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三章 1.执两用中的应乱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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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第三章 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重返一线，直接掌握指导文革运动，按照既定方针，继续放手大干，以期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与此同时，他把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日常生活运作的任务交给了周恩来，指定其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负责处理党、政、军的日常事务。这样，周氏上任伊始，就陷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处境困窘，左支右绌，穷于应付。

1.执两用中的应乱之道


      自文革全面发动以后，周恩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这是两个互相矛盾，很难协调的目标，然而周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统一起来。


      毛泽东之所以在废黜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后还不想收兵，是因为他深知眼前的胜利是不稳固的，刘只是暂时处于下风，并没有真正认错服输，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刘在全会上的检讨发言虽然在表面上承认了错误，表示"对这次的决定思想上早有准备，完全没有抵触情绪"，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在小组会议的发言中公开抱怨被毛和群众"夹在中间"，"上挤下压"。甚至借检讨之机发泄不满情绪，意在言外地影射说："老虎屁股摸不得，结果就要被革掉，要让人家革，让人家摸，摸个痛快"。况且，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已经在党内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影响远未肃清，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他的人，目前各地的党政机构对文革运动普遍存在的消极抵制就是证明。而且在一股群众中，刘少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就在八届十一全会期间，刘去北京建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围观的群众中还有人喊"刘少奇万岁"的。因此必须趁势穷追猛打，彻底肃清刘在政治上的影响，摧毁他的权力基础。否则的话，刘随时有可能利用党内的不满情绪杀回马枪，进行秋后算账，就像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那样。这是让毛深为忧虑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采取非常之举，全力支持红卫兵的大串连，利用青年学生作为突击力量，冲垮各地党政机关对运动的抗拒，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八届十一中全会刚一结束，毛就刻意穿上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红卫兵代表和革命师生。林彪在大会讲话中特别代表毛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并宣称"最高司今是我们毛主席"。


      历来喜欢从群众运动中寻找灵感的毛泽东则从"八一八"接见时盛大狂热的场面中，受到了启发，那就是在人民群众中营造对他本人狂热的个人崇拜，以此来作为对付刘少奇的利器。于是，毛随即提出要继续接见下去，要同全国几千万红卫兵直接见面，为此还找了一套说辞，称这是为了接受苏联的教训--在苏联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后来苏联变修，把列宁主义丢了，与此不无关系。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想法，中央随后宣布进行全国大串连的红卫兵乘车、吃饭、住宿一律不要钱，完全山国家来负担。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红卫兵运动迅猛异常地席卷全国，势不可当。"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年轻、单纯而又狂热、冲动的中学红卫兵怀着革命造反、改天换地的强烈愿望，首先冲出校门，杀向社会，在"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旗号下，打人，抄家，剪长发，剁高跟，焚书画，砸商店，改街名，毁庙宇，横冲直闯，为所欲为。


      随后，北京大、中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又奉中央文革之命，到全国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每到一地，不问青红皂白，便大兴问罪之师，炮轰一切，并以查收工作组"黑材料"的名义，冲击当地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鼓动当地群众起来造反。这样，混乱的局面迅速由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严重地打乱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这种局面，自然让刚刚接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忧心忡忡。尽管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举过手，赞成开展文革运动的决定，但眼前的这种搞法还是和他自己对文革的理解和设想相去甚远，且不说已经严重地违背了多年来党所奉行的一贯政策，就是用八届十一中全会才通过的《十六条》来衡量，也大大出了格，闹得已经不像话了。如果不设法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话，很快便会一发而不可收。不过，已经被交过底的周恩来知道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正是毛泽东本人有意制造的，意在把文革这把火烧向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上"保持晚节"的心态令他不敢违抗毛的意志，只能跟着走。可是，他又不能完全坐视这种混乱的局面蔓延下去不管，因为一旦局势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本人也无法向毛交代。这种困处"夹缝"中的境况，使周左右为难，欲言又止。不过，他毕竟是善于在政治上走钢丝的老手，懂得如何见机而作，因势趋便而又不失分寸，落下把柄。


      在红卫兵破"四旧"这场狂潮中，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首先遭难。他们大都是在当年中共打天下的过程中，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老朋友，如今却大祸临头。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不少人家中珍藏多年的文物古籍被洗劫一空，甚至被付之一炬。这让多年来负责统战工作，一直同他们打交道的周恩来深感不安，一直想出面制止这种状况。但是，不久前毛泽东对周恩来不能同这些人"过于接近"的敲打，言犹在耳，让他不敢贸然行事，不得不暂且忍耐，等待时机。恰好就在这时，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湖南名士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详述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批斗的情况，恳请他能"在可能范围内稍梢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马上趁机行事，除了立即对章氏采取了保护措施外，更进一步发挥了毛在批示中的精神，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其中包括孙夫人宋庆龄、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傅作义、前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等十三人。不仅如此，周在所开列的名单末尾又将保护的范围推而广之，提出对人大、政协、国务院等党和国家以及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也应进行保护。


      随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对列入名单的人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有的派人动员他们暂时离家躲避一下，有的被送到解放军三0一医院，有的干跪被送到外地疗养，还有的由公安警卫人员进驻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宋庆龄的保护。在红卫兵横扫一切的浪潮中，宋氏在上海的寓所也未能幸免，连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其中缘由是因为末庆龄得罪了江青。起因是文革发动以后，毛泽东曾派江青专门探访宋，向她打招呼，解释开展文革运动的必要性。然而，宋对自命不凡的江青并不买账，反而直言批评红卫兵不应伤害无辜。结果两人的会面不欢而散，宋对文革的态度令毛很不满意，江青更是耿耿于怀，宋由此大祸临头。在江青的策动下，宋庆龄因而成为红卫兵运动的斗争目标，勒令她剪掉保持了几十年的盘在脑后的发髻，改成三八式齐耳短发。接着宋氏双亲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被毁坏，石碑被推倒在地。深爱自己父母的宋氏知道后，禁不住失声恸哭，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当即病倒下来。为了保护自己父母的坟墓不再遭受横祸，宋甚至强撐病躯修改了自己的遗嘱，向中央正式提出她死后一定要与父母葬在一起的要求。


      宋庆龄的这种遭遇，令与她交往多年、彼此相知很深的周恩来心里很不好受。不过他对文革女老板江青有所顾忌，上海又是文革派的大本营，不便插手。为了避免与江青正面冲突，周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劝说宋到北京来住，并指定负责他的警卫工作人员主管宋氏在北京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期间，周恩来还数次出面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设法借助毛泽东的权威，劝阻红卫兵不要到宋氏的家里去贴大字报，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夫人自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她相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


      后来，周恩来又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氏墓地修复，并交待在竣工后拍照片寄给宋庆龄。此外，他还顶住江青的压力，借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机会进行补救，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为新编选的《宋庆龄选集》题写了书名，以便多少安抚一下精神上受到创伤的宋氏。


      针对红卫兵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乱打乱斗的问题，周恩来在八、九月间花了很大精力去做红卫兵的思想工作。同中央文革一味鼓动怂恿的态度有所不同，周在肯定红卫兵运动大方向的前提下，重点放在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图减少其狂热性与破坏性，设法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轨道上来。在那些日子里，他不分昼夜地出席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报告会，与红卫兵频繁接触，广为交谈，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要求他们要学习掌握党的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团结大多数，要文斗，不要武斗。


      鉴于红卫兵到处套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提法而炮轰一切的作法，周恩来在做红卫兵工作时，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对手这一提法本身的表态，而是强调说：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认为是毛主席号召打所有的党政机关，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击，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并不是所有党政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这样看法，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并提醒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正是毛主席思想。


      这段期间，最让周恩来焦头烂额的，还是承担接待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和应付红卫兵大串连所造成的全国铁路运输全面紧张的局面。在此之前，虽说他已经对毛实行"天下大乱"的战略意图有所了解，但对运动如此大张旗鼓的搞法还是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在红卫兵大串连之初，周就担心此举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命脉--铁路交通运输，从而打乱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力主不要一哄而起，主张要分期分批地进行。但是，这个提议却受到了毛的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下再说什么，而是把庞大的接待组织工作承担下来，作为他本人支持开展文革运动的一个实际行动。为了保证毛每次接见的顺利进行，周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临时从各机关、学校、驻京部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并紧急腾出大量校舍、办公室组成接待站。他本人则全力以赴，亲自调度粮食、火车，筹划安排来京外地师生的衣、食、住、行、医。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更是尽心竭虑，不敢有一点疏忽，反复推敲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确保万无一失。


      国庆节前夕，全国各地师生云集北京，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总数达到一百五十万人以上。由于来京的人数实在太多，北京市各接待单位虽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甚至连许多党政机关的办公室和干部的家中都住了人，但还是应接不暇，仍然有三十万人安排不下。为此，周恩来不得不出面向毛反映目前已经大大超出了北京的接待能力，再来就有困难了。对此，毛泽东毫不以为意，坚持开展全国大串连，表示现在才刚开始，他要接见两千万人，称他自己在中南海的住所也可以腾出来让给外地红卫兵住。中央文革则借机指责周恩来所主持的接待工作，让"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露宿街头"。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检讨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并带头将他的住处腾出来接待红卫兵；另一方面，召开紧急动员会议，向各单位下达接待红卫兵的包干任务，并紧急动用部队搭建临时帐篷，这样幸总算应付过去。


      更让周恩来感到头疼的则是红卫兵大串连对全国铁路运输的冲击。当时铁路的客运量早已超过极限，客运列车无一不严重超载，已到人满为患的程度。每节车厢、过道里都挤满了人，行李架上坐著人，椅子底下躺着人。甚至连厕所里也都站着人。人们上厕所必须从别人肩膀上踩过，上下车则需要从车窗爬进爬出。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抽调货运列车暂时用来载人。但这样一来，又造成各地货运物资的大量积压。由于物资运不出去，很多工厂只好停工待料。再加上部分铁路工人已经起来造反，脱产"闹革命"，更加剧了整个铁路运输秩序的混乱。


      然而，由于毛泽东执意实行"天下大乱"的方针，根本不在乎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周恩来虽然心急如焚，却无法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只好被动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每天深夜都要把铁道部长吕正操找来，了解铁路运输的情况，甚至亲自担任铁路总调度，直接指挥疏导交通堵塞最为严重的路段，以解燃眉之急。他还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开展文革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并征得毛的同意，号召进行徒步串连。


      但是，这些努力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最后还是因为进入隆冬时节，天寒地冻，毛泽东的注意力也转到其他方面，这场全国大串连寸逐渐停止下来。不过，铁路运输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相反却由于各地两派之间愈演愈烈的派斗而变得更加严重。


      自文革全面发动以来，周恩来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一直处在文革运动实际执行者的地位，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本来这是两个互相矛盾，很难协调的目标，擅长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周氏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


      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在扮演前者时，总是显得被动迟疑，有些做作，好像是在"做戏"；而在扮演后者时则表现得积极主动的多，是一种"本色"的表演。换句话说，周虽然决心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竭力勉励自己以一种热情投身到文革战斗中去，但还是无法斩断尘缘，不食人间烟火，内心更关注的还是大乱之中的国计民生问题，这种情况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开展，上述两者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而表现得愈加明显。


      这年九月间，因红卫兵大串连而造成的混乱局面，已经开始波及到工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当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但是出于运动的冲击，不少县和公社一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大片成熟的庄稼亟待收割，却无人过问。作为国家的总理、七亿人的大管家，周恩来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三年困难时期因国库缺粮而大批饿死人的惨剧殷鉴不远，如果对眼前这种局面听任不管的话，到头来老百姓势必再度遭殃，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毛泽东那里无法交待。


      当然，周恩来很清楚目前运动正处于发动阶段，毛泽东真正关心的是如何排除阻力，把文革运动深入搞下去的问题。因此，如果这时出来对运动设限，强调抓生产，势必会惹毛不快。况且，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林彪在以接班人的身份布置工作时，特别强调说：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要以主席为轴心，不能再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并意有所指地说： "我们有许多同志，容易埋头于粮、油，还有钢铁、煤炭的指标，而忽视政治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尽量向毛泽东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力争取得毛的支持，因为他相信不管怎么说，毛还是懂得天下吃饭的问题最大的道理。他继续采取了见机而作的做法。九月三日，黑龙江省双城县的一个干部向中央反映该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被批斗，生产陷于瘫痪的问题。周立即把这一简报批送给毛，因事不宜迟，又责成人民日报社立即起草一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先行发出。随后，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会议决定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做出明确规定，解决这一问题。同时，鉴于不少工矿企业的工人已经起来"造反" ，导致生产指标大幅度下降，周恩来决定趁势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并送毛泽东审阅。九月八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修改通过了中央关于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县以下农村的文革运动，仍按"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红卫兵不准到县以下各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耕，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对工矿企业则强调：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应坚守工作岗位，文化大革命运动可放在业余时间去搞。并重申了红卫兵下要进入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去串连，等等。


      文件搞出来后，行事谨慎的周恩来知道兹事体大，除了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外，还需听取各方意见。于是，他先让陶铸以个人的名义向华东局传达了这两个通知的基本内容，投石问路。果然，对此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广大干部、工人、农民普遍认为这是中央说了他们想说的话，为他们撑了腰，以后可以安心搞生产了。而青年学生们则大都不理解，甚至有的认为这是个"大阴谋"，有的人还发火急电报给江青，称"这个所谓文件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和十六条不相符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为了避免生出事端，马上采取主动行动，写信给毛泽东，表示： "我认为有关农业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然后才好批发关于这两方面的通知。"这时正在考虑如何突破运动阻力的毛自然对这两个束缚群众手脚的规定感到有些不快，不过他也知道如果不加以解决的话，后果严重，在踌躇了几天之后，只好表态："可印发，不要讨论了"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后，周恩来终于松了口气，可以名正言顺地抓工农业生产了。就在中央关于农村、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规定下发后的第二天，他借着毛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机会，在大会上着重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强调搞好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守生产岗位，说："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最后，他还带领全场高呼口号："抓革命，促生产，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接着，周恩来又一鼓作气，搞出来一个财贸战线上的政策规定，以供下面遵照执行。但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后，却被中央文革扣压下来。他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无疾而终，为此专门写信给文革小组的女老板江青，催促他们抓紧核阅，尽快发下去，说："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陈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好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江青早就对周恩来这样到处制定条条框框，充当"灭火队长"的作法很不满意，只是因为他行事谨慎老练，处处注意取得毛泽东的支持而暂时无可奈何罢了。这次，她故意采取拖延战术，以忙于其他事情为借口压着不办。后来经过周的一再催促，最后总算勉强松口，改由中央批转了这个规定草案。尽管如此，周氏上述设法维持工农业生产所做的努力，在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很快便被毛泽东发动文革新的部署给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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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的证据的假文章，请大家不要相信这些破坏世界和平的人。我认为这是汉奸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