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祖笙：披上“国家政权”的花马褂就成绅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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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外厉内荏的党天下处置事关民生、民权的社会问题花拳绣腿，大兴文字狱的功夫却震古铄今，内力所至，草木皆为兵刃。过去的一年，暗无天日，党天下在变本加厉迫害良知未泯的作家、律师、学者、维权人士……因言获罪或以别种形式遭罪的男女，在党国与日俱增。

法治精神不断遭到暴政的疯狂践踏。虽然暴政在压制不同意见时，惯常披上“国家政权”的花马褂，但党天下并没有因为偷换概念的故伎重施，就光彩溢目，相反更见手法的陈旧和下流。党天下还是那个党天下，披上“国家政权”的花马褂，也并没能就此摇身进化成绅士。

这花马褂“吹而为风，运而为雷，嘘而为云，呵而为雨”：胡佳主张基本人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杨春林主张“要人权不要奥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谭作人调查汶川地震死亡人数＝“颠覆国家政权”；郭泉、刘晓波等为民主呼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虽然法律条文对国家政权的概念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辞海》也无国家政权的名词解释，但人人通晓这般常识：国家政权不等于践踏人权，国家政权不等于掩盖血腥，国家政权不等于专制暴力……要指控某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首先就得有国家政权这一实体的存在。

而党天下的国家政权在哪？十几亿人连年喘息在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申冤难、就业难的重压之下，多么希望国家政权确真存在，可是纵然找遍全中国，也找不到国家政权何在，你顶多找到的是一个敷衍了事的信访局或信访办，但你知道，那和国家政权完全是两码事。

这个无法无天的党天下，时至今天，已是公然包庇虐杀无辜学子的狂徒1266天！我也曾寄望国家政权为惨烈遇害的廖梦君主持公道，然而我寻寻觅觅，迄今不见国家政权何在。我期待司法公正，可黑暗无边中竟悲哀地发现，法治精神早已沦落为娼，而且被糟蹋得鲜血淋漓。

上海学者岳海剑批判法治环境的持续恶化，不仅夫妇俩惨遭毒打，爱女竟被割掉了半个鼻子；坚持为民主呼号的老教授孙文广，去年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断几根肋骨；提倡公民监政的深圳民主人士郭永丰，则于去年大白天被砍杀……问苍天，他们能找到国家政权和法律在哪？

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和法律，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实屏障，会固定存在，不会时隐时现。人民水深火热，千呼万唤，国家政权与法律宛若无物，而为封堵言路、残害异己，“国家政权”与“法律”就粉墨登场，这样的“国家政权”和“法律”，根本就无公信力可言。

任何组织和个人，在国家面前只能是一种从属关系或依存关系，而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因为不论一个组织有多么庞大，一个人的名声有多么显赫，都只是国家的一分子，远远代表不了国家整体。国家政权决非某一组织或个人的附属品，而该是国家意志和全民意志的彰显。

正如我先前所言，中国的这个政体实质是一个“四不像”的政体。在一党独大、一团乱麻之党国，只有中共专制政权的存在，并无真正国家政权之存在。真正意义的国家政权，表现和执行的是国家意志，凡事会以国家前程和人民福祉为重，能淡看一党之私，能一碗水端平。

在国家政权子虚乌有的黑夜，为党天下“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计，为更加和谐计，为大兴文字狱计，就得流氓得更加彻底，不然干不好打压异议这技术活。若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索性改为“煽动颠覆中共政权罪”，便威镇寰宇，往后再要整谁，终于“于法有据”。

而党天下尚未完成这一伟大前期工程，就毛毛躁躁大兴文字狱，不但于法无据，还将自身陷于攒锋聚镝的不利境地。信息时代的愚民实则无多，家至户晓政党和国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由是皆知给郭泉等人罗织的罪名，援引法律条文不对，是偷换概念，纯属司法迫害！

有人忧国忧民用良知说话，写了些不合独裁者口味的文章就被重判10年、11年！有人光天化日之下疯狂嗜血，通过虐杀一个无辜的孩子来毁灭一个作家的家庭和人生，案发1266天，竟还能逍遥法外！这个狐裘蒙戎、罪大恶极的党天下，又何来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和法律？

“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是高山，是大海，是流淌着万般柔情的美丽诗行，是情系苍生的具体演绎，它能容纳得了任何不同的声音，更能正确对待善意的批评”（见《廖祖笙：多么病态的“国家政权”》）。以言治罪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倒退，也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践踏！

无所谓言论自由和政治清明，也就无所谓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中国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能靠了倚重文字狱真正压制思想自由，并让国家走向复兴。明朝的厂卫制和清朝的文字狱，虽一时造就了没有自主意识的顺民，但阻挡不了其消亡，最终还是写进了人类文明的耻辱篇。

中国已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国；中国宪法的第35条依然存在；胡党部和温政府，也有过“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表述。然而，现实却是这般耳光响亮，匪夷所思的“和谐社会”，下流得可以不设底线，可以不顾洪水滔天了。

以行为暴力的方式压制不同意见，非绅士所为，反倒是恶棍掉出专制内裤、恼羞成怒的折射。你不同意某人的文章观点，大可一笑了之，或是写文章去说服或反驳对方，何至于披上“国家政权”的花马褂，盗用法律之名，甚至砍砍杀杀，弄得人家妻离子散甚而家破人亡？

没有观点碰撞的时代，不会是一个正常的时代，也不会是一个健康、活泼的时代，因为每个社会成员，皆非来自远古的木乃伊，社会成员首先是一个鲜活的、独立的个体，而后才是一个具有各种社会属性并有着独特见识的自然人。在人类社会里，怎会没有思想观念的碰撞？

然而，这个倒行逆施的党天下，在民主的潮流席卷全球之时，非但没有与时俱进，反而容不得不同观点的碰撞，已能披上“国家政权”的花马褂，把一个个怀有报国热忱的仁人志士就这样推进文字狱！心狠手辣、痛下杀手的同时，俨然不再记得他们当初是如何表述的——

1945年9月27日的《新华日报》社论称：“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1941年10月28日的《解放日报》道：“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1944年2月2日的《新华日报》云：“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1945年9月27日的《新华日报》社论曰：“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

试问：被推进文字狱的郭泉、刘晓波等人写的那些文章，较之上述言论，有何本质上的区别？党天下而今宣判郭泉、刘晓波等人之“有罪”，难道不等于自打耳光，不等于公然宣判当年中共之“有罪”？中共当年“为建立民主政府”，弄得中国烽烟四起，那么又该当何罪？

罪与非罪，历史自有公然，世人也有目共睹。在“天下围攻”式的谴责面前，以诡辩或无耻应对，并不能改变世人对一个政体人权状况的大体评估，也无助于自身形象的提升。流氓本是可以进化成绅士的，而且善待人民也并非就真的难于登天，关键还在于自己要甘于进化！

执政党和政府在任何时期都来不得滥施淫威。要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先须有谦卑的姿态和宽广的胸怀。文章本就见仁见智，哪怕不同的意见在你不爱听不要听，当权者至少也得保有休休有容的绅士风采，岂可因为观点不同，就情急失态，就穷凶极恶对直言极谏者施以辣手？

我曾写过《以言治罪将把国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惜忠告无效。近期见公众对以言治罪群情激愤，深为叹息。博讯报称，某党派在郭泉二审宣判后宣告地下武装成立。某论坛则有网文《从今以后，我们也要行使对独裁首恶者的威慑性暴力！》……愕然！和谐从何谈起？

美国总统奥巴马有云：“对于那些依靠欺骗、腐败、压制不同意见等手段而保住权势的人，我们提醒你们，你们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一时间当局者迷，“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这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不可为而偏为之，坚持一条道走到黑，最后令历史无可饶恕。

为今之计，不是强词夺理，不是百般掩盖，不是将错就错……而当理性与错误的过去做必要的切割，并着手于修补，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以更加稳健、豁达的姿势行走。唯有这样，才能给历史、给人心、给当事人、给几千万的中共党徒，以该有的更好的交代。

讳疾忌医无益百孔千疮。顽梗不化，拒绝任何形式的仁心仁术，不但无益于国家前程，无益于人民福祉，也无益于一个政治团体的完善，这应当属于基本常识。一个真正伟大、光荣和正确的政治团体，首先会尊重常识，尊重历史，尊重天赋人权。而表达权正属于天赋人权。

因此，应当让胡佳、郭泉、刘晓波等人早日回家！他们和你一样同为父母所生，同样有妻儿老小要照顾。他们没有偷人，没有抢人，更没有杀人，他们只是依法行使了自己的表达权。他们怀着爱国的赤诚，为这个苦难的国家默默奉献了自己的心智和热血。施以迫害，何忍？@

写于201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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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廖祖笙：以言治罪将把国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廖祖笙：中国乱象源自政体“四不像”》一文中，我蜻蜓点水谈到“总拿‘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大帽子吓人，不会让中国走向复兴，相反只会让中国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今将此语加以引伸，进一步阐述以言治罪将把国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之内在关联。

我们首先来看为何在某些国家或朝代里，会有以言治罪的存在？究其根源，我认为不外是两种：一.掌权者认为某人言论对其利益、形象、权力根基造成已然或潜在伤害，为避免“伤情”加重，于是以言治罪，藉以达到令对方“闭嘴”并“杀鸡儆猴”之目的；二.秀才与兵痞论理，秀才试图以真理折服人心，兵痞试图以声高压服人心，兵痞渐处下风，于是恼羞成怒，抡起“治罪”的枪托与对方“论理”。

上述的前一种状况属于自觉遭受伤害型，可能自我感觉遭受了某种语言暴力，于是以治罪的方式，给对方施以自认为正确或必要的惩罚，换言之，也就是通过把对方打入牢笼或实施别种迫害之类的行为暴力，来平息原本属于语言层面的纷争，以便让自己占据“胜利”和“道德”的制高点。行为暴力带给世人的伤害远胜于语言暴力，这当属黄口小儿也识得之常识。言者停留在语言层面的行为既无法用秤杆称，也无法用尺子量。“言”构成的伤害虚无缥缈，“罪”构成的伤害真实具体。比如胡佳，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便意味着这三年半的时间里，不但胡佳本人失去了自由，他的家人也将经受三年半的煎熬。不过是写了几篇文章而已，一个家庭就此凄风苦雨！

后一种状况属于胳膊粗大型。秀才要与兵痞论理，兵痞压根就没准备与你论理，人家比的不是谁的理由更充分，更经得起世人、历史和良知的检阅，而是比谁的胳膊更粗，谁的枪杆更硬。秀才幻想兵痞也是可以被教化的，兵痞幻想秀才同样能被蛮力征服，“鸡同鸭讲”，南辕北辙，兵痞失去耐心和矜持，单方面抛开论理的基本规则。秀才找错了论理的对像，于是遭罪难免。

以言治罪不论属于何种情形，均呈现蛮横、虚弱、耍赖、不讲道理、小题大做、缺乏胸怀等固有印记，且难逃迫害嫌疑。加之以言治罪是以国家权力和“法制”的面目出现的，这就难免让国家权力和法制建设的脸面显得不太好看。真理和谬论的区别在于真理具有普世价值，能够深入人心赢得人心，而谬论纵使反覆播放，在人们的思想体系内也将被自然淘汰。在现代社会里，以言治罪纯属多余，君不见在民主国家，公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国家权力尊重人们的自我选择和判断。

以言治罪的别称是禁止发言。以言治罪是一种抢夺麦克风的行为，是一种害怕人说话的行为，是一种间接承认对方所说的是真理并肯定对方影响力的行为，也是一种不被文明世界所接受的野蛮行为。在封建社会里，文字狱大行其道；在民主国家里，文字狱绝无市场。文字狱繁衍的土壤专制元素居多，民主元素缺稀。一个国家是否还在以言治罪，是这个国家正在走向文明或蛮荒的重要分野。

“没有任何人能威胁一个国家，除非所有人都是他的同谋”（爱德华·R·穆诺语）。然而，我们却惊讶地看到，公权近年正不断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一顶大帽子甩得满天飞。我认为这是公权力对公民不够信任的一种表现，也高估了“言”的影响力和破坏力。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公民是爱国的，并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心，有些男女之所以爱说话，无非是希望国家更加完善和强大。不分青红皂白以言治罪，极易对民间的爱国情怀造成潜在的伤害和蹂躏。

胡佳主张基本人权，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杨春林主张“要人权不要奥运”，同样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某天哪位公民朝天打了一个喷嚏，是否也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人权≠国家政权，人权和国家政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张冠李戴，显系偷换概念。我们的国家政权到底是什么？难道国人哪怕被欺凌、被掠夺、被杀戮、被奴役，也唯唯诺诺，决不主张自己的权利，就是在维护国家政权？胡适先生说过：“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以言治罪到如此泛滥的地步，适得其反，动摇的是人们对法制和国家权力的信任。

廖沫沙挽邓拓诗有云：“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环视古今中外，我就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的政权是被“言”给“煽动颠覆”了的。杯弓蛇影以言治罪，是作孽，更是笑柄。“昔时赢政试图用焚书的手段来愚化民众，岂料权力根基反而被自我毁坏，并落得千古骂名。对言者如临大敌，何其荒唐可笑！看看当年焚书坑儒的结果——‘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覆灭强秦的项羽、刘邦等人，并不属于‘讥议朝政、蛊惑民心’的读书人之列啊！”（见《廖祖笙：黑恶势力＝国家政权？》）

当有形和无形的以言治罪若荒草一般蔓生时，国家将被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便也不再是危言耸听。在社会大转型时期，随着贫富差距的无限拉大，以及法制建设和民主建设的步伐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各种社会矛盾显得日趋尖锐化和公开化，这之间亟需有一个缓冲地带以及公共对话平台，也需要有一个舒缓社会情绪的出口，应给人们以各抒己见甚至是“骂爹骂娘”的权利和自由。而以言治罪，却破坏了这种社会缓冲，给整个社会造成了随时可能喷薄而出的高压。

各种社会问题需要得到有效解决，也需要多方面的社会观察窗口，并集思广益，给社会成员以足够宽松的为社会建言的平台。总靠了管理层盲人摸象，大而化之出台某些政策，不可能解决得了所有的社会问题吧？而以言治罪，给公众带来的是“引以为戒”的心理暗示，是在人为制造战战兢兢，这在一定程度上便也拒绝了群策群力，使某些社会问题更加解决无望。国家这艘大船航行在时代变革的大海上，多一个观察员总比少一个观察员要好。当国家的这艘大船快要触礁时，也无人及时指出，那么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便也不言而喻。

国人在遭受了巨大的不公或创伤时，能够以言说的方式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至少说明国人的素质如今有所提高，对国家和社会有所期待，这是一种保持克制和文明表达诉求的体现。而以言治罪，究其实质乃行为暴力，一方面自我堵塞了官民和解的通道，一方面也在向公众进行行为暴力的示范，构成潜在的“谁的胳膊粗，谁就掌握着绝对真理，谁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心理灌输，从而导致公众对社会改良产生幻灭，进而崇尚暴力甚而选择暴力。如此，必给社会埋下巨大隐患，当隐患达到极限时，轮回就会出现，流血不会停止！这种结果，是官方和民间所想要的吗？

在这里，我还是要重复我在《廖祖笙：中国乱象源自政体“四不像”》讲过的那段话——

总拿“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大帽子吓人，不会让中国走向复兴，相反只会让中国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振兴中华，人人有责，国家权力倘使懂得集思广益，首先就须尊重人权，决不肯轻易去伤害任何一颗赤子之心！世上从来就不存在尽善尽美的政体，一个胸襟宽阔并懂得自我完善的政体，不会自毁名节以言治罪，不会自甘堕落到连“文景之治”也不如，它会自觉从善意的批评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使一个政体更加贴近于人民。“真理之川从他的错误之沟渠中流过”（泰戈尔《飞鸟集》），一个成熟的政体，是能够勇于面对错误，并及时修正错误的。冷眼旁观眼前的某些乱象，恕我直言：迫害赤子，不仁不智，无益，当止！

写于2008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