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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死人造假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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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4 04:00: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四川王""西南王"

二○○九年十月三十日,中共举行李井泉百年冥寿纪念会,赞扬他"始终坚持求真务实"、"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勤政为民",尤其
"高度重视四川农业发展,满足群众和国家对粮食的需要"......。(见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然而,史实却是,在李井泉管治四川时期的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间,四川活活饿死了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人!

李井泉,一九三○年加入中共,一九五二年任四川省委书记(一九五四年后称第一书记),一九六○年兼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直至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既是"四川王",还是"西南王"。

"成都会议"灾难开始

一九五八年初,刚取得全国反右斗争"伟大胜利"的中共主席毛泽东踌躇滿志,又在经济上推行其极左、狂热的"大跃进"运动。三月,中央在四川省召开"成都会议"。毛皇驾临成都,绕城游览时,一句"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李井泉即逢迎圣意,清朝康熙年间重建、大部仍保存完好的城墙便全遭拆毁。

成都会议给四川和全国带来了灾难。

大跃进运动刚开始,该省郫县就造假,搞出一块亩产四万五千多斤的水稻"卫星"田,就连省农科院几位水稻专家也说"是(多块田)稻子成熟时才移并到一起的",但李井泉却硬要当地领导承认这颗"卫星"的既成"事实"。

"浮夸风"(大放"高产卫星")大刮起来,跟着大刮"共产风"(大搞"并社",把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大拆民房大造
"丰产路"(为了给上级领导和参观者看而不惜代价把大路旁边的农田"种"好)、大量抽调农村劳动力去大拆城墙、上山大砍林木用以大炼钢铁、大修电站和铁路(例如后来半途而废的岷江电站和成灌铁路)......倒行逆施,罄竹难书。该省农村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粮食大减产,广大农民更惨遭大折腾。仅据郫县的不完全统计,就拆?民房一万二千多间,令不少群众甚至被迫栖身?圈、牛栏。接着,就是今天已是众所周知的大饥荒,饿极的农民吃观音土(一种白泥巴),吃苕子(一种可发酵成肥料的植物),甚至掘墓盗尸而食、杀子女而食......惨绝人寰!

"天府之国"成人间地狱

当年全国大饥荒基本是发生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故一直有"三年困难时期"之说;但四川大饥荒始则于一九五八年冬,结束于一九六二年秋,该省七千万人民整整挨饿四年!四川是全国大饥荒时间最长也死人最多的省份,四年大饥荒期间,饿死人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

不仅农村,就是在城镇,饥民因饿极而偷、抢食物被打伤打残的惨事也时有发生。饿死了人。省委还要造假,只可说"疫情",不准讲饥饿;明明左得疯狂,却还要继续大反"右倾",大整那些敢说真话和推行左的政策不力的干部。

著名的天府之国惨成人间地狱,四川王助纣为虐,同样罪责难逃!

广大农民正苦苦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却旧在吃喝玩乐。李书记们住招待所,每天晚饭后照例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电影是专场、戏剧是堂会(请艺人上门作专场表演);打牌、跳舞后还得再吃夜宵──也真够"勤政"和"艰苦"的了。须知道,这可是在当时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惨况下的特殊享乐啊!也可见,共产党那种没有民主、不受监督的特权和肆无忌惮的腐化其实已非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始!

从此恩宠有加

成都会议全体人员大合照时,毛泽东让李井泉坐到身边,可能当时人们还以为这只是因为李是"东道主";然而还不到两个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不到两年前才在中共"八大"当选中央委员(当时是按得票数排名,李在九十七人中名列第九十一)的李井泉就竟连升四级,一下子超越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书记王稼祥、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康生、薄一波等十多位资历比他老功劳比他高的党政军大员,而与柯庆施、谭震林一起晋任政治局委员──此时的李井泉,已不仅是封疆大吏、一省大员,还成为党中央领导人了。此乃毛皇的论功行赏而对与他左味相投、随他亦步亦趋的忠臣干将的格外赏识和恩宠。还需要指出,柯庆施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早在一九二二年便已加入中共,据说还是唯一见过列宁的中共党员,在党内有"柯老"之尊称,成都会议上他更鼓吹"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谭震林则是个大跃进的"激进派"(黄克诚语。《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且于八届一中时已是中央书记;而当时全国二十九位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也仅彭真是政治局委员。已足可见、尤其可証李井泉这个左王在极左的毛皇上眼里和心中的地位了。

理应还历史本来面目

笔者曾一直以为三年大饥荒时河南、安徽和甘肃等省的灾情最惨烈、饿死人最多;直至读到新华社前高级记者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并且去年暑假时,有机会聆听了致力于研究中共执政后大陆政治运动的专家丁抒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四川大饥荒"专题讲座,不禁慨叹:人祸的惨烈地区,原来犹有甚者!也所以,今天见到仍然歪曲史实,吹捧罪人,便感觉特别触目、刺眼、恶心,因而不吐不快。

咱中国人素有传统厚德:为贤者讳、为尊者讳,更为逝者讳──此所以"追悼会上无仇人"、"悼词里无坏话"──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对一个做了坏事甚至犯下弥天大罪的人,在其死后仍不分是非,不仅为其掩盖罪过,甚至还歪曲事实、大唱赞歌,则请这些造假者能抿心自问:面对那千万冤魂,你们的良知何在?人格道德何在?社会和历史责任何在?况且,你们这样做,其实事与愿违,结果正适得其反、欲盖弥彰,反而是对逝者的大不敬。

或者,笔者孤陋寡闻,未知李井泉是否已如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那样忏悔:"省委和我......罪恶大得很......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戳......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罪一辈子也还不清",曾向当年在他治下挨饿、惨死的四川七千万人民认罪、道歉、说过一声对不起?若如是,则井泉书记泉下有知,请恕草民在下的无知冒犯。

(拙文中引用史料主要来自《墓碑》,谨向杨继绳先生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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