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惊人言论：2009年什么都不要买

swiper

下面的这段文字是2009年2月份发布在“金融界”论坛的帖子。现在回过头看看，不知道各位对郎教授有何感想？原网址：

http://istock.jrj.com.cn/article,zhuanjia,891365.html

在2005，2006年以前，我还认为郎教授是一个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但是后来，慢慢的觉得这人有点信口胡说，喜欢来些耸人听闻言论，基本可以说是逢美必反，美国的东西一定是阴谋。慢慢的认为他发表的演讲很可能是为了投人所好，而非凭良心。所以对此人的言论渐渐的失去了信赖。今天看到顶顶新闻中有关于他的评论，觉得顶顶新闻中的文章写得不够深刻，所以让我从网上找到下面的帖子，分享给大家。注意，下面的帖子发布于2009年2月份，原标题是：郎咸平惊人言论：09年什么都不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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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郎咸平走入公众视线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是一个话题人物，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一个或许永远不能以主流或者非主流来界定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一度自嘲是一个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但如今，他已经不在意加在头衔之前的那些定语。

十几年来，他仍然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教职，只不过除了每周一次回香港沙田的学校授课之外，他的工作和生活重心显然已经转移到内地。虽然在央视各频道中，我们基本上听不到郎咸平的声音，但他的电视节目在地方电视台播出的时候，经常能够获得不俗的收视率。他最新的闲谈节目《财经郎眼》(原来打算用“郎来了”)，从今年3月开始，也将在广东卫视播出。在这些节目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壁报板前讲各种经济建议。东方出版社推出他的书籍，包括《热点背后》、《产业链阴谋》和刚刚上市的《谁也逃不掉的金融危机》，每一本销售都超过了十万册。他热衷于在全国各地进行商业演讲，最疯狂的时候，61天安排了62场演讲，却仍然精力充沛，乐此不疲。或许就像郭德纲喜欢在天桥说相声一样，天生具有非凡演讲能力和现场表现力的郎咸平，也同样极为享受这种在讲台上和他的听众直接交流的感觉。而坐在台下的那些人，其中很多是中小企业主，甚至普通白领。他们自掏腰包来听郎咸平的讲座，是他最忠实的支持者。他们坚信郎咸平是经济学界乃至学术界最大的良心。

郎咸平之走红，始于他对几家著名企业的“炮轰”，始于他和某些企业家以及学界人士的论战，并因此获得了一个著名的外号——“郎大炮”。不过，从2006年开始，郎咸平战术大变，与人正面论战交锋明显减少，而在接受媒体访问或者公开演讲的时候，将炮火直接对准某个企业的情况也已不多见。从 2006年底，他开始对中国制造业忧心忡忡，他一直在说，中国的经济搞不好要出大问题。2009年，当人们都在谈论全球金融危机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时候，他却说，“就算没有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国内的问题也足以让我们的制造业陷入衰退。”

“要致富，先修路，这都是浑话”

“如果中国只是有金融危机，那就好办了，如果真的跟国际联动的话，美国和欧洲这样处理问题，包括注入庞大资金、减息、利用国家信用来进行银行国有化，这种方式对我们的金融危机已经有所缓解。可是，中国的问题，基本上都来自于国内。”郎咸平说。www.ddhw.net
他认为，2006年股价、楼价上涨，到2007年达到高峰，并非大家所认为的是由于国际热钱炒作，更重要的原因是制造业衰退，使大量的资金流入股市、楼市。这不是简单的经济过热现象，而是出现了二元经济，热的地方过热，冷的地方过冷，资金过度集中到热的地方去了。“而这个阶段所推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等等，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的危机，再加上汇率的上升、成本的上升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成为导致制造业衰退的四大因素。”

在他看来，中国制造业的危机来自于整个中国经济体质的不断弱化，也就是投资经商环境恶化，其根本原因，是整个经济发展模式存在问题——支撑制造业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是消费、出口和投资，可是在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上，三足鼎立变成了两条腿走路，一个是出口，另外一个就是GDP工程。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令中国制造业的问题提前引爆，而且弱势尽现。出口锐减，中小制造业企业大批倒闭、停工，农民工就业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难题。尽管政府很快调整了宏观政策，也推出了大手笔的救市措施，不过郎咸平对未来的预测，却是非常保守。www.ddhw.net
他打了一个比方说，金融危机就是美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三聚氰胺使得中国人不敢喝牛奶了，而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人不敢消费了。美国消费者信心下降，导致我们的出口行业订单大幅减少，减幅非常惊人，高达30％。出口额占中国GDP的35％，仅仅依靠提高内需，根本无法消化掉这些过剩的产能。

至于GDP工程，郎咸平用一贯激烈的口吻说：“为了进入地方政府GDP工程，银行信贷会从萧条的民营企业大量抽出资金，到最后我们会变得更贫穷。要致富，先修路，这都是浑话，是胡说八道！这种对于基础工程过于迷信的想法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不是马路，是老百姓自己能够赚更多的钱。”

“我们打不败他们，不可能打败他们”

郎咸平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财务学系，金融是他的老本行，在过去几次著名的论战中，郎咸平也是以财务分析功底著称。不过，当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一些人摩拳擦掌说这是一个大国崛起的好机会的时候，郎咸平却面带恐惧地说，“国际金融炒家太聪明了，比我郎教授还要聪明十倍，我们打不败他们，不可能打败他们！”

“金融是一场战争”，这是郎咸平几年前就经常说的一句话，有时候他还会加上“帝国主义船坚炮利”这样的抒情语句来加以强调。而从2009年开始，他把这个词升级成为“金融超限战”，他说这是一场由经济所引发的超过传统限度的战争。

国际通货膨胀、米价暴涨、国际油价不正常的涨跌、金价和美元这两年之间发生的一切，郎咸平认为都是国际金融炒家的阴谋。他说，“这是一群极度聪明的人，他们手里掌握的资金之雄厚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和各国政府关系之暧昧是不可想象的，而他们的贪婪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过去两年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作为，在郎咸平看来，“不过是金融炒家们嘴边的一块大肥肉而已”。

他认为，在油价上涨到147美元之前，中国的企业大量地“走出去”，从事各种各样的收购，包括银行收购、矿产资源收购，“这都是中套了”。他甚至说，“安排交易的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甚至还有已经倒掉的雷曼兄弟投资公司，就是国际金融资本炒家，或是它们的马前卒。”

于是，有了中投公司投资黑石的60亿美元亏损、平安保险投资富通银行的228亿人民币亏损、中铝收购力拓的110亿美元亏损、中信泰富在收购西澳洲铁矿因为澳币大跌而产生的147亿美元亏损——在郎咸平看来，国际金融炒家及其马前卒不断利诱没有经验的中国企业，最后把油价拉高到147美元的时候，与美国政府合演了一出“二人转”听证会，将油价一举打压回1980年的水平，也就是35美元一桶。“在这场超限战中，中国的损失，达到几千亿美元！”
“我们不是制造业没有人才，也不是商业没有人才，我们最弱的一环是金融。”郎咸平所说的“金融人才”，是国际炒家手把手教出来的，中国没有这样的教师，当然也不会有这样的徒弟。“我们没有定价权，甚至要根据对方提供的研究报告来和对方签订图利合同，现在走出去打金融战，那会是一场不对等的、不公平的竞争。”他的建议是，在2009年，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机构，投资所应奉行的原则，只有两个字，那就是“保守”。

“我们能做的事很有限”

有人说郎咸平的学术，从来都是只破不立，只讲现状而不提有效的解决办法。也有人说，郎咸平的研究是“恐怖经济学”，类似好莱坞大片，将七分的危机渲染到十分，以极有煽动力的语句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虽然有现场效果，但严谨和理性不足。他对2009年中国经济大势的预计之悲观，在一些人看来也是这样。

他甚至有些耸人听闻地说：“2009年，什么都不要买，你买股票赔，买房地产也赔，你买任何货币都会赔。因为美国政府的举措是你完全无法预测的。”他说唯一有可能不赔的投资，是买欧元，但是同时还要买等值的美元做对冲。这样做虽然可能不赔，却仍然无法对抗通货膨胀。为了对冲通货膨胀，就应该买地产。在日韩这些国家，在十年以上的长时期内对抗通货膨胀，只有地产，可是中国的地产是否有这样的特性，郎咸平表示怀疑。“这年头，除了郎教授的讲课费在涨，什么都在跌。”他说。

他说，在整个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做的事很有限”。这个“我们”，指的可能是被寄予重望应该在危机中承担更多责任的中国政府，也可能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经济学家。

“美国政府聪明人很多，让他们自救吧，中国的问题比美国要复杂得多。美国还只有一个金融危机，中国是金融危机加上制造业危机，而且中国的金融危机还没有真正爆发。中国的金融危机要到楼市崩盘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开始。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信心的丧失以及美国房地产的衰退而影响到中国，真正的冲击，对中国35％的过剩产能的冲击才刚开始。也就是说，在未来还有可能发生中国式的金融危机。现在的情况，真的不容乐观。”郎咸平洋洋洒洒地说。

下面是一网友的回复。同样是发布于2009年2月。

郎咸平，你真的错了
在国内的娱乐圈，前两年红了个郭德纲，红遍大江南北；今年又出来个小沈阳，正火得“一塌糊涂”。下一个会是谁呢?类似地，在经济学学术圈子里，前些年是吴敬琏，现在轮到了您，国内炙手可热的顶级学者郎咸平。

鉴于郎咸平教授您现在的影响力，在国内肯定是无人能及您项背，更何况我辈无名小卒。但我真的有些担心，如果我国的企业家以及他们的企业真的把您以及您的所有观点和言论奉为教条经典，恐怕真的是要“误国误民”的，毕竟郞教授您目前的影响力复盖范围仅仅局限于国内或者说华人圈内，所以我还是不得不站出来谈谈自己的些许想法，就算给热得过头的郞教授您“撒”点冷水吧。

观点之一，第二波金融危机已经袭来，而且其冲击要远远大于第一波金融危机；危机才刚刚开始，不要奢谈复苏。

提出这样的结论，我想您郞教授是有依据的，是经过“计算”的，绝不会是信口开河。我也有自己的逻辑依据来证实这观点的正确性。比如说，按照基本逻辑，先是经济危机使得各国经济遭受打击，进而在部分国家导致政治危机。而从目前阶段来看，经济危机对政治或者政权的影响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产生，所以目前的经济危机无疑尚处于它的初级阶段，谈复苏还确实为时尚早。

但关于这场经济危机，您的每每开口，大有“狼来了”的架势，却让我对您很是失望，我想这不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学者或者经济学家应该采取的姿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特定的经济危机发生，进而对人们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过程中，政府，企业，企业家，消费者等各个利益相关体的信心是抑制经济危机影响程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比如说，消费者的消费信息缺失，会给我们的企业带来何等的影响，这不用我过多解释。同样，企业家投资信心的缺失，又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明摆着的。这让我想起去年十月时加拿大的经济情形。当时，美国经济已经正在遭受经济衰退所带来的无情打击。按理说，由于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特定的经济和地缘关系，加拿大应该是受牵连最快，也最深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当时正值加拿大联邦大选之际，保守党为了掩盖加国经济衰退的真相，从而重新赢得大选，联邦政府官员，代言媒体，金融分析家，学者们等都口径基本一致地否认加国经济开始衰退的真相，基本一致地拒绝发表“狼来了” 的言论，从而稳定住了选民的，也就是消费者的信心。直到大选结束，这一事实才逐步被揭示出来。但是，正是因为保守党的所作所为，虽然有欺骗或误导国民之嫌，但让经济危机对加国产生影响要晚得多，从目前来看，其影响程度比预期的也要小很多。这“无心插柳”之举，也就算是保守党对加国经济的巨大贡献吧。

所以，郞教授您“狼来了”的呐喊，我们都能懂，是为了让各社会经济体有所警醒，有所防备，但对消费者，投资者的信心也是最为无情的打击，这无疑会无限程度地加重经济危机对本已危机重重的国民经济的打击。居民不敢消费，企业家不敢投资，把钱都再存在银行，甚至放在家里，这样的后果，我想您也不愿看到。近些年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刺激居民有效消费，让社会资本更畅通地，更高效率地流动，从而使国民经济更高效率地运行。政府的举措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成果，您“狼来了”的声音，会导致我国政府近年在这方面的努力成果付之东流的。出于您自身的各方面动机，如果您真的忍不住要说，还是换个角度，或者换个口气吧，别老“PIAPIA”地，就算把这当成我们学者应该尽的义务和责任吧。

观点之二，保持低负债，高现金流，停止投资。这不是让你们退却，而是要以退为进，等度过了危机，会有大把的机会。

“保持低负债，高现金流”；“以退为进”等，我都举双手赞成。但对“停止投资”却有些质疑。如果真都如您所建议，所有的企业和企业家都停止投资，等着危机过去。试想，危机能靠“等”等过去吗？前些天，与人聊到动物的冬眠，我突然想到，现在正值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如果来一个全世界的“经济冬眠”，也就是停止一切经济活动，结果会怎样？我的这一“奇思妙想”或者说玩笑话是不是正好契合你的“等”的观点呢？

不过，我反对您“停止投资”的观点，并不是说建议企业与平常时期一样去投资。投资是肯定的，资本就是用来赚取利润的，否则就不能称其为资本，关键是怎样去投，也就是如何选择在这种经济危机特定背景下的投资战略。我倾向于把一国政府管理一个国家比作一个企业家管理一个企业，两者从经济学原理上，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如果企业家可以等，那么各国政府一样可以等，正如我上面提到的，都“冬眠”吧。但事实不是这样的，经济复苏的过程显然也不是一个等待的过程，而是社会各阶层各尽所能，所有作为，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复苏。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国为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都相继提出了各国的经济刺激方案。最为共同的一点，就是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显然，与常规时期相比，经济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的企业决策就应该相应发生转变。政府所期望的，无非是通过其投资行为，带动相关投资，各路资本在其中寻找新的利润点进行投资，这就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带动就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复苏。没有民间资本的配合，貌似庞大的4 万亿人民币，恐怕在这场水深火热的经济危机中只能是杯水车薪。具体举例而言，政府投资了，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中，企业家们应该敏锐地扑捉这样的投资良机进行相应投资，“配套投资”于相关或上下游产业中，投资于政府为经济复苏而扶持的产业中，去追逐利润，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所以，美国政府在提出政府刺激经济增长方案的同时，各地方也出台了很多措施，鼓励各种资本投资，以扩大就业，而不是狂喊“停止投资”。

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角度说，停止投资，而采取等待也不应该成为企业家的选择。企业也好，企业家也罢，在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数年前，我得出过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明显差于美国的企业和企业家的研究结论。但我欣喜地看到，在政府的监管和法制保障下，在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积极倡导下，我国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普遍有所提高。显然，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际，神州大陆难以幸免，在数以亿计的工人失业和失去基本生活来源的又一“灾难”来临之际，您建议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停止投资，停止履行他们本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难道你忍心看到更多的人失业甚至流离失所吗？您作为一个长期学习和生活在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教授，无法想象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生活的艰辛。我想这也是您为什么建议中国政府把钱投到经济发达地区，而不是广大农村地区以扩大内需的逻辑出发点。所以，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企业和企业家有必要在这种特定时期，尽自己的社会责任，体现在企业可能面临更高的投资风险而投资收益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这种社会责任的履行并不是无限的，也会得到社会的回报。正如美国现在很多著名大企业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尽过特定社会责任的企业，消费者选择了他们，经济复苏后的消费者都会对他们有很强的品牌忠诚度。

但是，因为国家在特定时期制定的政策可能都是临时性的，是为刺激经济复苏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临时措施，所以企业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进行投资时，且不可冒进，而应保持高度的投资“柔性”，严格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比例。

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退一万步说，即使企业家投资有些亏损，也无非是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过程，让我国居民的贫富差距适当缩小或有所控制，对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可惜，我们的郞教授单单仅仅站在资本的角度，呼吁企业和企业家停止投资，弃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于不顾。可见，学者本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他的观点和理论基点产生何等的影响。

观点之三，中国的出口占到GDP的35％，欧美经济都没有复苏，中国凭什么复苏呢？

从这次经济危机，我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度和关联性。世界经济离不开中国，中国经济也同样离不开世界，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这就是中国经济目前的现状。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具有无以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已为世人公认。但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那就是导致了中国国民经济过高的外部依赖度。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就意味着中国加入世界经济运行的大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中国就得遵循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制定出来的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经济运行规则。在这种规则下，世界财富就要不停地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而其他国家只能在忍受“剥削”之馀讨到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其他东西，也就是说，取得同样的经济成果，规则制定者付出的代价比遵循者要小得多。从这个层面看，您的结论似乎是合理的，但我却不敢苟同。

这里，我并不想盲目自大或过于抬高中国的影响力，因为我实在是不想被扣上“愤青”的帽子。一方面，中国以资源输出为代价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迟早是要寿终正寝的，因为资源终归是有限的，如果我们输出的产品既没有文化附加值，也没有技术附加值，自然资源一旦耗尽，我们拿什么出口。所以，当前的经济危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给我国经济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契机，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利用好这个契机，实现由资源出口型到产品创新型经济的历史性转型。另一方面，刚才我们提到世界经济运行规则，金融危机进而经济危机实际上给我国在世界金融及经济舞台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话语权意味着新建立的世界金融及经济运行体系下将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增长能够以较以往更低的运行成本来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俄罗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多次提出要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思路和想法，他们无非是想让这一规则更有利于他们本国经济的增长。

显然，在这个关口，我们一味等待别人复苏，我们再复苏的观点无疑是要不得的，是会贻误“战机”的。正如郞教授您自己所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过于自信。但是我要补充的是，我们也不能毫无自信。所幸，我国政府做了，也正在做着相关的努力。比如，在与中美洲国家建立新的经济合作关系，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提出自己的新主张的同时，积极扩大我们的内需等

观点之四，我不是在做预测，我是计算出来的。

郞教授，不知您是否意识到，这句话已经快成为您的口头禅了。您每每阐述自己的观点，就会时不时地这样表白一下。我想，您不会是在卖弄您在美国学习过经济学中“计算”，因为没有人会怀疑您的真才实学，因为您毕竟是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博士，也是国内公认的公司治理方面的顶级学者。作为公司治理领域的一名年轻学者，本人有幸，很早就拜读过您发表于美国顶级学术期刊的大作，也有幸在国内一次学术会议上亲耳聆听了您的演讲。那么，您想要表达什么呢？您无非是想通过“计算”这个词来提高您观点和结论的可信度而已。因为在老百姓或者一般听众的思维里，所谓计算，那就是1+1=2，那就是精确的，那就只有在算错的情况下才会等于3的.

但是，实际上，您的“计算”又是什么呢？我想我是有资格对您的“计算”作些解释的。一是因为早年求学期间，在国内曾师从过国内首席计量经济学专家张晓峒教授，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也用到些“计算”；二是因为我经常读些世界著名管理学期刊上的学术文献，也曾参加过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的国际性计量经济学术交流会，所以对美国学术界的“计算”也有一定的认识。

经济学上的计算，其实就是将经济现象进行抽象，并选择或建立一个与之能契合的数学计量模型，然后收集整理数据，进行数学运算，得出一定的计算结果，最后还原为用经济学语言进行解释的结论。这个计算过程是复杂的，并不是像刚才那么一说就很快能完成的。为什么说，“计算”并不足以提高您观点的可信度呢？首先，数学计算模型本身的信度和效度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建立和选择模型是一个超级的抽象过程，其中存在很多的假设和简化，用这样的模型计算出来的结论，再还原到实际的经济现象中，无人知道它有多大的说服力？但显然，结论是不能作为提出观点，得出结论的唯一根据的。其次，数据的信度和效度。且不说这些数据本身就是在过去特定环境下生成的，是否能够用来解释新环境下的新经济现象，这本身就是一个疑问。另外，还有数据的真实性问题。我不知道美国的情况，但至少在国内的很多研究数据都是不真实的，是经过加工过的，直接说就是假的。您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用的数据肯定来源于国内，那么这就又局限了您“计算”结果的可信性。最后，还要对“计算”结果进行检验和修正。这实际上是为了提高“计算”结果可信度的过程，但实际情况是，当信度和效度达到30％以上，在学术研究中，计算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那么，30％在现实生活中，或者在解释经济现象时意味着什么？

所以，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最好还是去掉这个口头禅吧。观点正确，有说服力，听众会接受的，即使它不是“计算”出来的，因为您已经有了足够的头衔和资历让人相信您。观点不正确，没有说服力，即使是“计算”出来的，也会被人们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