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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二月七日在北京闭幕,宏观调控又成官方首务,突显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经济泡沫问题。外媒指出,中国经济政策正对全球经济造成伤害,而且很可能将世界经济推向第二轮大恐慌。北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空话无边,毫无实际意义,大概正是这种大恐慌的先兆。
为期三天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二月七日在北京闭幕。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提出二零一零年发展经济的六大任务,包括:提高宏观调控水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品质和效益;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推动出口稳定增长,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在此之前,有香港媒体分析认为,北京的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将是“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在北京提出的六大任务中,扩大内需增长空间只排在第三位,而宏观调控居于首位。
又见“宏观调控”
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政经问题评论人士草庵居士分析说,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经济泡沫,是短期内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十一月份中央已经开了三次经济会议,为这次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准备,每一次温家宝都流眼泪了,主要是中国的经济问题现在已经非常严重。它一直想解决泡沫化的问题,但是它没想到在刺激经济的同时,十二万亿的投资中,四万多亿刺激资金和七点五万亿新增银行资金加起来,大约70%都转向了股市和房地产。”
事实上,今年初以来,中国股市和房地产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在北京,一套远郊九十平方米的房子价格高达一百五十万人民币,等于北京普通白领年工资的十二年。有专家估测,在中国二零零九年内实现的经济产值中,约有一半左右和房地产及大型项目建设有关。这种极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巨大的风险不言而喻。
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一篇文章分析说:现实的情况是,北京的六千亿美元刺激多数花在建设更多的工厂和基础设施,或泄入地产和股票市场。有些人担心流动资金引发通货膨胀,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Justin
Lin)表示担心出现通货紧缩。他认为更大的危险是创记录的闲置厂房遍布各地,将带来急剧裁员和企业萧条的恶性循环。
这篇文章还透露,中国的钢铁生产滚动式增长,现在的产量已经达到排在它后面的八大生产国的总和。中国搅动的水泥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还多。二零零九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3%。湖南省当局为了吸取政府刺激资金,拆除二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而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文章警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已经很清楚。
担任UBS(瑞士联合银行)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师的安德森,在十一月号的《远东经济评论》发表他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他透露说,中国工业的销售利润在过去七年来按GDP比例成倍数增长。但令人讶异的是,传统类的出口产品,像玩具、纺织、电子资讯科技,在销售上并没有明显增加。倒是重工业增长迅速,特别是钢铁、铝业、水泥、汽车、汽车零件、机械工具、特制化学品等。
这些成长特快的产业,几乎都和房地产以及大型建设项目有关。
英国的枢轴资产管理公司(Pivot Asset
Management)则表示,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贷款牵动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40%,远远超出过去导致危机的水准。“随着革命的六十岁生日渐去,中国中央银行已开始收紧。新增人民币贷款十月份减少了一半,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与日俱增。”
在中国官方经济词库中,“宏观调控”意味着紧缩。北京再一次提出宏观调控,其中意味颇堪玩味。
出口大幅下滑成定局
中国大陆经济近年的发展,建基在两个基点,一是对外出口,其次是大规模的房地产建设和价格上涨。自从二零零八年初开始,甚至早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的外贸出口便已经开始出现下滑的趋势。
中国商务部十一月份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二零零九年秋季)》透露,二零零九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进出口总额为15,57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0.9%。其中出口8,467亿美元,下降21.3%;进口7,112亿美元,下降20.4%。分季度看,一、二、三季度进出口分别为4,289亿美元、5,179亿美元和6,109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24.9%、22.1%和16.7%;其中出口分别为2,456亿美元、2,761亿美元和3,250亿美元,下降19.8%、23.5%和20.5%。
这个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全年大幅下降已成定局,全年降幅约在20%左右。中国进出口贸易约占中国GDP总额的50%左右,这意味着,仅仅对外贸易,中国将损失GDP的10%。
在中国二零零九年内实现的经济产值中,约有一半和房地产及大型项目建设有关,形成极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巨大风险不言而喻。(AFP)
对外贸易大幅衰退,也可以从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失业的情况得到印证。根据北京市不久的一份统计数据,该市2008届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失业或离职最多的五个科系依次是:法学、工商管理、电脑(电脑)科学与技术、英语、资讯(资讯)管理与资讯系统。这些在中国已经超热了十多年的专业,几乎全部都和对外贸易息息相关。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之前公开表示:“亚洲不可能再靠向已经负债累累的美国人运送商品来生存了。我们已经达到了历史上那些罕见的转捩点之一,我们有机会选择不同的道路。但是如果不走这条路,就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巨大压力。”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则表示,中国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
拉动内需难上难
然而,中国政府呼吁提高人民消费能力,增加国内消费率已经二十多年,但国内消费率日渐降低。中共中央直属喉舌《人民日报》在北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发表长篇文章,同样就“提高人民消费能力“进行了报导。该报导透露,中国国内消费率二零零八年仅有35%左右,比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低20%,比美国低40%。
中国的国内消费水准低,原因何在?《人民日报》的文章认为,中国收入分配机制存在巨大不平衡是最重要原因。文章透露,中国的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增长远远赶不上企业利润的增长。在一般发达国家,工资占企业营运成本50%以上,中国则平均在10%以下。中国劳动报酬只占国民收入的40%,比通常的67~70%相差甚远。
这篇党报的文章,一度引起外界的猜测,认为中共中央将要“采取措施,解决中国分配机制不公平的问题。”不过美国《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断言,这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如果要摆脱内需不足,中国政府必须要完全地改变它的经济结构和甚至整个经济政策。”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靠二条腿,一个是跟房地产和建筑行业有关的公共工程;另一个是制造业依赖廉价劳动力进行的出口。两个“支柱产业”都使用农民工:“这些劳动力长期是在卖青春、卖体力。没有任何训练,他的工资也上不去。所以从根本上来讲,中国政府造就了这个经济结构本身就内涵内需不足的问题了。”
草庵居士则认为:“从目前的状况看,仅仅就提高企业员工的工资,几乎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政治上大的变动。因为在目前中国的整个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一股势力,这种势力它已经完全可以挟制中国政府,中央政府完全没办法管制。中央政府提出要严格实行《劳动法》。但是这个《劳动法》在中国大陆出现两难的境地,出口就更加危险。我想北京方面它可能会希望能再增加消费增加内需,但是效果还是微乎其微。”
中国人“穷富”两面看
中国民众在一九九零年代的储蓄率,大概占GDP(国内生产毛额)40%;二零零三年,储蓄率增长至52%左右,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瞠乎其后。然而,中国在一九九零年代的总消费额约占总经济额60%,到二零零八年为49%,居民的家庭消费额则从46%跌至35%。
中国人是世界上存钱最多的人民,但为什么不消费呢?其实从北京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到大陆最基层的议政民众对此都心知肚明,那就是贫富悬殊过大。中国政府从三年前停止公布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三年前这个数字是0.49,并且被批评严重扭曲真实状况。中共中央宣传部不久前通报批评三家中国媒体,原因是报导了“不实数据”。即0.4%的中国家庭,拥有70%以上的民间财产,而中国的亿万富翁,超过九成是中共高干子弟或亲属。
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力,早被一冲飞天的房价所消耗。(Getty
Images)
程晓农也提出了他的看法:“我在不久前做过一个分析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国家统计局可能不愿意讲,那就是根据二零零七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的人均消费水准,全中国将近八亿农民,二零零七年他们的生活水准低于全球贫困线。二零零五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贫困线标准是每天人均消费1.25美元。二零零七年中国农村的人均消费,人均才1.16美元一天。也就是讲,发展这么长时间了,中国的80%
左右的人口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活着。这样的国家当然没有很强的消费力。”
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最近一篇博文引起热议。作者是一位两年前毕业于上海某重点大学的博士生,后来又做了一站博士后,二零零九年留校工作,可谓是青年才俊。但他在博文中却说:“真想找个地方哭一场。”
这位年轻的副教授近十万元的年薪同许多国人相比已经不低,身为中学教师的妻子也有着五万元的年收入,然而这个三口之家却仍为买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因为即便在今日上海外环以外的远郊区,一套九十平米左右的房子总价也在一百万左右,除了他们二十多万的积蓄和贷款五十万外,他“掏空了姐姐的积蓄和岳母的养老钱”。而且在未来的岁月中,不仅要养活父母和孩子,每月还要还贷四千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其家人身体出了问题时的额外支出。
“我觉得现在我真的挺悲哀的。”作者如是悲叹着。业已意识到社会问题的他发出了悲戚地呐喊:“不要再谈什么人生理想和社会道义,活着就是硬道理。”“请某些利益集团不要与我分享作为新时代中国人的无上荣光,你独享好了!”
博文引来了上百个跟贴,心有戚戚焉者有之:“同感”;“握个手,努力过好这卑微的生活”;“我都想哭,因为我跟你一样,也没有房子。租了间十八平方的车库,儿子今年五岁了,我晚上用水都没法避开儿子。我老公九岁死了父亲,生活有多困难可想而知,我都想抱着儿子去跳河。可我不能。虽然老公努力赚钱,可是我们追不上房价。还有天理吗?”“现在已经没有理想可言了!”“现在是三座大山压着我们:高房价、高教育费、高医药费!!!”“不同的城市,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处境,同样的感觉,握手!彼此珍重吧!”“全国上下怎么都这样啊!”
从这篇文章和跟贴中,可以看到中国民众“为什么不消费”的另一个原因。事实上,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力,早被一冲飞天的房价所消耗。中国房地产连年热涨撑起了中国的GDP,但却压垮了大部分正当壮年的白领、蓝领及黑领民众。
经济增长三大动力中,中国外贸出口大幅下降,内部消费需求无法拉动,而房地产一枝独秀已经到达“高处不胜寒”的地步。草庵居士说:“北京方面非常担心。他们也拿不出任何一个办法,现在中央已经在想解决的几个办法把内需消费给拉动起来。最终一个讨论起来还是增加工资,增加社会福利。让老百姓有愿望去花钱。但做起来谈何容易。”
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资深记者安波斯(Ambrose
Evans-Pritchard)撰文指出,中国不但没有接替疲惫不堪的西方成为新的经济成长引擎,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其经济政策,正对全球经济造成伤害,而且很可能将世界经济推向第二轮大恐慌。北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空话无边,毫无实际意义,大概正是这种大恐慌的先兆。◇
本文转自第152期《新纪元周刊》
http://mag.epochtimes.com/gb/154/7317.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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