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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军,1987年以前还只是一名武汉江岸车站的小小站长,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全体贪污腐败时期以后,即得火箭式提升,当铁路分局局长,当铁路局局长、进中央党校“读研”,最终当上了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
铁道部是中国第一大部,首任部长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滕代远,其次是赫赫有名的上将吕正操,第三任是后来做了“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如果胡、温不反贪,刘志军当然还要升迁,极有可能还要进政治局、做“党和国家领导人”。这都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极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让这样一个贪污腐败到了极致的人渣去做“党和国家领导人”,讽刺意味恐怕也是无法言述的。
都说刘志军的官是买来的,从谁手里买的?这恐怕是“国家机密”。20世纪九十年代的官场讲究“经济效益”,有买就得有卖,从买官到卖官是一条“流水线”。花钱买到高官,然后再卖小官,把买官的钱加倍地捞回来,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媒体报导,有一个名叫刘敏霖的人,先后28次贿赂刘志军,折合人民币约176万多元,从而得到了刘志军的三次提拔,官至武汉铁路烟草专卖局局长。有一个名叫何洪达的人,先后贿赂刘志军10万美元,一路晋升后,官至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达为了〝回本〞,也向基层和中层干部〝卖官〞,收取钱物折合人民币1400万多元。
曾经的那个时候,某个“核心”领导人最爱讲“闷声发大财”(这句话从淮南俗语“闷头大发财”衍化而来,这位领导人于1991年淮河发大水的时候来淮南看水,跟一个土痞子级的村官朱某学的),买官、卖官曾一度公开化,“闷声发大财”成为官场信条。
1997年前后,淮南市谢家集区来了一个贪官区长,此人是公开的买官出身,当然要公开地卖官。上任之后,他便放出话:“新的区‘领导班子’要对各科室、各乡镇、区属各单位的负责人及进行全面调整。”这是明言要重新任命干部,于是乎买官的人蜂拥而至,送上现金现钞,三万、五万不等。当然,也有人认为自己资历深厚用不着花钱走门路而不予“响应”的。结果是,送钱送的恰到好处的人都弄了个“主任”、“副主任”、“科长”、“副科长”干干,认为资历深厚用不着使钱的人却大多被“调整”掉了乌纱帽,惹得这些家伙满世界地破口大骂:真没有想到,我党也会腐败到花钱买官的这种程度!
当时,“绿化办公室”公开招聘主任、工程师,受过高级培训、业内干了十八年的老樵居然拿着退休老市长洪之光的推荐信和自己的资质证件去应聘了。见到这个贪官区长的那天,他对推荐信和资质证件连看都没有看一眼,说的到位一点:嗤之以鼻。只是极端淡然地说:“你回去吧,等候通知。”
我的一个在区领导里当副职的朋友告诉我:“他看的不是老市长的推荐信和你的资质证件,那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看的是你有无带来足够数量的人民币,你永远永远等不到他的‘通知’!”
斯言是也,我最终确实没有等到我应该得到的“录用通知”。几年以后,倒是听到了这个贪官区长擢升为区委书记,继而提升到市里当某局局长的消息。可是没过多久,又听说他被逮捕了,因为在谢家集区买官卖官、贪污腐败等等罪名被判了16年徒刑。
老樵是愚蠢至极“老三届”出身,“老三届”的劣根性就是坚定地相信党、无限地崇拜“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文革”后,因为教训太多我们不再崇拜毛,但我们依然相信党。可是这一次却动摇了我的信念:官场腐败到了这等成度,如此下去,“我党”已经变成了什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执政团体还有任何希望吗?
后来,我去了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当然,我又遇到了更多的让我这个蠢货不可思议、不敢思考的种种鸟事。我甚至目睹了当时的“人大委员长”如何骄奢淫逸,如何拿普通群众只当奴隶的那些行为。
我晕了。待到稍稍不晕时候,我的思想里就产生了憎恶、反对的意识。待到稍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把这些东西实事求是的写出来,发布在我的博客里。网络上的蛆虫说我“右”,说我“反动”,攻击我、谩骂我。管理网络的无知小编们主动删除我的博文,甚至毫不容情地“封杀”我的博客——今年三月份以来,我已经被连续封杀了“新浪”、“美国中文网”、“网易”三个博客。社会里好心的朋友们却是说我没有看透这个社会,规劝我、安慰我。
至今,我依然还在坚持一个幻想:让独裁专制、买官卖官的时代都过去吧,让腐败糜烂的时期永远结束吧。让老百姓过上舒心日子,让这个国家的管理者做一伙值得世人尊重的高尚官员吧!
假如都像戚火贵、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刘志军、雷政富这样的德行,还有什么颜面执政?还有什么资格当“领导人”?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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