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着社民目标，做力所能及的事

肖一米

朝着社民目标，做力所能及的事
    --在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卸任讲话
    刘国凯
    各位社民党同仁，各位来宾：
     

   
        社民党开了个很好的大会，选举出了新的领导班子。我相信在新领导班子的率领下，社民党今后一定有更大的拓展。我今天上午的发言简扼地讲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精髓真谛，现在我发言的中心是在努力实现社民目标的历程中，社民党能够做些什么呢？卸任之际，我想把自己这几年积累的经验讲给大家听。这些经验可以归纳为 这样一句话，就是“做力所能及的事”。
        实现民主换一个说法就是推倒专制，就是终结共产党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制度。怎么终结？海外民运中有一种观点是用武装革命的手段。这些朋友说：由于共 产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坚持迫害民主志士，三十几年空喊政治改革，其实一点真正的改革都没有，完全是在欺骗世界，欺骗舆论，而共产党官员搜刮民脂民膏贪污 腐败的状况愈演愈烈，故此对这样一个政权只能是用武装革命去推翻。我觉得这个观点在道理上是站得住脚的，可是实际操作上社民党完全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其他民运团体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我无法判断，但社民党确实不具备。我这样讲是否对头，欢迎批评。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现在的习近平，在我看来历届的共产党领导集团不在足够的压力下，是不甘于做政治改革的。因为政治改革标志着他们要放弃特权和由特权衍生的种种高额利益。
    　那么，怎样才算足够的压力呢？我觉得如果今天发生八九天安门运动那样的规模群众运动压力就足够。二十几年前发生天安门民主运动时，共产党元老 顽固派还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据说王震曾狂叫“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不管这个传闻是否属实，都说明了那时共产党元老顽固派的巨大能量。“六四”屠城的确保住了共产党政权，而且已经超过了二十年，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如果今天再发生“八九”天安门那样规模的民主运动，共产党领导集团一定扛不住。问题在于我们民主阵 营有力量发动组织那样规模的民主运动吗？今天是我们社民党的会议，我们社民党同仁首先要探讨的是社民党有这个力量吗？我说没有，起码是社民党从成立至今都 没有。我这话说得对不对？在坐社民党同仁有不同意见的吗？有，可以立即站起来反驳我。如果没有我就继续说。那么我们社民党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既没有能力 搞武装革命，又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民众街头抗争运动，那该做什么呢？这就是我发言的题目了：“做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譬如“白衣行动”就是其一。
    　2009年春，流亡海外的一些“八九”天安门运动的学生领袖提出“白衣行动”的倡议：号召国内民众在2009年6月4日那天穿上白衣，表达对“八九”死难者的悼念。我觉得这个倡议很好，就建议社民党国内各党部响应。因为我觉得这个行动既很有意义，也不会遭到严重的迫害。社民党国内党部进行“白衣行动” 后我收到有三种情况的报告。一是顺利举行，照相片为证。二是抵达预定现场后发现有许多“便衣”和正装警察在巡逻，于是临时取消行动。三是抵达现场后刚要换上白衣，就被突然出现的“便衣”推上面包车，送到一间宾馆的房间。房门关闭但房间里有水。到夜间房门打开，无人过问，于是他们自行回家。我觉得我们社民党响应“白衣行动”的倡议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我不了解其他海外民运组织响应“白衣行动”倡议的情况，我也没有向海外民运通报社民党国内党部响应“白衣行动”倡议的情况。这一是不想表功，二是要尽量保护国内的社民党力量不要暴露。只是，社民党国内许多党部积极响应“白衣行动”的倡议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就是拟定于2010年12月在香港举行有国内代表参加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事实证明，我这是做了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卸任之际，为了给继往开来的社民党同仁多些经验积累，就着重说说。我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要做海外民运未曾尝试的工作，让社民党国内组织从网络虚拟状态走向现实，给共产党更多的压力，推动开放党禁的进程。经积极联络磋商，有六十几名同仁愿意来参加会议，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同仁还愿意以公开身份参加，接受媒体采访。会议事务工作很多，我还联络了七九民运时认识的香港老朋友帮助寻找会场和旅店等。经济开支上也准备把自己的工薪积蓄大量捐出。就在密锣紧鼓的会议筹备中，就在“白衣行动”已经顺利落幕之后的一年零两个月时，2010年8月，互联网上突然出现以社民党安徽党部主任署名的帖子，指控我去年建议国内党员响应“白衣行动”倡议是“吃人血馒头”，是“拿国内成员做政治牺牲品到世界上猎取名声”。接着网络上大量出现类似的帖子。与此同时，许多国内社民党骨干同仁来信告诉我他们被秘密搜查办公室，或被公开恐吓式跟踪，或被公司辞退，或在办通行证时被苛刻盘问和被拒绝等等。虽然到11月还有十几位同仁继续表示愿意到香港参加从“三大”改为只有国内同仁参加的“特别代表大会”，我还是决定收回成命，取消会议。痛定思痛，我明白自己对共产党神经敏感性和镇压坚决性的强度缺乏足够认识。我从社民党“白衣行动”的平安落幕错误以为共产党统治力度已经相当放松；错误推测共产党的做法要么是在罗湖关卡住，要么在开完会后秋后算账，而我已经做好到时做声援工作和经济慰问工作的准备。但我完全没有想到共产党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就是通过恐吓让许多国内成员犹豫，并把窃取到的我和国内骨干商讨会议的许多秘密来往邮件都在互联网上曝光，使会议失去必要的前期保护，又通过对我政治人格的抹黑乃至对我的人身攻击，使许多国内成员对社民党领导人感到疑问，对整个社民党的信心产生动摇。通过打击我个人达到打击整个社民党的目的，应该说共产党的这个策略运用得相当成功。
    　由于多年心血被中共国安破坏，心情急躁，不能冷静不能策略地处理继而发生的一些问题和事务，讲了一些情绪化的语言，导致工作发生连续缺失，这是值得我深作检讨的。去年，我接触到一些其他民运组织的朋友，他们批评我“好大喜功”；批评我“步子迈得太快，与海外其他民运组织相较是太超前了”等等。 这些朋友的批评是善意的，痛定思痛，我深感我的“香港会议”设想是在要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是失误的。面对决心维持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中共政权，推倒党禁谈何容易。让社民党的国内组织从网络虚拟走向现实的大方向固然正确，但具体步骤则岂能操之过急。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社民党不具备这方面的主客观条 件，我个人更是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强行实施，拔苗助长不但欲速不达反而会使社民党成为中共当局的重点打击目标，使社民党的发展遭受损失，在此卸任之时，我想向社民党今后一拨又一拨的领导者们再次提醒，要以我的失误为戒，千万不要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我曾经是相当谨慎的。
    　在社民党国内发展的高潮期间，对国内多个省市的领导人曾提出的组织民众进行街头抗议活动的建议我都予以劝阻。即使在那个时候，我都觉得社民党不具备那个实力，不能让国内的同仁冒那么大的风险。我一向觉得，中国民主之途在错过“八九”那个历史契机后，就可能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邓小平大开杀戒时的目标 是“保二十年稳定”，而现在看来，他们已笃定可以保三十年，而且有可能保四十年甚至更长。中国民主的实现有赖于各方面的因素的综合，即：中共官员无可遏制 的贪腐不断激化社会矛盾；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使经济奇迹走向尽头；民众进一步的觉醒和奋起；维权斗争由经济类型向政治类型升华；中共内部健康力量的聚集和 破土，国际间各种突发因素等等，等等。作为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一支力量中国社会民主党既要有博大的志向也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不好高骛远，不急于求成，扎扎 实实地从事各种基础工程。使用各种方式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稳妥地发展国内组织，加强与知识理论界的联络交流，争取国际社民党体系的道义支持。
    　我在认为社民党国内组织举行公开抗议集会的条件尚未具备的同时，却对海外民运组织举行各种会议持肯定态度。海外民运举行会议曾被批评为作秀，被批评为对于推倒中共专制无实际作用。我想最有作用的大概是在中共举行政治局会议时冲进去责成其必须立即实行民主，就像1848年2月25日拉斯拜尔率领 工人代表冲进巴黎市政厅那样，命令其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否则他马上率领二十万工人前来质问。可是，海外民运有这样的力量吗？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又对开会采取否定态度，那就会陷入取消主义。举行会议无论是街头集会或室内会议都有很大的意义。譬如我们开今天这个会议大家从世界各地聚集到这里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们这个会议就有凝聚同仁、鼓舞士气、坚定民主信念、向中共专制显示力量的巨大作用。李旺阳烈士遇难后，纽约民运同仁举行过许多次抗议集会，仅我们社民党就举行了三次。这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理应做到的民主行动。现在我卸任了，我坚信中国社会民主党必将继续发展，社会民主主义事业必定取得胜利。社民事业 是个巨大的工程，需一拨又一拨，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奋斗。就像多级火箭，每一级发动机都有提高火箭速度的作用，当它的燃料燃烧完后就要脱落，新一级的发动机随之启动，使火箭以更大的速度继续高飞。多级发动机的接力，终将使火箭获得足够宇宙速度飞向太空，飞向遥远的星球。我们社民党今天的会议开得非常好，气氛友爱，精神饱满，目标明确，志气高昂。希望通过今天这个会议，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内外同仁都从中吸取更大的动力，团结一心在今后的历程中进一步拓 展社民党的政治空间，与其他的民运组织和国内外诸领域的民主力量一道，终结中共专制，在中国创造完善的民主制度。
    　我坚信，终有一天，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五色党旗将飘扬在中国城乡的每个角落。最后，在此卸任之际，我要向国内外的党员同仁表示由衷的感谢，全仗他们对党的事业所作出的承担和努力，社民党才能取得已有的成绩。
    　我还要向许多党外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一向以来对社民党对于我个人都给予许多关心和支持。今天他们有的以嘉宾身份到会，如徐文立，王希 哲，薛伟，宋书元，唐元俊，韩武，王书君，冯胜平等等。有的来不及参加大会，如王军涛，杨建利，费良勇，汪岷，唐伯桥，杨巍，彭小明，潘永忠，李进进，等等，请接受我的由衷感谢！谢谢大家！中国的社民事业一定能成功！

    刘国凯2013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