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的特大沉冤：叶企孙、熊大缜师生的悲惨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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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于雁

海内外的许多华人，谅都知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两位科学家的大名；但是，问到谁是栽培他们的恩师，却从来鲜为人知。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住过的大陆人，谅都看过《地道战》、《地雷战》的抗日战争历史故事影片；但是，问到是谁制造那些威力强大的炸药地雷，却从来无人提及。笔者青壮年时代在北京等地工作了三十余年，信息闭塞，孤陋寡闻，真的闻所未闻，对此一无所知。
   
     近日看到网友发来的《大师之大师》一辑图文幻灯，并到国际互联网上搜索有关的资料，才获悉过去长期被恶意封杀、蓄谋掩盖的互相关联的一系列历史人事，近年来捂住的盖子已陆续被揭开，真相终于大白天下：杨振宁、李政道等一批科学精英人物的老师，是清华大学理学院创始人、伟大的爱国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抗日战争时期，率领平津大学生来到河北中部根据地，从无到有主持制造炸药、地雷抗击日军的专家，是叶企孙的高足、赤胆忠心的爱国志士熊大缜。然而，令人痛心疾首、悲愤填膺的是，由于执政当局的愚昧和错误的政策，师生俩都受到政治迫害，先后蒙冤死于非命，极其悲惨！

   
     叶企孙教授（1898年7月16日 — 1977年1月13日），上海人，原名鸿眷，号企孙。他于1918年毕业于专门培养留学美国学生的清华学堂，同年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该校物理学学士学位，转入哈佛大学攻读实验物理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后来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布里奇曼。1921年，他与导师合作著的专业论文《用射线方法重新测定普朗克常数》，震惊国际科学界，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西方为国争光的学者，时年23岁。1922年，叶企孙的论文《流体精压对铁、钴、镍磁导率的影响》，再次受到注目，当时他的研究已经影响到欧美的物理学界。
   
     叶企孙学成于1924年回国后，怀着“科学救国”的一片热忱，为了培养更多的科学人才，选择了从事高等教育的道路。他先任教于东南大学，翌年应邀北上到母校清华大学执教。不久，受校长梅贻琦之委托，筹建大学的物理系和理学院。他千方百计延揽师资，网罗名士。如熊庆来、张子高、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吴有训等，都是知名有成的学者。 在他教导和栽培下先后从理学院物理系出身的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周光召、邓稼先、朱光亚、钱学森、钱伟长、李政道、杨振宁等；以及由其他系科毕业的许宝禄、段学复、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江德熙、翁文波、杨遵仪等，都是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其中有不少科技专家直接、间接对中国能够制造原子弹、氢弹，发射人造卫星，以及在航太事业等高科技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一贯“不问政治”，只求以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振兴中国，1949年情愿留下来，不跟随国府撤退到台湾的叶企孙教授，却因为牵连到他的得意门生熊大缜在抗战期间的一宗无辜冤案，他曾多次奔走要求调查“平反”，在“文革”之初的1967年6月间便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揪斗、抄家、关押、停发工资，送进“黑帮劳改队”，受尽人格侮辱和皮肉之苦的非人遭遇。
     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又正式逮捕叶企孙教授，关进监狱进行“逼供信”，要他多次写“笔供”，承认自己是“国民党CC系（按：即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中央统计局”，简称“中统”）在清华大学的核心人物；承认当年亲自介绍熊大缜加入CC系，派遣他打入冀中军区开展“敌特活动”。在威逼胁迫之下，他不得不违心地在“交代材料”上写道：“熊大缜到了今天，我对他影响很大，我教了他科学，没有对他进行人格教育，我没有尽到教育责任。”“熊之被镇压，吾认为他是确有应得之罪。”
   
     专政机关虽然实施“逼供信”的狠毒手段，连续八次提审讯问叶教授，逼他自己“屈打成招”，但是经过派出专案人员多次反复“内查外调”，查不出什么真凭实据，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当局只得扣上“中统特务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在把他老人家折磨监禁一年多以后，便送回北大，名曰“释放”，实际上继续关押在保密的简陋斗室内“隔离审查”，严密封锁，与外面完全隔绝。直到1975年，才解除变相监禁的“隔离审查”，并在1976年的春节，允许他的老同事、老朋友和老学生陈岱孙、吴有训、王竹溪、钱伟长等人士，来北大探望造访。大家看到叶教授经过炼狱岁月的长期摧残，过早衰老憔悴，腰都直不起来，彼此见面，恍如隔世，悲感万千。而此时，北大有关当局对他的结论仍然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7年农历暮冬一个寒冷的日子，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一代宗师叶企孙教授，终于含冤离开人世。他走得那样凄凉孤苦，头上还戴着一顶“特嫌”的大帽子。公理何在，呜呼痛哉！
   
    1949年“解放”前的文化古都北平，有四个著名的最高学府，两家座落在西郊海淀区，即建校历史最早、美国用满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兴建的清华大学和后来由美国教会集资赞助开办的哈佛大学“姐妹学校”燕京大学，还有一家就是位于东城区沙滩的北京大学，以及又一家设在西城区的辅仁大学。
   
     1952年，以毛泽东当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开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政策，说是要学习“老大哥”的教育体系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断然取消燕京大学的建制，合并到北京大学；把清华大学包括物理系的许多系科都归入北大，使清华从综合大学变为纯然的“工科大学”；并将辅仁大学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专门培训师资人才。当时便随着把叶企孙教授调离清华，转到北大做物理系的系主任。
   
     如此“院系调整”，与叶教授多年来信奉力行培养科学人才的清华治校理念格格不入，难免不时会发表自己的异见，因而受到当局“另眼看待”的排斥，得不到应有的信任，遑论给与尊重；使他处处受到制肘而不可能像过去在清华一样，有职有权地发挥他的积极领导作用。但是，还有对他威胁更为严重的是，他不知道在其“历史档案”里，他早就因为受到学生熊大缜的冤案株连背上“黑锅”，被列入“控制使用”的黑名单里了。
   
     据虞昊、黄延复两位清华出身学者合著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一书，和先后陆续公开发表的多篇有关叶企孙与他情同父子的得意门生熊大缜蒙受冤案的文章资料揭露，今天终于把清华大学这一宗特大沉冤黑暗内幕的来龙去脉，公诸于众，真相大白。
   
     话说“国共合作”的抗战初期，八路军的吕正操率领的一个纵队，开赴河北省中部开辟“冀中根据地”。他托辅仁大学化学系的教师、地下党员张珍征求抗日知识分子，到根据地从事军队的技术后勤工作。她便找到相熟的熊大缜。熊与叶老师商量后，叶本意劝他留下协助教学工作；但是，他出于爱国激情，毅然奔往冀中加盟吕正操所部，利用其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炸药军火和无线电通讯等军用器材，备受吕正操赏识，委任为军区的供给部部长。后来，受他的影响以及叶老师的协助动员，又有来自北平、天津等地的知识分子，陆续前来冀中根据地投入抗日斗争，在他指导下建立兵工厂、开设医院、学校、银行等机构。
   
     熊大缜千方百计扩大制造枪支、子弹、手榴弹、地雷等弹药的生产，源源不断供应前线作战和打游击的需要。对日本侵略军威胁最大的根据地军民发动“地道战”和“地雷战”所使用的特强爆炸力各种地雷，就是经由他所领导建立的“技术研究社”研制出来的氯化钾高级炸药和电控雷管装配起来的。当时他们作战使用的“反坦克地雷”，把日军机械化部队师团的坦克、装甲车，一辆接着一辆地炸掉，并曾炸毁运送日军及装备的军用列车机头；难怪日军司令部惊呼“八路”拥有“反坦克的新式武器”。连美国盟军派来冀中考察的“观察组”，都惊叹地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啊！”
   
     当年，冀中根据地的形势是紧靠北平、天津、保定，三个被日军占领的大城市，有三条重要的铁路线包围。从军事上敌我实力的对比来看，吕正操率领的一个团兵力是很难站住脚打游击的。他们正是依靠“神出鬼没”的地道战、地雷战，硬是把原来“雄赳赳，气昂昂”的日军打怕了，不敢轻易出动展开扫荡，成功地巩固了根据地，因而被认为是军事上的“一大奇迹”。为此，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曾在唐县北大悲村接见熊大缜，对他的成就和贡献，给以鼓励表扬。
   
     令人痛惜的是，就在这个抗战的紧要关头，冀中军区的“锄奸”部门突然发动了一场“肃反”运动，扬言根据地内有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而供给部是“特务的大本营”。“锄奸队”立即把熊大缜当作“汉奸、特务”抓起来，供给部和所属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报社、商店、学校等单位，共有一百多位平津来的知识分子，一律逮捕审查，搞成一起轰动的“特务汉奸”大案。据说，这场“锄奸”运动直接听命于延安，所以连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更高一级的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都不必打招呼，也无权过问。
   
     后来，在根据地部队转移的途中，负责押解熊大缜的一个名叫史见勋的干部，因为出言不逊辱骂熊大缜是“汉奸、特务”，引起他的抗辩，双方发生口角。这个打着“抗日”旗号、戴着“爱国”帽子、披着“革命”外衣的“锄奸队”干部，一气之下便有权擅自处决熊大缜。熊大声说：“你要打死我，不必开枪，把子弹留下来打日本鬼子！你可以用石块打死我！”这个毫无人性的刽子手，真的拣起一块大石头，活生生地把真正的爱国知识分子熊大缜砸到头颅爆裂、脑浆迸流死亡。给他的定性是“国民党特务”，“死有余辜”云云。有一说史建勋这一次立了“大功”，成为“锄奸英雄”；解放后官运亨通，当上高级干部。而熊大缜的特大沉冤，直到1986年，才由甚么“河北省委”，羞羞答答、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地做出一纸《关于熊大缜问题的平反决定》，敷衍了事，不了了之。实在说不过去啊！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广大清华校友们，你们以为然乎？
   
     （2010年3月27日 原载i《澳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