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赞叹，中共对青少年一代的确很“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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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照门”事件的发生，摧毁了中共借宣传机器刻意假造的又一“道德高尚”的“典型”神话，透过这些事件，使人看到了这些处在中共的舆论封锁下的普通百姓只能有资格所见其“金玉其外”的公众人物背后的另一面，中共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英杰承认这一事件使现在的青少年已不把明星看成是等于道德楷模一类的人物，这表明，中共通过树立道德典型控制社会的图谋又一次遭到了失败，面对国民思想的这一进步性变化，中共集团非常恐惧其中的对自己专制制度有根本杀伤力的民主思想萌芽，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中共的宣传党官郗英杰采取到倒打一耙的方法，在以关心“艳照门”事件对青少年造成心理影响为名和据此论证中共封网有理的同时，偷偷地把中共党文化对民众的思想控制需要塞进来，提出把雷锋、李云龙和许三多等这些人物作为新的典型宣传，用于控制青少年的思想，其目的是即想借这一机会填补人们信仰的空虚，又想乘这一机会赶紧把这一漏洞堵上，不用说，这些所谓的红色经典人物，早已是几年以前就被人们颠覆了的形象（除许三多），为了应付眼前的这种危机，中共的宣传大员建议把它们重新抬出来加以利用，这表明，中共应付这一问题危机办法已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只能乞求于搬出过去的那一些人物的一套办法，表明中共已经黔驴技穷。中共之所以不断造“星”，一方面是为了借“星”掩盖自己的劣迹，所谓靠这种一“俊”来遮百丑，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人民不仅要以这些明星的行为为楷模、标准，学习、模仿这些“明星”的行为，而且必须对之保持敬重，所谓反明星即等于反中共，回顾中共统治这几十年岁月，兴起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造神运动，刘胡兰、雷锋等一大批或真或假或亦真亦假的典型被作为推到了台前，供人民模仿朝拜，进入八十年代，随着中国最大的“神”毛泽东的倒下，各路大小诸“神”也像《西游记》里的小妖一样，随着老妖的覆灭而纷纷溃灭下去，从此一蹶不振，九十年代，中共为了重树统治权威，又抬出了一些新人，任长霞、孔繁森这些江氏时代的典型纷至沓来，只是这些典型人物，和当年的刘胡兰、雷锋比起来，已没有多少人对他们表示倾情的关注，在一个不仅缺乏诚信、而且事实上又存在大量的对民众和社会极端不负责任的侵害行为的社会里，许多人对政府提供给他们的此类信息不仅不感兴趣，而且也怀疑它的真实性，因此这些形象纯属政治上的摆设，实际上也起不了多少约束和引导作用，别的不说，就连中共的官员自己都不信、不学，哪还有人相信他们，因此中共社会已面临着思想控制瓦解的可能，在文艺界，九十年代树立起来的董文华，也由于远华事件而“真形”毕现，形象崩溃，而继起的“录像带”事件，更是使文艺界丢尽了最后一点脸面，再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充当这种典型，在此情况下，中共为了维持自己对社会的控制，采用有意识的扩大、拔高的宣传炒作方式，配以舆论的封锁，在向大陆人民掩蔽住其本来的自身的行为方式和社会法定活动方式的同时，把一些港、澳、台影星的商业炒作行为，硬是不管驴唇是否对得上马嘴，强行拉来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宣传服务，一个因为“偷拍门”事件而向媒体反复哭诉的伤心表白，一个向别人讲诉自己如何如何的“纯情”表演，立即被中共牵强附会的拉了来作为自己的宣传资本使用，一个似出“污泥而不染”、其行为在公众的印象中表现得近乎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脱俗的阿娇在中共的宣传机器的开动下从此应运而生，“活生生”地展现在中国大陆的公众面前，而“艳照门”事件的发生，也使这些中共费尽心血和精力打造起来的形象也轰然倒塌，中共的可利用的思想宣传资源从此枯竭，面临着思想控制领域无能为力、彻底瘫痪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中共只能其希望于狗急跳墙，采用继续行骗的方式，树立另一些典型来维持自己的思想控制，这是郗英杰思想提出的原因之所在。
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一是放弃共产党的乌托邦式的空想观念，二是取消中共的一党独裁，除此之外，断无别的良策可寻，单靠几个公众道德人物，来实现对人民进行统一的思想控制，以期保持自己制度的稳定和统治的万古长存，只能是一种脱离社会实际的一厢梦寐，而且也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中国社会当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