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一章 6.抗战初期的毛、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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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爆发后，中共党内对出兵问题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愿与国民党捐弃前赚，共赴国难，通过打几个胜仗来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数人都持有这种想法。毛泽东却迟迟按兵不动，刻意保存实力，以便日后与蒋介石争天下。毛的主张虽说对中共日后的发展更加老谋深算，无奈曲高和寡，一时不为党内多数人所接受，因而在与王明的争斗中一度处于下风。


      到达陕北以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政治领导中心地位的日益巩固，周恩来对毛的态度开始从主动退让、委曲求全转为降心相从，甘愿充当毛的副手。既然毛不愿意他人染指军队，周就知趣地接受毛的安排，留守后方，做军需保障和东北军的工作，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并且迅速打开局面，与执行剿共任务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秘密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协议，在西北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位一体暗中联合的局面。这不但为长途跋涉、师老兵疲的红军赢得了一个极为宝贵的喘息机会，而且更为日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使中共从根本上摆脱了困局，成为这一事变中最大的获益者。对中共日后的发展来说，周氏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在开始接受毛泽东领导的同时，对他还是有所保留的，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心悦诚服，至多只是"半条心"。用周本人在延安整风中检讨自己的说法，是由于他"当时对毛的领导还没有信心"。应该说，这只是其一。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此刻在周的心目中，共产国际的权威仍在毛泽东之上的缘故。


      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后，虽说共产国际的威信已经大打折扣，但是中共毕竟在组织上仍隶属于共产国际。而且共产国际新近的某些指示，例如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和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等，尽管是出于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需要，但也确实从方针策略的转变上帮助中共摆脱了困境，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又恢复了共产国际以往的权威。共产国际这时并没有明确承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复先斩后奏所确立起来的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而毛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又显露出越来越明显的独立自主的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便被夹在以斯大林为后台的共产国际和正在中共党内崛起的毛泽东之间而不得不作出某种选择。这对于行事总是恪守组织原则，而且又经历了六届三中全会后那场由共产国际一手操控的党内斗争之后仍然心有余悸的周氏来说，还是小心一点为好，不愿在政治上跟毛太紧，以免遭受池鱼之殃。所以，在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恢复以后，当毛的主张与莫斯科的意图相左时，他往往附和共产国际的指令，而和毛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情况使得一度缓和过来的毛、周关系在抗战初期又再度出现了问题。


      事情还要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间王明回国说起。王明是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的，目的是贯彻苏联的战略意图，要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服从并维护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能够拖住日本，以避免苏联同时在西线和东线险于两面作战的境地。斯大林当时认为中共的力量还过于孱弱，中国抗战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国民党，为此在王明回国前专门召见了他，在谈话中特别强调要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鉴于毛泽东在抗战中从中共的自身利益出发，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避琵与日军打硬仗，而把工作重心放在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中共力量上面，斯大林担心毛这种趁机坐大的作法会惹怒蒋介石，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从而使日本能够在中国腾出手来转而对付苏联。为此，派王明作为"钦差大臣"回来纠正这种偏差。用当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话说是"需要很了解国际形势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


      王明回国后果然不负莫斯科的厚望，不遗余力地贯彻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批评中共在抗战爆发后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说这样只会"吓走同盟者"，称"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王明的主张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获得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数人的赞同。周在发言中联系他在山西抗战中的感受，也跟着批评了中央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在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主张应公开指出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使国民党更信任和佩服中共。


      周恩来在十二月会议上这样附和王明，批评了毛泽东所强调的独立自主的主张，自然是看到王明手中持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同时也委婉表达了对毛在国难当头之际，过于考虑中共的党派利益而处处保存实力作法的不同意见。因为在周看来，共产党人既然标榜是民族的抗日先锋，就应该表里如一，不惧怕承担牺牲，为友党友军做出表率，通过打几个胜仗来鼓舞士气和振奋民心。所以从抗战一开始，周就不大同意毛所采取的按兵不动的作法，曾在八月间的洛川会议上针对毛所提出的名为开展"山地游击战"，实则尽量避战的红军作战原则，婉转地表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随后亲赴山西前线推动抗战，参与策划了平型关战役，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种态度当时在中共领导层中是有代表性的，即大敌当前，愿与国民党捐弃前嫌，真诚合作，共赴国难。像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博古、项英等人都持有这种想法，批评中共军队出动太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主张虽对中共日后的发展壮大来说，更加老谋深算，但无奈曲高和寡，一时并不为党内多数人所接受，因而不足在与王明的争斗中陷于孤立，暂时处于下风。


      中国有句俗谚：一山难容二虎。对于中共这种集权体制的政党来说，正是如此，可以说，毛泽东与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争论并不仅仅是政见之争，同时也是一场争夺中共最高领导权的较量。双方对此都心照不宣。尽管毛在欢迎词中把王明的回国称作"喜从大降"，实际上却是忧上心头，担心自己刚刚确立起来的领袖地位会被王明夺去。王明则自恃是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又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成员，对中共的领袖地位志在必得。不过，真正令毛感到不安的，倒还不是王明咄咄逼人的架势，而是他的主张竟然在党内大有市场，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人在政治上都跟着他跑。这是最令毛忧虑之处。在毛泽东看来，只会夸夸其谈的王明手上虽然持有莫斯科的尚方宝剑，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实际上在党内缺乏根基和磨练，只是像山间的竹笋那样"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因而不足为虑。不过，一旦周恩来这批人人股，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本人虽无意在党内争雄，但却是一个可以影响党内力量对比的人物，在政治上举足轻重。可以说，周倒向哪一方，哪一方便会在党内占上风。这次就让毛泽东再次品尝了陷入孤立的苦头，深感"中央已名存实亡"。为此，他曾向李维汉慨叹道："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然而，毛泽东绝非等闲之辈。他深谙权谋，懂得政治上的攻守之道。面对于明咄咄逼人的攻势，毛采取以退为进的旋略，让王明起草十二月会议的决议，以化解斯大林的疑虑。自己则暂时退居一旁，而把虚骄自负的王明放在炉火上烤。这一点，从目前保留下来的这一时期中共领导层的集体合影中就可看出：毛总是不露声色地站在最边上，而让王明坐在正中。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着手拆散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盟，以便分而治之，他先是将周氏派驻武汉，组建中共中央长江局，并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而准备将王明留在延安。但当喜欢出风头，不愿困守在延安穷山沟里的王明提出蒋介石要他"在汉相助"后，毛又顺水推舟，趁机调虎离山，同意他留驻武汉，让他那一套"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国民党那里碰钉子。


      王明不知底里，欣然前往。结果造成了毛泽东坐镇中共的大本营延安，以中央号令地方的局面。与此同时，毛又故伎重施，分化党内国际派，在继续拉拢张闻天、王稼祥的同时，又挖王明的墙脚，将一同回国的康生争取过来，还做了老国际派任弼时等人的工作，逐步扭转了在党内孤立的局面。


      在毛泽东和王明的争雄之中，使攻守局面从根本上逆转的还是共产国际的态度。共产国际在看到中共的政策有所转变之后，出于维护中共内部团结的考虑，并不鼓励王明继续在党内与毛争夺领导权，以免两败俱伤，削弱抗日营垒的力量。对王明更加不利的是，这时他在共产国际中的靠山，当年一手扶植他上台的米夫在联共党内斗争中遭到整肃，而现任主管中共事务的季米特洛夫则对他印象不佳。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季氏专门托王稼祥传话，强调"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这对一心想当中共领袖的王明来说，不啻足当头一瓢冷水，失望之余，不得不开始收敛。


      武汉失守后，国内外时局出现的变化，更是让毛泽东在这场争斗中占了上风。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武汉失守，标志著国共两党在抗战初期短暂合作蜜月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国共两党之间愈演愈烈的互相猜忌、摩擦乃至武装冲突，最终爆发了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在奉命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围歼。这一严重的挫败，不仅使得王明失去了他在政治上的重要盟友、新四军政委项英，而且使他鼓吹的"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调在中共党内破产。

      与此同时，毛泽东所强调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主张则逐渐被党内多数人所接受。对毛来说，更天助人意的是国际形势的剧变。一九四一年六月，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战争初期，德军长驱直入，苏军则节节败退，大半国土沦陷，局势岌岌可危。苏联本身自顾不暇，再也没有精力像过去一样插手各国共产党的事务了。共产国际随后不得不宣布解散。政治对手王明的后台老板无疾而终，这令毛大大松了一口气，在与他争夺中共党内最高领导权的较量中不必再投鼠忌器了。于是，毛开始用心思盘算在党内彻底斗倒王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