出了延安就什么粮食都长不了了。大米、小米、小麦、玉米、高粱、大豆全都长不了。老百姓吃什么，一个是土豆，一个是荞麦而且产量很低。但有几种东西长的很好，特别是大烟，就是罂粟，中共恶党窃政后有些地方推广种当归之类的中药。当地老百姓有冬天烤火闻香的习惯。就是冬天烤火时在火上放一些罂粟叶闻香。我们当时进老乡家，他们没有烧罂粟叶而是放当归叶，他们说好闻，我觉得怪怪的。

以前我一直在想当时共匪区怎么解决的军人、官员、文职人员的吃、穿、用的呢？当地解决不了，必须从外面运进来。当时的国军和民国政府不可能供给你（实际情况是匪区是处在国军的包围和封锁之中）用什么东西能与民国政府治理下的百姓、商人交换所需物品呢？用大宗商品去交换，一是不可能，二是没有。那么唯一可能用来交换的只有两样一是黄金、二是鸦片。陕甘宁不产黄金，收刮来的民脂民膏用不上十天半个月，唯一的解释是种植、加工、贩卖鸦片，而且是匪区全民的，是当时匪区最大的产业。我到了延安后，一切都明白了。那个“伟、光、正”招牌在那一刻一下子被打得粉粉碎。

二、那个党校校长原来是用鸦片救活的

原陕西省省委党校在风景美丽的临潼（恶党的党校选址都是相当不错的──当然都是无偿占有的，说实在点都是抢来的），现在改成什么了，或还存不存在不得而知。当时大家“有幸”，请到这个学校的校长给我们讲了他的“革命故事”。这个校长一眼瞅上去就不是一个正常人，要不停的喝水，平均一小时要喝一烧水壶的水，而且喝完第一壶，上第二壶中间只间隔了2－3分钟就受不了了，非常失态的大喊“水！水！”的。

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延安的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肠子被打出来了?）流了很多血，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他和其他许多战死的士兵一样，没气了，死了，就没有救治他。叫当地的老乡挖一个深一点的坑把这些死了的战士都埋了。有人问有没有棺材？大家用脑袋想一想，可能吗？不要说棺材，就是死者一人发一尺白布蒙一下脸都做不到，挖一个大坑把许多战死士兵一起埋了，已经是很高的待遇了，这就不会用来喂大西北的狼了。

当老乡把战死的兵一个一个搬来往大坑里扔，轮到他时发现人虽然没气了，但没有僵硬，身体是软的，身上还有热气，就建议把他台回去试试能不能救活。回去后就把他放在不凉、但也不热的炕上，极简单的处理一下伤口以后就用大烟土点上吸一口往他嘴、鼻子里吹，一天吹三、四次，一次吹十几口，就这样吹二十多天以后，人慢慢就有了呼吸了，开始很微弱，一点点变的大了；又这样吹了十多天后，就能喝水和小米汤了。直到能自己吸食大烟土，能吃饭，能下地。我要说明一点，老乡所做的一切是自发的，根本没有医务人员指导，没有也不可能请示“上级”。这就是说，这里的老乡家中藏有大烟土很普遍，这种特殊使用大烟土方法用的这样熟练可能是经常性的。大烟土还有这样的用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之后他就落下了无时无刻都必须大量喝水的习惯，他是个特等残废军人，他就是一个用鸦片救过来的人，现在是不是还吸食烟土、是不是是个瘾君子，不得而知，请不要妄猜。罪过、罪过。

　　这样的故事当然不止一个，其中还有一些谈到打大仗发烟土的事，这些本来是很忌讳的，只是不得不谈到时一带而过，我记得在《红旗》还是《求是》上，总之是邪党的一本“正规”杂志上，也是一个回忆录中说，过敌人封锁线时，一人嘴里含了一粒大烟土，跑了一个晚上才过的封锁线。也就是说共匪不但种植、制做、贩卖烟土，而且供部队使用，中共恶党会为了一点点小小的“胜利”可以牺牲广大战士的健康，甚至生命。毒啊，太毒了。邪党为什么对烟土等毒品那么亲，因为它本身就是毒的。

当时匪区的鸦片相当的多，多到什么成度呀，多到走走路都能拣到的成度。在吴旗镇我就碰到这样两个人，以他们自己说当年都是“红军炊事员”，一次行军打仗后实在太饿了，做完小米饭一人先吃了两大碗，接着就涨肚，被部队拉下了。后来他俩走走路拣到碗大的一包大烟土，和老乡换了东西，并在乡间住下了，一直没有再找部队，还在一个饭店当厨师，生活得心安理得。

“改革开放”初期，一次偶然的机会到了西安的胡家庙市场，我看到了不想见，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前苏联将罂粟壳粉作为食品添加剂是合法的，当时通过政府贸易部门在西安胡家庙市场公开收购罂粟壳，这天我去得较早，还没开称。那里有多少罂粟壳啊？用装100公斤大米的大麻袋，装的满满的，两麻袋一行，一行挨一行，整整齐齐足足排了2里多路长！而且队伍还在不断加长。当时真把我看晕了，要知道这不是头一天，也不是最后一天，而且是在西安，不是边远山区。那么已经收购的，还要收购的有多少？还不知道消息没有运过来的还有多少啊？要多少地才能种出那么多罂粟啊？那么多罂粟制成大烟要毒害多少人哪？要知道毒害的都是“共和国公民”啊。

我立刻明白了在陕、甘、宁种植、加工、贩卖鸦片这个产业连一直没有断过。我们的国民太不幸了，中共太毒了，我几乎要喊出来，“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太不幸的局长

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当年就是为“边区”搞“贸易”的，他家四个孩子三个姓，当年为了这个恶党，抛家舍业，有了孩子就寄放在老乡家中，跟老乡姓了。他是36（？）年到的延安，到延安前就是搞商业的，所以到延安后还搞“商业”。共产恶党篡政后与他同到延安的都当了大官，中共“一代”、“二代”领导人都认识他，而且太子们与他的子女都有交情。就是这样的一个“老革命”直到死，官就当到一个市的商业局的副局长，只相当一个正处级干部。我现在回忆起来他确实参与了许多肮脏的交易。我多次到过他家，他只字不提他的那些“革命经历”和功劳，我也试图了解一些情况，但始终未果。再密秘的事几十年过去了还有什么不可说的呢？在那么艰苦的环下，为“边区”解决了这大的问题这是多大功劳啊，别人芝麻的事都可以吹的天花乱坠，他那么大的功劳为什么只字不提呢，不是很奇怪吗？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应该叫“大革文化命”──是共产恶党对中华文化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破坏）时，怎么斗也没有吐过一个字。是“党性”吗？非也，经历了无数次党内无情斗争的他，知道吐出真情的后果，不但自己小命难保，还要累及孩子和家人。

这位“老革命”晚年非常痛苦，他的痛苦我知道，他并不在乎官职大小，也不是他的病（晚年经常吐黑血），而是最后向人民忏悔的机会恶党都不给，他只能带着一肚子的悔恨和见不得光的秘密下了地狱，我那可怜又是太不幸的副局长，下了地狱后灵魂也不得安定。

我现在知道了中共为什么这样毒？为什么对我们这批专门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下手这样的恨；为什么六.四时对学生运动下手这样的恨；为什么要在西藏、在新疆对自己统治下的人民下手这样的恨；他为什么在这和平环境下穷凶极恶的残害了我们8000万同胞。因为他毒！中共恶党在“陕甘宁”种植、加工、贩卖、应用鸦片只是中共恶党毒性的一个侧面，中共恶党就是一批邪灵，是古今中外最毒东西。中共恶党不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我们那些至今还对恶党抱有幻想的同胞们，快醒悟吧，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让我们共同努力解体、清除邪恶中共恶党，让我们的国民、同胞在没有邪党下，都能过上自由的、充满阳光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