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土不让，宁死不当汉奸：北洋军阀的最后底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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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侵入中国。他们也许从中国"以夷制夷"的策略上受到启发，对中国要"以华制华"。北洋的军阀头目，便成了他们争取的主要对象。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在这些表面有些粗鲁的中国军人面前，他们都碰了壁。

徐世昌的名字现在许多人已经很陌生了，但他确实当过几年中华民国的总统。七七事变后，汉奸王克敏曾以师生之谊前来拜会，企图拖徐世昌下水。徐闭门不见，并向人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曹汝霖也来充当说客，声称徐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徐以年老婉辞。曹告辞后，徐对门房说:"以后曹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

1938年日军师团长板垣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约徐世昌定期会面。徐托病未见。日方不死心，又派徐的两个门生来游说。一个姓金的学生劝老师不要失掉千载难逢的机会，徐以年老多病推辞，并怒斥:"你太浑。"金也反唇相讥地说:"老师才浑啦。"徐闻金出言不逊，不禁潸然泪下，伤心地说:"想不到我这个年纪，又碰到这一场。"言罢，拂袖上楼。

段祺瑞因为制造了三一八惨案被鲁迅好一顿声讨，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军方列入了"合作者"的花名册。日本人巴望着曾是中国头面人物的老段出面组织华北的伪政权。为了不让一位有影响的前国家领导人为敌寇所挟，蒋介石写亲笔信，恳请"芝泉老"南下。

当69岁的段祺瑞抵达南京浦口时，不光在京的少将以上的军人集体过江迎接，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到码头恭候。享受国宾级待遇的老段，当即对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书面讲话:"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后来他从南京移居上海，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曹锟在历史上名声更不好，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当俘虏，年迈的曹锟在刘夫人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碰壁后，派出已当上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前来叩门，曹锟夫妇让家人把他关在门外。接着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来访，曹锟一见，脸色陡变，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吓得高凌蔚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着慌忙溜走。

日本人打主意最早的莫过于东北王张作霖，最有戏剧性的也是这个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某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他也许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其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一代有血性的中国军人，就这样向国人和历史交上了最后的试卷，为自己书写了最后的光荣。人生有大是大非，卖国不卖国就是大是大非；每个人有做人的底线，不当汉奸就是一个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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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失守之后，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张学良要抗日的主张，最后激发出西安事变？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怎么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尽管他和毛泽东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这点从后来他和毛泽东都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中国」可以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独。

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国民党部队承担了主要战场，共产党军队仅是敌后打打游击）。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伤亡340万人，共产党军队伤亡61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在承担主要的战场和责任。

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这种政策主要出于两个考虑：

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共产党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对共产党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红军，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后患无穷（后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红军和共产党，虽然前四次失败，但第五次获得成功，红军被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于有了眉目，他怎么让它功亏一篑呢。

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变前一年，蒋介石还坚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但蒋介石为什么不把他的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918」之后，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当时日本政府向「国联」（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虽然这种条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从长计议。因此如果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于告诉日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会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中国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学生和小知识分子们，更是游行示威。在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热血沸腾，难以听进去理性的声音。

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

但胡适的见解不仅无法成为主流声音，而且被指责为「汉奸」「卖国贼」。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胡适和汪精卫的本质不同是，一旦所有谋和手段失败，日本进攻全中国，胡适则坚决主张全民血战，直至最后一寸土，最后一个人。这也是后来他为什么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蒋介石的几次恳请后同意到美国做「中国大使」争取美国援助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