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二章 2.周旋在毛、刘的分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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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为"大跃进"收拾残局的过程中，周恩来有一种不祥之感，一直试图在政治上走钢丝，一方面积极配合刘少奇主持的对"大跃进"后果的纠偏，同时又体谅毛泽东骑虎难下的困境，尽量顾全他的面子。并且试图缓和毛、刘之间的紧张关系，充当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


      在"大跃进"引发的日益严重的党内分歧中，周恩来一直企图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竭力不偏不倚，避免卷入是非之中，并试图缓和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紧张关系，充当了一个和事佬的角色。作为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大管家，当时又担任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贵人的周氏当然很清楚各地大量饿死人的实情，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内心是赞同并支持刘少奇所采取的调整举措的，以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但是，他又深知毛的为人--既不甘认输，而且还在伺机杀回马枪，因而表现得小心翼翼，处处谨言慎行，尽量顾全毛的面子。


      在六十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周恩来充分显示出善于左右逢源的本领。一方面，他率领国务院各部委，在实际工作中全力配合刘少奇主持的对"大跃进"后果的纠偏。另一方面，他又体谅毛泽东骑虎难下的困境，刻意保持低调，决不主动提出有关涉及在全局上纠偏的建议，等待毛自己转弯或由刘出来挑头。为了避免刺激毛，周煞费心思地对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六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作了修改，将其中"整顿"改为"调整"，又加了"充实"，形成后来著名的"八字方针"。与此同时，他埋头具体工作，忙于调粮救灾，只谈经济不谈政治，与刘少奇等人保持距离。 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在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上的态度。当时会上主要有三种声音。一是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和讲话，强调对当前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形势要有足够的估计，反对套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来掩盖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并借湖南农民之言，指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原因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碍于毛泽东的面子，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不便直接表态，只是含糊其辞，说不急于作结论，等五年、十年以后再说。而刘的头号大将彭真则直言不讳，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上指名道姓地点毛的名，指毛本人应对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办食堂等问题负责，说：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


      二是林彪在大会上独树一帜的发言。他离开会议的主题，给正处于困境之中的毛泽东捧场帮腔，大谈毛的历史功绩，说党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都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至于目前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缘故。毛对林彪与众不同的发言大为赞赏，不仅当场带头鼓掌，而且让林彪把这篇讲话整理出来，发给党内各级干部学习，并亲笔批示："这是一篇很奸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还在私下里考问大将罗瑞卿能不能讲出这样有分量的讲话来。


      三是周恩来的发言。虽然也谈困难形势和调整，但只涉及经济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就事论事，绝不言及其它，并代表国务院对经济中新出现的问题为毛泽东分担责任，在各种场合的发言中多次作自我批评，表示：这是我的账，要交代。弄得在一旁的毛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嘛?大概是已经觉察出毛、刘之间的成见日深，已有某种不祥之兆，周还特意在会上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问题，说："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一番话既道出了周心中的隐忧，也显示出他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为人。


      应该说，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发书的不同调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预示出后来政治上的分野。


      毛泽东对林彪给予的支持自然心存感激，把他视为在政治上斗倒刘少奇的头号盟友，同时也注意到了周恩来在态度上与刘少奇的差别。这让毛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毛看来，在与刘的摊牌问题上，仅仅与林彪结成联盟是不够的，还必须争取周的支持，至少是使其保持中立。原因在于周这类党内中间派的倾向攸关政治力量的对比，这和当年扳倒王明、博古时的情形有相似之处。眼下毛对周在政治上两边都下得罪的作法虽不大满意，但却判定他不会和刘少奇联手，因此可以专心致志地对付刘一个人了。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有意在政治上施展欲擒放纵的把戏，动身离开北京，自称"徐霞客"，游历名山大川，在京城唱起了"空城计"，看刘少奇如何表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随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讨论部署扭转经济上面临严重困难的局面，会议认为当前国民经济仍处在"非常时期"，一定"要退够"，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毛则认为困难时期早已过去，这是危言耸听，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刘少奇这样搞是对他揪住下放，对他发动的"大跃进"进行秋后算账。为此，毛决定寻机敲打一下刘，同时进行试探摸底。刘少奇之子刘源在《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一文中记述了这一幕：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下住阵脚了?为什么下顶住?"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大，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持续。


      据刘源说，刘少奇以为在游泳池的这番谈话，已经化解了毛泽东的不满，取得了毛对实行调整举措的谅解，因而如释重负。应该说，刘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其实恰恰相反，这次谈话非但没有化解毛的心结，反而大大激化厂矛盾，毛本来就是个会记仇的人，特别是"人相食，要上书的"那番话更是重重地击中了毛的心病，由此认定刘少奇居心叵测，就足要像赫鲁晓夫那样在他身后作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刘少奇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威望大有超过他之势，他本人讲话已经不大灵了。像在蹲点的问题上，毛讲了多次，但应者寥寥，而刘少奇一发话-一"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这让毛着实领教了刘的厉害，心里很不是滋味，为此寝食难安，日思夜想，必欲除掉刘少奇这一心腹之患。发动文革的念头便由此而生。


      如果说周恩来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人会上保持中立的态度，还只足让毛泽东觉得有隙可乘的话，那么他在一九中共年秋冬接连发生的内外风波中的表现，则让毛泽东越来越相信日后在政治上同刘少奇摊牌时，周恩来还会站在他这一边的。


      一九中共年十月赫鲁晓夫的下台，令毛泽东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愈发相信他发动批判以赫鲁晓夫为头子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先见之明。这在当时自然也给正在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带来一线转机。中国方面为此派出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借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庆祝活动之机，对苏共新领导进行试探摸底。结果双方正式会谈还没有开始，就因国宴上的一场风波不欢而散。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借祝酒的机会，先是向周恩来表示：苏中要友好，不要让任何魔鬼来妨碍我们的关系，不要毛泽东、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周见来者不善，避免与他纠缠，表示：我不懂你的话，马上转身离去。但马利诺夫斯基下依不饶，又冲著周背后减道：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


      经验老到的周其实当时听到了这句话，不过鉴于是在外交场合，话题又这样露骨和敏感，于是装着没听见。马氏见周没理他，又对贺龙说了同样的话。贺龙当场驳斥了他。由于当时有许多西方国家使节和记者在场，这场风波立刻被报道出去，并添油加醋地渲染说，据苏联权威人士透露，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中国也将让毛泽东下台，改由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主席。这样一来，事情闹大了，已经不是不予理睬就可以了结的了。深知其中利害的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对苏联方面这种公然策反的举动提出正式抗议。


      第二天，周恩来向回拜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人进行了严词反驳，指出这是"胡说八道"，这件事的问题很严重，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发生过，不能用"酒后失言"来解释，而是"酒后吐真言"。他表示：中苏原则分歧并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要煽动反对毛泽东同志，这根本是妄想，丝毫下能损害他在中国党内的崇高威望；并断然表示：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谈其他问题。在勃列日涅夫一再以苏共中央的名义表示道歉以后，周仍决定提前回国。


      周恩来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强硬，毫不合糊，固然是出于维护中共和国家尊严的需要，同时也有着个人在政治上的考虑，那便是给毛泽东吃一颗定心丸。他非常清楚担心被人搞掉是毛的一大心病，眼下在党内外歧日深的情况下，毛更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如果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不斩钉截铁、旗帜鲜明地反击苏方的挑衅的话，就会犯毛的大忌而灾难临头。事实上，后来也即证了这一点。毛在文革中之所以听信了林彪对贺龙的诬告，决心拿掉贺龙，不能说与这件事没有一点关系。尽管贺龙当场进行了反驳，但毛还是疑云难消。不过，毛当时对周的这种处理方式还是满意的，所以在他回国时，特意破例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在一九中共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分歧发展到公开争论的地步。毛在会前已经为刘在动员党内领导干部下去指导四清运动的问题上讲话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范围的会议上人发了一通，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会前，主管会务工作的邓小平本来是出于照顾毛泽东身体的好意，劝他可以不必每天都参加会。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来，毛在会上讲话中强调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毛讲话时插话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紧张。


      毛泽东对刘少奇竟敢当众顶驳自己大为光火。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著《党章》，一手拿著《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不仅如此，自觉颜面大失的毛还执意要让刘少奇检讨认错，示意陶铸、谢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压力。但刘少奇一开始相当固执，拒绝低头认错，弄得毛一时下不了台。


      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面做工作，施展其擅长调解党内矛盾的本事，从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一方面，他提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刘少奇进行批评帮助，以平息毛泽东的怒火。另一方面，他又亲自出面，与贺龙一道找刘少奇个别谈话，劝他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的"态度"问题而回避政治上的争论，无论如何要给毛一个台阶下。与此同时，中组部长安子文请出党内老同志出面做劝说工作，要他维护毛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在各方压力下，刘少奇只好顾全大局，被迫喝下了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周恩来的调解虽然暂时化解了这场风波，却无法弥合毛、刘之间在政治上愈来愈深的裂痕。而且这种明显"拉偏架"的做法和党内一边倒的形势，使得毛泽东更加无所顾忌，自认有"理"而不肯善罢甘休。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当刘少奇检讨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非但没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不仅如此，经过这场风波，一直在评估形势的毛泽东也达到了试探虚实的目的，认定日后在对刘少奇动手时，不仅周恩来会跟着他走，而且在党内也不会有什么人敢于公开站出来作对，这样一来，让毛大大放了心，根本不想转圜，对刘少奇作点团结和解的表示，相反却愈发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此后，毛开始认真考虑发动文革的问题，并为此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将其付诸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