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志刚、杨佳到邓玉娇事件

淮南老樵

被“新浪”删除的文章之一：
2009年6月2日发帖，次日被删除

从孙志刚、杨佳到邓玉娇事件

孙志刚事件是一件最令人发指的暴虐生命的事件。
孙是大学毕业生，在广东某地打工已有一年半。一般来说，无论是当地的警察、保安、城管都已看熟他的面孔，只要他不违法，都不会去找他的麻烦。偏是他在上网吧的时候与人发生了摩擦，偏偏对方是个民间称为“二鬼子”的东西。这个东西找来同伙，正经八百地“检查”孙志刚的身份证。孙说没有带在身上，于是“二鬼子”们便把一个明明有着工作单位的正常公民抓到“收容所”里去了。当然，一入樊笼，生死全由对方。
我们不知道“二鬼子”们是怎样蹂躏、折磨、摧残孙志刚的，也无法知道孙志刚是怎样熬受的。反正，孙志刚被他们“收拾”死了，真真切切。如果“二鬼子”们还有擅自销毁尸体的权利就好了，可惜没有这个“如果”。
当孙的亲友们面对孙志刚遍体鳞伤的尸身时，质问一个个地提了出来，回答问题的魔鬼们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于是，终于有人承认孙志刚死前遭到了“推搡”。当然，他们也会说，只是想“教训教训”他，没想到他这么不经“收拾”。《水浒传》里，鲁达拳打镇关西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人家那是惩治恶霸、替天行道，孙志刚却是一个绝对没有犯法，没有做任何坏事的守法公民，而且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连这样的人都能活活打死，王法何在？天理何在？
在广东的广州、深圳这些地方，人们对“二鬼子”的憎恨要超过一切。他们把自己的服装尽量做的和警察的服装相似，这样更可以吓唬外来的打工者，更可以耀武扬威。在身份证可以要命的那些年代里，他们在大街上横行霸道，看谁不顺眼就“收容”谁。
2000年，我的大女儿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有一天带一个女同事上街办事，那个女同事只是看了“二鬼子”一眼，“二鬼子”们便找茬要她们出示身份证，她们说没有带在身上，因为她们所在的公司就在不远处，“二鬼子”们便不由分说把她们“收容”了。公司接到电话，派一个经理送她们的身份证去，这个经理忘了带自己的身份证，结果两个姑娘放掉了，这个经理却被关了起来，稍做解释，竟然马上有人扇他耳光。
是谁给了“二鬼子”们这样的权利？我们无法知道，更无权追究。只知道孙志刚被打死这一事件闹出来以后，新任的国家领导人签发了相关的主席令，从此才剥夺了“二鬼子”们随便抓人、关人、打人的特权，这帮畜生的嚣张气焰总算稍见收敛。

孙志刚事件之后是杨佳事件。
杨佳本来是一个还算优秀的青年，是个旅行家。因为租了一辆没有牌照的自行车，而被交通警察抓去。如果这些交通警察是尊重法律，尊重人权的，他们应该听取杨佳的辩说和解释，只消给出租方联系一下，然后向杨佳真诚地道个歉，一切就会万事大吉。
可是，根本就没有这个“如果”。交通警察们执法违法、藐视人权，认为自己拥有无上特权，一贯视人民如草芥，粗暴野蛮惯了，暴横无理惯了。因此，他们给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公民来了一个抓你没商量、打你没商量，凌辱你当然也是没商量！
事发之后，杨佳控告，如果上级警方、法官们能象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所讲的那样真的认为“群众没有小事”，以执法者负责于人民的胸襟，对这个件事予以正视，依法办事，该赔偿就赔偿，该道歉则道歉，该安抚一定安抚。那么，杨佳一定会接受调停。警察还做警察，旅行家还继续旅行。
可是，根本就没有这个“如果”。上级警方、法官们鄙视了杨佳的诉求，认为这是一介草民的一桩小事，不值得过问。（当然，如果杨佳是某个高官的子弟亲戚又当别论。）于是才导致了壮士怀仇，挥刀喋血的惨烈结果。
杨佳的故事很容易让人们想起史太龙的《第一滴血》，其中蓝博不堪凌辱，最终奋勇反抗的情节。但是人家那是电影，虚构的。我们的杨佳故事是真实的，铁铸的事实。真实的杨佳最后还是被“执行死刑”了，结束了只有20几岁的生命，而那几个逼反了杨佳的畜生则很有可能早已“解除处分，恢复原职”了。除了胸怀正义的人们，没有人会记住是他们践踏了人权，促成了一个空前悲剧的发生，是他们激起了极大的民愤，让执政者丢了脸面。
我们知道，任何国家城市里都不可能没有警察，但是我们中国的警察队伍一直是有待提高素质。我曾经向一个交通警察问路，他非但不答，反而怒视了我一眼，好像侮辱了他似的。
前些年，老百姓进城来，感慨道：“走一走，绕一绕，满街都是大盖帽”、“大盖帽两头翘，吃完被告吃原告！”城市犯罪率直线上升，大案要案没人破，老百姓遭受警察欺负、敲诈的事情倒是屡有报道。我们淮南曾经有个很了不起的新闻工作者，连续几天到饭店酒楼拍摄，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饭店酒楼每天都有成群的“大盖帽”在那里花天酒地。新闻播出，“大盖帽”们火燎屁股的跳脚大骂，恨不得把这个人吃了。有人甚至说，我迟早用警车把他撞死！

这回是邓玉娇案件。大家都知道,邓玉娇案件轰动了全国。
几个贪官污吏酒足饭饱之后找乐子，居然遇上了一个自尊的、刚烈的、不肯就范的女孩子。假如这两个禽兽能够顾及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的身份，顾及到“党的荣誉”和“人民的利益”，在遭到拒绝以后识趣地走开，当然是屁事没有。遗憾的是没有这个“假如”。两个禽兽与黑道上的流氓、歹徒并没有什么区别：你不干，那老子们就用“人民币”来砸你！砸不动，那就硬干。两个“酒老爷”壮胆的有权有势的汉子，不信掰不开你一个女娃的腿！
假如是一个生性孱弱的姑娘，假如是一个贪钱的女性，假如没有一把锋利的刀，这两个禽兽毫无疑问要尽情发泄了。遗憾的是，这三个“假如”都不存在。姑娘以命相博，挥刀相向，一个禽兽被干掉了，一个禽兽因为受伤而孬熊了。
如果是两个黑道上的流氓、歹徒因为强奸遭到如此下场，邓玉娇很有可能立即被承认为“英雄”。然而，这个“如果”同样也不存在，她杀掉的、杀伤的毕竟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于是她就有了风险。
如果是前几年,按照当时“注意新闻导向”的严厉要求,邓玉娇的消息百分之百要被封锁，这个姑娘很有可能冤沉海底，搞的不好邓贵大还会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所幸的是，邓玉娇案件赶上了“创建和谐社会”的时代，天下比原来又亮堂了一些。21世纪的网络把人们的关系拉得很近,于是全国为之哗然，有正义之心的人们与她共同担负起了这个风险，网友们在怒骂、呐喊，媒体们在搜索、呼叫……今天，传出的消息总算是令人欣慰的：邓玉娇解除强制，实行监护居住。
这，是法理的胜利，是人情的胜利，还是贪官污吏的丧钟呢？
改革开放以来，“特殊材料制成”的一些人暴露的问题太多太严重了。贪污，从一个村长开始，到县长、省长、中央高干，一贪就是数百万、几千万、几个亿。他们养二奶，养小妾，到澳门赌博，存外国银行。有的芝麻小官，空间有限，就横行乡里，鱼肉一方，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在大小城市的酒店里、饭馆里、桑那里、足浴里、色情服务的场所里，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有些酒店、饭馆、桑那、足浴、色情服务的场所，还要寻求他们的“保护”，公然打着他们的招牌。
现行的法律对他们是无限宽松的。贪污上亿的人大多判处“死缓”、“无期”，走完这个过场以后就是“保外就医”，根本就不会蹲班房。嫖妓女养二奶是“个人生活问题”，根本就没人追究。顶多上级找他谈谈，叫他“注意一点影响”。
“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代表执政者的形象，问题早已非常普遍非常严重，基层很多地方已像晚期梅毒一样彻底烂掉，不堪入目。一个邓玉娇只能为党为民除掉一个害，中国究竟能够产生多少邓玉娇？希望现代的国家领导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执政党的声誉和未来，自己来做邓玉娇，扫除这一切真正的牛鬼蛇神，还人民一个干净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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