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钱学森的选择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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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死了。

自然想到他的两位同行，美籍德国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俄苏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

爱因斯坦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景仰，除了他是相对论的创立者和现代物理学一代宗师外，就是他对人类文明事业与世界和平的终身关切。这位德国犹太人不仅表现了其先辈如摩西和本·迈蒙尼第等人将《圣经》与希腊哲学、艺术西方文明两大源泉融汇的传统，而且感人至深地表达了对二十世纪特有劫难的深度忧虑和异常深刻而富有启示性的思考。

1932年，爱因斯坦致信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教育部长罗各，呼吁阻止威胁意大利知识界向法西斯制度表示忠诚的“残酷折磨”，告诫“墨索里尼先生不要对意大利知识界的优秀人物进行这种侮辱”。

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1955年（正是毛泽东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横加侮辱并将成百上千无辜中国文人投入监狱的岁月）回到中国来，是否与闻对俞平伯、胡适等人的精神围剿。短短的三个月内，钱先生就被委任为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所所长。在那个年代，如此重要、神秘的机构不经过极为严格的审察和旷日持久的考验，像钱学森这样由美帝国主义培养成才的物理学家，怎么能如此神速地晋升到新中国核工业最显赫的位置上，有历史证评癖的学人恐怕会发生兴趣。须知，那时朝鲜战争才结束两年，毛岸英死于美国轰炸机下，其父正发起反美、仇美、蔑美运动。钱学森那时似乎还不是中共党员，也无其他特殊身份，竟享受如此优渥厚遇，——恐怕不能仅仅以其专业或聪明解释。

昨日上网，方知钱回国有二说。一则出于爱国，二则被美国当局递解驱逐。1949年钱正申请加入美国，怎么又突然对“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心向往之。一名由中华民国政府派遣赴美的国民党高官快婿、又在资本主义美国接受教育然后执教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其“红色觉悟”来自何方？1999年，美国政府公布窃取美国国家机密者的“考克斯报告”，钱的大名仍赫然在目。其时中美建立已经二十年整，江泽民正声称欲与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美国人没有必要“刺激”已到鲐背之寿且备受中国最高层膜拜有加的钱学森。那实在不利于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末就是那些死硬反华反共的FBI分子脑筋太死。当代“干嘉学派”有责任弄个明白。至于我，对于前美军上校钱学森何故回到毛泽东这里来，了无兴趣。道理也很简单，毕竟是中国人，非要等到一个红色政权建立，才算是“为祖国效命”吗？

那之前两年，陈寅恪也受到郭沫若邀请，担任某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务。前者以“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条件，以不宗奉马列主义为前提，慨然辞谢。五十年后的今人可以相信，陈寅恪先生的学识、人品及其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成就和挚爱，丝毫不逊于包括郭沫若、钱学森等党国知识权贵。事实上，陈先生代表的中国文化立场和方向，为郭、钱望尘莫及。

爱因斯坦在那封信中认为，“无可怀疑的是，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当被任何政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尊重那些诚挚地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他强调，只有在这一基础上，西方才产生出伟大的文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才赢得世界的称赞。这是用纯洁的伟大的殉道者的鲜血换来的传统，才使意大利受到世人的爱慕和尊敬。

我不知道，高寿近百的钱学森众多的仰慕者们会用什么辞藻为他送葬，至少，不会出现“自由”、“真理”、“殉道者”。

1939年7月，爱因斯坦接受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昆建议，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信，告知这位美国总统，费米、约里奥·居里等国际物理学家已经使从大量铀中建立起原子
链式反应成为可能，由此将产生巨大能量和放射物。如果把这种实验运用于军事，就会制造出“极有威力的新型炸弹”。他提醒说，德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儿子冯·魏茨泽克领导的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正在进行着同样的实验。

这封信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和广岛、长崎的核爆炸，并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得以提前结束。世人因此称爱因斯坦为“原子弹之父”。

但爱因斯坦1945年秋天在美国广播公司发表谈话，否认自己是原子弹之父。认为链式反应是德国物理学家哈恩发现的，是丽塞·迈特内从德国逃出带给丹麦科学家尼耳斯·玻尔而为国际物理学界普遍接受的。

同年12月10日在纽约诺贝尔纪念宴会上，爱因斯坦致词指出，诺贝尔发明了烈性炸药，为了对此赎罪，为了良心上的宽慰，他设立资金以促进和平。“今天，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不说是犯罪，也是被同样的责任感所苦恼”。他认为，“我们（主要指美国科学家）之所以曾经帮助创造这种武器，是为了预防人类的敌人（主要指德国）比我们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纳粹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占先，就意味着难以相像的破坏，以及对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奴役。”他强调，“我们所以把这种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民手里，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全人类的信托者，是和平自由的战士。”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最近更名为“中国航天之父”），作何感想。

我不知道钱学森何以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由美返华的历史如此耿耿于怀。他那些本事完全来自加州理学院冯·卡门、帕森斯等人。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为共产党员这一案情，也应成为考据癖者的调查对象。其实是不是共产党员本来无关宏旨，事实上钱1958年不是“入党”了吗？在冷战初期麦卡锡时代，钱因共党嫌疑被取消他参与美国最高军事机密工作，本是历史洪流中几乎不值一提的小事，他由此所生的怨恨却让我难以理喻。就算美国冤枉了这位共产党天才，不也就是几年赋闲在家，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岛上独居了14天而已，他那800公斤图书资料，就仅仅是一些简单的公开出售的工具书吗？

一名有共产党嫌疑的中国人，轻而易举地进入美国火箭研制喷气推进动力实验室，参与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当然只是一名小角色），还以美军上校身份参加“美国空军科学谘询团”，战后赴德国考察，这难道不表明美国制度的开放包容与慷慨大度吗？钱身涉政治疑案。加州理工学院同事募捐一万多美元为其假释，院长李·杜弗瑞德专程飞赴华盛顿为钱斡旋，并委托著名律师库珀为其作公开辩护，这难道不表明美国社会的人道关怀和公正精神吗？与毛泽东时代遭灾受苦罹难的数以百万计中国知识界相比，钱学森在美国经受的“不公正”乃是何等惬意的待遇，何等浪漫的阅历。

据悉，中美建交后，加州理工学院将钱评为该院“杰出校友”，还赔偿其损失费，只是不作出道歉。钱因此拒绝回母校领奖。中国愤青于此又照例用了“气愤地拒绝”一类毛式修辞。天真的美国人很难明白，钱的凛然气节怎么就不对比麦卡锡时代恐怖一万倍的毛泽东们表现一下呢。

我不知道钱学森对爱因斯坦、奥本海墨等物理学家持何种态度。香港凤凰卫视在钱死后以最快速度在“我的中国心”特别节目中，加于钱的头衔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不知该片撰文者是谁，稍稍了解现代物理学史的都知道，除了中国外，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钱的大名。

1957年毛泽东召见时，他禀报了有关“工程控制论”后，立即表示自己的理论“十分浅薄，一定有很多错误”，请毛指正。很难设想，爱因斯坦会以这样的自辱之辞向罗斯福表示谦逊。钱对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学的毛泽东作如此卑贱的表态，即使在三十年代的德国和意大利也不会发生。

1946年1月12日，爱因斯坦致信美国“全国科学家会议”，公开鼓动说，如果政府因为对俄国的恐怖情绪而试图加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控制，那末美国科学家“就应当拒绝听从美国政府的不义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机构做靠山”。他提请注意说，美国科学家“拥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是我们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华盛顿制定出来的法案要更加具有束缚力。当然，我们还有两件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

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包括1957年全世界共产党莫斯科大会上，声称中国不仅不怕、而且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六亿中国人死掉一半也在所不惜。钱学森不可能不知道毛的类似主张，我不知道他赞成还是反对。但从其工作和行为看，他绝无反对可能性。这样，我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世上并无一个具有共同文明价值和道德底线的国际物理学界，爱因斯坦号召与国家和政府不合作的号召，绝没有受到所有国家科学家的赞许。相反，至少在中国，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在他们焚书坑儒的历史火光背后，那些实用学科类知识，是得到国家政权的悉心保护的。量子力学创立人之一的海森堡曾在《物理学与哲学》一书中，试图证明自然科学作为人类智慧最强大的力量，终将使得哲学、尤其是政治法律思想与物理学的客观、真实、永恒和普遍意义达成一致。在1949年以后，西方一切理论，包括物理学都只能沦为权力的工具，钱学森及其工作，证明此论不虚。

此外，中国举国之力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同时，四千余万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死于饥馑。钱学森对此惨剧不可能不清楚。我不知道，在献身于导弹核武器丰功伟业时，钱学森如何平衡他的爱国心。制造几枚要么永远不使用要么一旦使用就意味着包括全体中国人在内的人类共同毁灭的核导弹与几千万同胞活活饿死之间，孰重孰轻？

爱因斯坦曾提醒罗斯福总统“在政府同在美国做链式反应工作的物理学家之间有一种经常的接触是可取的”。那是因为必须抢在希特勒德国之前掌握原子武器，无论在道义和逻辑上，这一理由都是正确的，起码是无可奈何的正确。同时，爱因斯坦和其他美国物理学家深知这种建议和抉择，隐藏着巨大的道德隐患和现实命运上的危机。

1947年6月，美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布鲁塞尔艺术科学院发表演讲承认，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野蛮和残酷已经失败。相反，那些可憎的观念也从失败中取得了某种胜利”。他痛心地指出，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准，自由民主国家被迫使用了因受纳粹主义威胁而被迫研制的武器，“我们的文明可能最终毁于希特勒主义希望用于我们头上的那些武器”。

不知道钱学森先生是否多少与闻或感知到二战后世界一流知识份子这些既深刻又寻常的观点。他是否真正认为，以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为代价发展导弹核武器，是他的爱国心的验证，这一验证是对中国民族利益的真正捍卫。

此外，他理应比一般中国人更清楚，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苏联勃烈日涅夫－格列奇科集团准备对中国实行“核外科手术打击”。因为中国拚命发展的核武库将会构成对苏联的威胁。只是因为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出人意料的反对，这场核浩劫才没有变为现实。

1950年1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美国将制造氢弹。罗斯福夫人埃诺·罗斯福特别组织系列电视辩论，爱因斯坦应邀于1950年2月13日发表现电视讲话指出，如果杜鲁门总统的努力果然成功，那么大气层放射性毒化，以及随之而来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灭绝，都将是在技术上可能达到的范围之内。他再次敦促美、苏两国消除相互的恐惧和不信任，不仅废弃大规模破坏性武器，还要郑重宣告放弃武力政治，同时建立起“超超国家的裁判和执行机构，哪怕只有一些国家宣告他们愿为实行这种‘局部性的世界政府’而真诚合作，也会大大减轻紧迫的战争危险”。

这种声音在钱学森所服务的新中国，没有出现的可能。

中国民族一百多年来历经内忧外患，从下到上有一种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要求，拥有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与这种民族要求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个体生命大规模倾覆（尤其1949年以后）是这个国家同样不幸而亟待终结的悲惨状况。作为研制攸关亿万中国人生命的毁灭性武器的主要负责人，钱氏可曾真正严肃地评价自己的工作，并为此向最高当局陈述现状，分析后果，而不是无条件效忠于毛泽东第三次世界大战、世界革命的恐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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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有资格有根据发表这种声明。六百万犹太人在集中营被灭绝的惨剧证实了他对那个曾是他的祖国的厌恶和绝望。希特勒的覆灭、勃兰特和科尔先后在华沙和特拉维夫的下跪以及柏林墙的垮塌证实了他的预言和希望。

一位把世界作为祖国，把人类命运和全球文明与和平内化为生命体验的伟大科学家，是人类共同的骄傲。

1927年曾为爱因斯坦画像的巴伐利亚画家萨尔，1938年逃出纳粹德国监狱来到普林斯顿。他问一位老人，你对爱因斯坦科学著作毫无所知，为什么如此仰慕他呢？老人的回答是：当我想到爱因斯坦教授的时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已经不再寂寞孤单了。

这也是我的感受。

但对钱学森副主席，我没有这种感受。

我的父母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份子。在我很小时，他们偶尔会提到郭沫若、钱学森、李四光，口气很平淡。在报上看到钱学森那篇关于粮食高产的文章时，我父亲轻声说了两个字：荒唐。我的印象是，他们都是某种大人物，高高在上，与毛泽东、周恩来有特殊关系而已。

我的爷爷奶奶都在大饥荒的1960年饿死。后来我知道无数老人、妇孺死于那个年头。那正是钱学森大力施展其科学才干的时代。我从个人家庭出发，对他不存在任何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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