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戒严部队擅自开枪？六四开枪命令的下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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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祭》之六
   
     吴仁华 [SIZE=-6]()

   
    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开枪命令是否存在？是如何下达的？是什么时间下达的？是哪个层级，具体是谁下达的？这是厘清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责任的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当局对此讳莫如深，遂成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一个最大的秘密。
   
    时至今日，中共当局仍然不敢面对这个问题，更没有人出面承担下达开枪命令的责任。包括被视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三个最主要的当事人：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也不敢承担下令开枪的责任，多年来，其子女频频借机为父辈开脱责任。
   
    难道解放军戒严部队是擅自开枪吗？不，绝对不是。笔者在研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可以明确地如此予以回答。
   
    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相当于副总理）、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受中共最高当局的委托，于1989年6月30日在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的专题报告，其中提到：“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己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陈希同的一番话虽然经过精心考虑，但还是透露了解放军戒严部队是“奉命”开枪，也就是说，开枪命令是存在的。
   
    另有许多资料也证明确实存在开枪命令，各解放军戒严部队都是在接到开枪命令后才奉命开枪的。在接到开枪命令之前，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向目标挺进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北京民众的强力阻拦，但都没有开枪。一些部队在出发之际，指挥官还再三向官兵们强调不许开枪。
   
    既然中共当局对下令开枪一事讳莫如深，自然也就不会公布相关的资料。目前能够搜寻到的资料，主要是一些参与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署名文章，刊载于《戒严一日》一书中。这些署名文章虽然经过编辑者和审查者的精心审核，但或多或少遗留了一些有关开枪命令的蛛丝马迹，从而证明了的确是有过开枪命令。
   
    署名文章之一：北京军区联勤部助理员傅水生中校在题为《难忘的8天8夜》的文章中写道：
    “（1989年6月4日）零时左右，部队有关首长相继来到大会堂。随后政府有关领导也来了。一块决策清场计划。为了减少冲突和避免流血，将军们、领导们彻夜未眠。（6月4日凌晨）1时许，旅两名军官浑身是血、满脸是伤，跑到指挥部向首长报告部队到达指定位置。首长询问部队情况，他们说徒步上来，受伤严重，所带干粮被烧被抢。‘为什么不鸣枪？’‘只接到不准开枪的命令。’”
   
    傅水生文章中所提到的“指挥部”，是指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设立在人民大会堂内的清场指挥部；所提到的“首长”，不是指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就是指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所提到的“旅两名军官”，很可能是陆军第54集团军的军官，在各解放军戒严部队中，只有陆军第54集团军因为与上级失去了通讯联系而没有收到开枪的命令。
   
    从傅水生文章中“首长”的问话，可以得知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确曾经下达过开枪命令；而从“旅两名军官”的回答，可以得知开枪命令是在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向目标挺进的过程中下达的，因为“旅两名军官”所在的这支解放军戒严部队从驻地出发时，“只接到不准开枪的命令”。
   
    傅水生中校当时作为北京军区后勤指挥部的成员，奉命提前进驻人民大会堂，负责给参与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提供后勤保障，一直与北京军区的指挥官们待在一起，他在署名文章中所记录的亲身经历应该是可靠的。【注释1】
   
    署名文章之二：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在题为《再度京华》的文章中写道：
   
    “（1989年）6月3日23时10分，有个穿便衣的人说什么也要见我，说有重要指示传达。我见了他，他掏出工作证，是某领导机关的副部长，来传达上级首长指示，命令部队当晚一定要到达指定位置。必要时可以果断处置。他刚传达完，军区前指也来指示，通报了万寿路戒严部队鸣枪示警驱散人群，迅速开进的情况。”
   
    吴家民文章中所提到的“军区前指”，指的是解放军沈阳军区前进指挥部，陆军第40集团军隶属于沈阳军区；在万寿路开枪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指的是陆军第38集团军。
   
    吴家民在该篇文章中还写道，在接到开枪命令后，他和陆军第40集团军的指挥官们表示“坚决执行上级首长命令”，随即向属下部队作了转达，并命令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组成防暴队（又称“接应分队”），“鸣枪示警”接应各受阻部队。【注释2】
   
    署名文章之三：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左印生大校在题为《戒严日记六则》的文章中提到“对空鸣枪”，显示该部队开过枪，显然也曾接到过开枪的命令，相关的文字记载如下：
   
    “（1989年6月3日）17时整，我奉命带领部队从南往北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由于歹徒混杂在不明真相的市民、学生当中，把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全部地倾泻到戒严部队官兵的身上，他们用种种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谩骂我们，用砖块、瓦片、木棒和燃烧瓶殴打我们，致使部分官兵受伤，我也受了伤。部队严重受阻。
   
    面对这种状况，我立即提出要求：各级指挥员都要站在最主要的指挥位置，随时让部队看到自己的身影，听到自己的声音。对群众的过激言行要克制和忍让，采取‘打大雷不下雨点’的办法（即端枪上刺刀，对空鸣枪，产生威慑力量）。我让鸣枪示警的战士全部站在队列正中央，以免误伤群众，部队呼喊着口号，奋勇向前开进，效果非常好，群众逐渐散开了。”【注释3】
   
    署名文章之四：陆军第64集团军副军长刘书明大校和军副政治委员张传苗大校在两个人合写的、题为《走向德胜门》的文章中写道：
   
    “上级指示：可以对空鸣枪。我们立即下令：对空鸣枪，驱散人群，分别突进。（1989年6月4日）9时24分，两个团终于到达德胜门。两对网着血丝的眼睛对视着，同时长长地吁出口气。”【注释4】
   
    署名文章之五：陆军第40集团军上尉干事胡卫平在题为《京顺路一夜》的文章中写道：
   
    “说实在话，（1989年）6月3日那天夜里我主动请求任务时，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因为北京的动乱已经变成反革命暴乱，当时情形相当严重。
   
    ‘我们有两个团被围在京顺路东坝河一带。你们抄小路赶到炮兵旅，组织防暴队，带上广播车，必要时可采取对空鸣枪警告的办法，接应部队突围。保证按时到位。’去炮兵旅的路上，我耳边响着军长的话。
   
    我看看表，已是（6月）4日零点50分。”
   
    胡卫平在文章中说，陆军第40集团军参谋长杨福臣大校在接获开枪命令后立即“向炮兵旅下达了组织防暴队的命令。部队开始紧张地准备广播车、武器和器械。”【注释5】
   
    署名文章之六：陆军第20集团军步兵第58师步兵第173团上士朱双喜在题为《两退两进都是情》的文章中写道：
   
    “（1989年）6月3日下午5点20分，我团880名官兵从临时营地京郊南苑机场出发，急行军25公里，一路上16次遭群众围攻拦阻，511人受伤，于4日凌晨2点，行进到天坛公园东门外，团队被分割成三截。我作为一名报道员，也和3百名战友一起被6万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挤压在公路旁的铁栏杆和公园围墙上，动弹不得。……
   
    这时，团长蹲到政委李成星身旁，耳语了一阵，然后挨近我们，示意我和十几名战士围成一圈，并派出6名战士在外围警戒，不让市民靠近。我正纳闷，一只用被子裹着的木箱轻轻放到了我们面前。沉重的箱子迅速启开了，露出一粒粒晶亮的子弹！团长把子弹分发给十七名射击过硬的干部，轻声作了交代。……
   
    （6月4日凌晨）4点5分，6万多围堵的市民果然散去了将近一半。只见团长猛地掐灭烟头，站起身来，喊道：‘部队集合！立正----！----向右看----齐！’
   
    一声令下，官兵们顿时忘记了疲劳、饥饿和伤痛，一跃而起，面向天安门方向巍然挺立。市民群中也‘嗡’地躁动起来，齐声喊道：‘把头掉过去！’‘把头掉过去！’‘不准镇压学生！’
   
    ……
   
    然而，部队后撤大约30米，团长突然下令立定、向后转。人群中复又一阵骚动，接着一拥而上，围住了部队。团长沉思片刻，只得重令部队后撤。
   
    10米，20米，30米，正行进间，只听一声‘立定’、‘向后转’，队伍又一次刹住脚步，猛地转过身来。队伍两侧几个‘陪行’的年轻人仿佛明白了什么，喊道：‘拦住他们……’然而就在这时，‘哒哒哒哒……’第一组四名军官一齐对空射击，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夜空。”
   
    朱双喜文章中所提到的下令开枪的团长，指的是陆军第20集团军步兵第58师步兵第173团团长陈荣富。【注释6】
   
    署名文章之七：陆军第40集团军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处长刘新力上校在题为《八闯三元桥》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从沙河机场出发的时间是（1989年）6月3日15时50分。……军长当即决定首先组织A团出发，由我任组长，带一名作训参谋、一名通信参谋和一部10瓦电台组成军先遣指挥组和A团一起赶到东直门，在海运仓开设指挥部。……
   
    半夜零点，我们赶到海运仓时，又接到军长的指示，命令部队一定要在拂晓前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必要时可以对空鸣枪示警。同时获悉军杨参谋长正在组织防暴队准备配合行动。我接到命令，马上借了自行车，与徐参谋一起先赶到东直门。……我秘密找到A团作训股长，传达了上级指示，告诉他们秘密发子弹，听到枪声，马上组织突围，占领立交桥。
   
    接着我又骑自行车经三元桥赶回东坝河，这时已是4日凌晨1时左右，我和徐参谋分头把C团团长、政委、参谋长、作训股长、A团1营和炮营营长、2营教导员等人悄悄找来，着便衣躲进两条公路中间的树林里秘密开会，传达军长的指示，具体明确了两个团鸣枪突围的协同动作。……”
   
    刘新力文章中所提到的“军长”指的是陆军第40集团军的军长吴家民少将，“杨参谋长”指的是陆军第40集团军的参谋长杨福臣大校。【注释7】
   
    署名文章之八：陆军第40集团军参谋长杨福臣大校在题为《奇速用兵太阳宫》的文章中写道：
   
    “当时的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20时左右。我按军分层次交替指挥的方案，前出到太阳宫实施指挥。部队受阻与群众搅在一起，通信工具也被砸坏了，无法进行联络。……正在百思不得其策的情况下，恰好这时上级下达了可以对空鸣枪示警的指示。军里研究决定组织接应部队，帮助受阻部队解围。……
   
    接应部队开上去了，还不错，9台进口奔驰车，一齐呼叫，32支冲锋枪，一起对空点射，围堵的人一下子就吓得散开了，部队突围成功了。听到消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这时的时间是4日的3时10分。”【注释8】
   
    署名文章之九：解放军画报社摄影记者李靖在题为《镜头下的长安街》的文章中写道：
   
    “（1989年6月3日）晚上9点多钟，我骑着自行车离开西单，向西返回。行至木樨地，只见人群攒动。突然，前方传来一声巨响，一团火光从军事博物馆方向冲天而起。我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顿时忘记了一天的疲劳、饥饿与干渴，把自行车往桥头一扔，撒腿便向军博（军事博物馆）方向跑去。
   
    在木樨地，我不顾一切地冲进人群，抢拍暴徒向部队砸砖头的镜头，闪光灯一亮，一群人马上冲上来将我团团围住，质问我是干什么的，拍他们砸砖头是什么意思？有的还大喊大叫要砸碎我的相机。……
   
    为了留下暴徒的更多罪证，我仍没有离开逐渐向东后退的人群，边退边拍。直到10点多钟，自我感觉拍得差不多了，才开始考虑如何进入部队，随部队前进。
   
    战士们见我身穿便衣径直朝他们跑去，老远便喝令我站住，边喊边向我冲过来。我大喊一声：‘别动，我是军人！’并迅速掏出记者证。战士们检查过证件，大声说：‘你不要命了，谁让你到这儿来的，快到后边去。’
   
    先头部队之后是三路军车。我在车队里穿来穿去，想找到一位部队的摄影员，这样便能保证安全，更好开展工作。可是，转悠了半天，毫无结果。由于身穿便衣，在队伍中十分显眼，一再遇到盘查。
   
    从军博到木樨地不足一公里，部队走了两个多钟头。受伤战士不断增加，部队又这样迟迟不能按计划开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战士们被迫朝天鸣枪示警。然而，少数暴徒仍十分猖獗，他们将几辆电车和军车推到木樨地桥头，放火点燃。面对这些肆虐的暴徒，破坏国家财产的现行罪犯，如果再手软，便是对人民犯罪。战士开枪击毙了少数暴徒。……”
   
    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署名文章里，很少提到开枪，凡是提到开枪，总是千篇一律地宣称“对空鸣枪”，只有李靖在文章中提到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开枪击毙了少数暴徒”。【注释9】
   
    署名文章之十：中校干事赵晓强在题为《我所经历的开进和清场》的文章中写道：
   
    “（1989年）6月4日凌晨，我作为上级机关派往某戒严部队工作组成员，跟随该部指挥所带第2梯队乘车沿南苑路向天安门开进，途中受阻于凉水河桥南侧，不得已改为徒步行进。同时在此受阻的还有某师3个团的部分官兵，他们与上级中断了通信联络，正一筹莫展。我和戒严部队的左印生副军长商量后，由我出面召集3个团领导和该部旅以上干部到附近居民柴草垛旁，开了个协调会。我说明我的身份后，传达了可以鸣枪示警开路的精神。”
   
    赵晓强文章中所提到的“左印生副军长”，是空降兵第15军的副军长。赵晓强是上级机关派往空降兵第15军的随军工作组成员，实际上是扮演“监军”的角色。【注释10】
   
    上述署名文章的作者，除了解放军画报社摄影记者李靖，都是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是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参与者和当事人，他们的署名文章显示，奉命向天安门广场等目标挺进的解放军戒严部队，除了陆军第54集团军没有接到开枪的命令，其它的部队，包括空降兵第15军、陆军第20集团军、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40集团军，都接到了开枪的命令。
   
    这些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在署名文章中，凡是谈到开枪命令或奉命开枪的时候，都说是对空鸣枪警告。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数以百计的北京市民和学生怎么会中弹死亡的？难道那些中弹死亡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当时都在空中飞翔不成？
   
    笔者搜集、阅读了大量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亲历者的资料，可以断定，解放军戒严部队最早开枪的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也就是说，开枪命令是在6月3日晚上10点钟之前下达的。
    开枪命令是如何下达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军队的命令自然是通过军用电台下达的，但是，1989年6月3日晚上，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向目标进军的时候，北京城内全民“截”兵，情况非常混乱，很多部队不得不改乘车开进为徒步开进，电台通信车没有跟上。功率不大的携带式军用通讯电台在建筑物林立的北京城内不起作用，或是身背电台的通信兵与指挥官失散。参与围堵的民众中有不少是解放军退伍军人或转业军人，他们知道通信联络在部队开进中的重要作用，带头或指导民众重点围堵部队的通讯电台车和通信兵，许多部队因此与上级失去联络。
   
    陆军第40集团军前进指挥部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开进途中的部队失去联络，该集团军前进指挥部当时设立在建国门附近的一栋房子里，由于四周高楼林立，军用电台不起作用，军长吴家民急得到处乱窜，最后只好派遣集团军司令部炮兵参谋安卫平骑自行车外出联络。
   
    许多部队不是通过军用电台收到开枪命令的，而是由上级机关派遣专人传达的。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就提到，是一位身穿便衣的“某领导机关的副部长”前来传达开枪命令。此外，沈阳军区前进指挥部司机、专业军士王洪祥透露：1989年6月3日22时30分，上级下了一道命令（极可能是开枪命令），指挥部要求下达到各部队。于是，王洪祥开车送作战处唐处长和一名参谋到各部队传达命令。【注释11】
   
    各部队接到开枪命令的时间有先有后，沿着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陆军第38集团军最先接到开枪命令，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前夕。陆军第38集团军政治委员王福义在题为《铁流东进天安门》的署名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部队提前半小时，于9时半出发，浩浩荡荡往东挺进。走出不远，车队又停住。这时，政治部一位干事急急从前边跑来报告说，张副军长（张美远少将）到军博（军事博物馆）开会，军区陈副政委（陈培民中将）让我到前边去。”
   
    副军长（代军长）张美远在率领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紧要关头，却被临时召集到军事博物馆开会，显然是去接受紧急而重要的命令。这时侯，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和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率领前进指挥部刚刚抵达军事博物馆。
   
    张美远返回部队后不久，陆军第38集团军官兵紧接着就在万寿路、五棵松路一带开枪，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宋晓明是已知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最早遇难者，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在五棵松路口一带中弹身亡。这个情况与许多目击证人所提供的亲身经历相吻合。目擊證人王曉明在题为《《目擊實錄》》的回忆文章中就明确提出：“6月3日晚9時，我看到位於西長安街與北三環路交叉的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處起火。隔了十幾分鐘，又起了一堆火。6月3日晚10點整，從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處響起爆炸聲。聲音間斷，比機槍聲響亮。緊接著我看到從公主墳環型交叉口至軍事博物館前騰起了一串煙霧（後來知道是軍人在放催淚彈）。此時從西長安街方向傳來眾人的呐喊聲（從聲音中聽得出西長安街上擠滿了人）。約10點過5分，從木樨地和總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大樓----作者注）方向傳來了眾人唱《國際歌》的聲音。10點10分以後，槍聲越來越密，後來槍聲像下雨一樣。”【注釋12】
   
    事实正是如此，陆军第38集团军部队在距离军事博物馆不到一公里路程的木樨地一带开始大规模开枪，民众死伤惨重。
   
    凡是接到了开枪命令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无一例外地都开了枪，包括陆军第20集团军、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40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当然，开枪的情况有所不同，一些部队的确只是对空鸣枪。有关各部队开枪的具体情况在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的专门篇章中有详细记录。
   
    在第一批向天安门广场等目标挺进的部队中，唯一没有接到开枪命令的是陆军第54集团军。该集团军虽然在向天安门广场挺进时也携带了子弹，但都统一装在子弹箱中，交由专人保管，始终没有将子弹分发到官兵手中。
   
    开枪命令虽然是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过程中才下达的，原因是遭遇到群众的强力阻拦，但下达开枪命令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事先已有所准备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在下达进军命令的时候，就明确要求各部队必须“全副武装，在遇到阻拦时采取一切强行措施”，因此，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出发时均携带了包括子弹在内的武器装备，只是多数部队在接到开枪命令之前，统一将携带的子弹装在箱子中，交由专人保管，没有分发到官兵手中，在接到开枪命令后，才将子弹分发下去。在此之前，除了一些特定的军官，其余军人的枪膛中均无子弹。
   
    开枪命令是从那个层级下达的？从现有资料来看，开枪命令是通过各大军区前进指挥部下达到军一级指挥部，然后逐级下达。各大军区“不约而同”在同一时间下达了开枪命令，说明开枪命令来自于他们的同一个上级机关----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而解放军戒严指挥部直接受中央军委指挥，总指挥刘华清本身就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开枪命令是中央军委下达的，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杨尚昆不可能不知情。杨尚昆是一个谨小慎微之人，不会擅自做出开枪的决定，开枪命令一定是经过集体讨论的，并得到邓小平的许可。何况杨尚昆一开始支持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不赞同采用强力镇压的方式，不可能擅自做出开枪的决定。
   
    【注释1】刊载于《戒严一日》下集第237页至第248页。
   
    【注释2】刊载于《戒严一日》下集第91页至第95页。
   
    【注释3】刊载于《戒严一日》上集第185页至第189页。
   
    【注释4】刊载于《戒严一日》下集第154页至第158页。
   
    【注释5】刊载于《戒严一日》下集第101页至第106页。
   
    【注释6】刊载于《戒严一日》上集第209页至第212页。
   
    【注释7】刊载于《戒严一日》上集第224页至第232页。
   
    【注释8】刊载于《戒严一日》上集第251页至第254页。
   
    【注释9】刊载于《戒严一日》上集第175页至第181页。
   
    【注释10】刊载于《戒严一日》下集第208页至第215页。
   
    【注释11】参见《大胡子兵自传》一文，刊载于《戒严一日》一书上集第305页至第307页。
   
    【注释12】刊载于美国网络中文杂志《华夏文摘》增刊第38期，1994年6月4日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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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2009年首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
   
    作者电邮：yenhua2000@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