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dandenong

达赖喇嘛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问：你如何看自己？

答：我视自己为普通的佛教出家人。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我，我知道达赖喇嘛做为一个暂时的佛教领袖，是人为的制度。只要人们接受达赖喇嘛，他们就会接受我，但身为一个出家人，则是我自己的身份，没有人能改变这个事实，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把自己当做出家人，甚至在我的梦中，所以很自然地，我会觉得自己更是位宗教人士。平常生活中，我可以说，我约用了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在灵性的活动上，另外百分之二十则用于西藏事务。这些灵性或宗教的生活，是我所了解且大感兴趣的事，我对祂有信心，所以仍想对其多学习。关于政治方面，我没有当代的教育背景，而只有些许经验，对于在这样领域没有相当准备的人而言，是很大的责任。这并不是我自愿参与的活动，而是因为这是西藏人民对我的希望和责任所要求我必须去完成的一项任务。

问：你会是最后一任达赖喇嘛吗？

答：达赖喇嘛此一职务是否继续，完全由西藏人民的希望所决定。我于一九六九年时就已明白宣示，甚至在一九六三年，也就是流亡后四年，我们就按照民主制度，制定了宪法草案。这部宪法清楚提到在全体大会三分之二的投票下，可以革除达赖喇嘛的职权，就现况来看，达赖喇嘛的制度仍有益于西藏文化及其人民。因此，若我过世，我想西藏人民将选出另一位达赖喇嘛，在未来，若此职务不再有存在的意义或价值，且大环境也有所改变时，它的机制就将停止。就我个人而言，达赖喇嘛此职务已符合了自身的目的。到最近，自二零零一年始，我们已有位民选的首席部长(Kalon Tripa)，他管理政府的每日例行事务，同时负责大众的政治组织。我半开玩笑且半认真的说，现在的我是呈现半退休的状态。

问：你认为终将回归西藏吗？

答：是的，我仍乐观其成。若把今日中国与其十年或二十年前相较之下，中国现今正处变革时期，已有相当大的巨变，她已不再孤立，是全球整体的一部分。

世界性的相互依存，特别在全球经济与环境上，使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维持孤立，此外，我并不追求与中国分离，而坚持中道的方式，也就是西藏仍在中华民国共和国之内，也同时享有高度自治，并坚信此作法对西藏及中国人都是有利的，我们西藏人可藉助中国的援助发展西藏，而同时保有自身的独特文化，包括宗教和精致的环境。透过和谐地解决西藏问题，这也有助于西藏的统一与安定。

问：中国人最近提到下任达赖喇嘛将出生于西藏，并由中国人选出，您有何看法？

答：若西藏仍维持现状，我将出生于西藏以外而不受制于中国官方控制的其它地区，这是合乎逻辑的。轮回转世的根本目的是接续前世未完成的工作，所以，若西藏问题仍未获解决，我自然会流亡于外地，继续我的任务。当然，中国会选出他们自己的「达赖喇嘛」，而西藏人将依据传统选出属于自己的「达赖喇嘛」，这将与现今班禅喇嘛的情形类似，即有位经中国指派的班禅喇嘛，也有我所认证的。前一位被推举出的目的是为服务其主人；另一位是所有西藏人民心目中所接受的班禅喇嘛。

问：你最喜欢从事何项活动？

答：大致说来，我常提到我的人生有三大使命。第一，身而为人，就应提升人类的价值，例如：慈悲、宽恕、容忍、喜乐及自律。所有人都是相同的，我们都渴望幸福而不要痛苦，甚至于不相信宗教的人也认同这些对增进人们快乐生活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我也一直和所有遇见的人论及分享此观点。第二，身为一位宗教人士，我的使命是推动不同宗教传统间的和谐及相互了解，除了一些哲学上不同的观点，所有世界上的主要宗教皆有相同的潜力去创造更好的人类质量，这就使得所有宗教传统间的彼此尊重与了解之价值，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第三，我是位西藏人，同时具有达赖喇嘛的名衔，西藏人民信任我，于是我的最后一个使命，就与西藏问题相关，我有一个是为西藏争取自由正义发言人的责任，当西藏人与中国人达成互利的解决方案时，它就结束了。然而对于前两项使命，我将执行至我生命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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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来源：观察

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与中共统战部高级官员的新一轮谈判，再次无疾而终。这个结局在谈判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中共从来就不是值得尊重的谈判对手，中共从来都以实力为旨归。当实力远不及国民党的时候，作为在野党的中共便打出民主宪政牌来，信誓旦旦地倡导联邦制、多党制；当一统天下之后，中共立即通过暴风骤雨般的反右运动，让所谓的“八大民主党派”俯首贴耳、甘当傀儡。当西藏尚未被解放军的铁蹄踏平的时候，毛泽东与达赖喇嘛温言欢谈，倡言汉藏一家；当西藏已经被收入囊中之后，此前的种种承诺顿时变成一页废纸，达赖喇嘛亦被迫远走他乡。

人一走，茶就凉。刚刚结束谈判，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马上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大肆攻击达赖喇嘛，“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彻底反思，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根本性改正”、“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确的选择”。这个傲慢而专横的官僚，以为手无寸铁的达赖喇嘛是一块案板上任其宰割的鱼肉，以为他可以帮助达赖喇嘛安排后事了。他根本不知道，人类捍卫良心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力量不可摧折，信奉佛教的藏人，虽然性情温和，却不会屈服于暴力和威胁。中共可以侵占藏人身体的自由，却不能剥夺他们灵魂的自由。

中共宛如一顽童，将国家大事视若儿戏。明明是一场严肃的谈判，却故意将其游戏化。朱维群再三要求达赖喇嘛澄清“印度之子”的说法，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作为无法无天、心无敬畏的中共官僚，朱氏不能理解达赖喇嘛是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定义“印度之子”的。中国的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在内，都是从印度传入的。唐朝时玄奘不辞辛苦到天竺取经，通过《西游记》的演绎而妇孺皆知，难道朱大部长连《西游记》也没有读过？在此意义上，玄奘是“印度之子”，达赖喇嘛也是“印度之子”，何错之有？相似的道理，作为一名基督徒，我的信仰与五月花号上的那些清教徒血脉相连，我也可以说自己是“美国之子”。

而信奉马列主义的七千万中共党员，难道不都是“苏联之子”吗？虽然苏联已经灰飞烟灭了，但你们不能欺宗灭祖啊。看看当年中共在“中东事件”中的表演便一清二楚了：一九二九年，鉴于苏联势力日益侵入东北，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政府宣布收回苏联在东北铁路的特权。两国由此爆发军事冲突，史称“中东事件”。受共产国际控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人，不仅不支持本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反而悍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甚至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政府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中共宣称：“苏联是全世界无产者的祖国。”

如今，中共指责达赖喇嘛是卖国贼，殊不知，中共自己才是近代以来最大的卖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