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移民：寻找安全感 担心国内的仇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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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人移民：寻找安全感 担心国内的仇富情绪

环球华报

根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 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

富豪群体的移民，从现实影响上看就是中国高端人才的流失与财富向海外的转移。

在每年外管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误差与遗漏”列项，通常被视为资本经非正式途径流进或流出的数据。以往专家测算中国资本外逃的数据，多以此为参考。但近年来热钱涌入中国境内增多，这一数据已无法反应中国资本外逃的实际情形。因此，对于这些富豪移民所引致的资本外逃数目，无从测算。

具体到每个人的移民理由，有人表示是为了孩子；有人表示是为了新的生活方式，有人是为了寻找安全感，担心国内的仇富情绪，担心哪天又要被均贫富等等。

寻找安全感

移民的目的地，除了美国这一传统的投资移民目的国之外，很多华人富豪首选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的移民政策较为宽松，且当地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华人社区，移民后 容易融入华人社区的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

现年44岁的老李从建筑业白手起家，经过十余年的勤劳肯干，苦心经营，现在资产在3亿元以上，山东有一个搅拌厂，还买了一块5000平方米左右的商业广场，以及几家稍小型的数码类公司。

两年前，他先将17岁的大儿子送到加拿大多伦多读高中。在探望儿子期间几次往返，亲历了加拿大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环境，他开始萌生移民的念头。

除了子女教育，让老李坚定移民决心的原因更主要还是国内投资环境的变化。而中国社会对财富 “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他时时找不到安全感。

2009年年中，金融危机还在延续，而当时国内的政策走向也看不清楚。“我选择这条路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二、各种税费太高；三、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老李说。

老李已经在多伦多购买一幢500平方米的别墅，算是安定下来了。“对于国内的事业，我也不准备再有多大的发展了，除非有特别好的机会。”

换种生活方式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国度外，一些不见经传的小国也正积极向国内富豪们兜售他们的移民资格。以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为例，这个小国最大吸引力就是低税率和来去自由。

移民到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价格只要买上一幢海滨别墅(移民的投资下限是35万美元)，再走一下例行的申请、体检和评估手续，就可以获得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的公民身份。这个身 份可以带来的好处是：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是英联邦国家，其护照在全球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免签；那儿是避税天堂，对于外国迁入居民免征各种税收。

48 岁的刘青山在上海市郊拥有一家生产玻璃制品的企业，雇员200多人，个人资产数亿。

比起上海灰蓝的天空与嘈杂的车声人声，刘青山自然更向往在加勒比海海滩休闲式的生活。那儿没有尾气污染，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拥挤的人群。移民，已经是刘青山多年来的打算。现在，他准备让这个愿望变为现实了。

刘青山说：“我 们这代人总被教育要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小时候家里很穷，学生时代被沉重的功课压得抬不起头，工作后要看领导脸色，自己做企业后天天绷着一根弦，要为底 下的几百号员工负责，也要陪工商税务、客户关系吃饭喝酒。钱是挣到了一些，但却是以身体健康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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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是挣到了一些，但却是以身体健康为代价的。:bad_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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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述思   
   
     在中国，广泛认同的成功标志是：混成大官、大款、大腕——简称三大。
   
    　　现在好多托改革开放的福、名利双收的人开始怀着莫测的动机，决定带着颜色不一的财富投奔西方世界。
   
    　　好多人说他们不爱国。
   
    　　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俺特别反感用爱国、道德绑架任何人。包括大款。现在日理万机的姚明还不容易在美国生个千金，结果入哪国国籍竟成了公共话题。那是人家私事，好多明星本人都以方便工作为由亲自加入友邦国籍也没见舆情能拦得住，何况明星的千金呢？看看祖国那生生将万千花朵摧残成读书机器的教育制度，再看看逐渐向国家防恐基地发展的学校，俺倒建议姚千金先入美国籍吧，好接受一下人类正常的教育，拥有健全的人格和开放的心态，然后长大后再报效祖国不迟。
   
    　　大款移民就很复杂。不瞒你说，肯定其中有潜伏的赖昌星。但您要说都是，又有些盲目仇富。根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其中多少拥有绿卡目前是个谜。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
   
    　　 其中包括俺的一位多年的朋友。俺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其中三味让人深思。
   
    　　他说：我没有原罪。只是托股市楼市的福，加上有同学在证券公司当参谋，07年先在股市挣到了将近5000万，然后08年迅速杀到楼市——挣了两个亿。现在好多人骂贫富不均，权钱交易严重，但其实仅从股市、楼市看，国家其实给至少是中产阶层创造的发财机会是均等的，可惜我们这个封建社会历史悠久的社会，对资本时代的到来普遍准备不足，迷恋原始的勤劳致富，结果在体制不健全的今天，错过了太多投资致富的机会——至今我都认为现在国家宏观调控楼市的主要结果是为中产阶层创造了最后拥有住房甚至资产保值增值的机会，只是比我最初门槛高多了。
   
    　　发家后，他感到自己当寓公太年轻了，于是投资做实业，入股了一家民营公司，做基建工程配套设施，但很快发现，这个行当水太深，“不行贿几乎拿不到任何挣钱的项目，我还惊讶地发现，好多在本国遵纪守法的跨国公司也行贿。再有就是在这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人情构建的潜规则太重要了，随着金融危机以来国进民退的提速，公权力对微观经济干预的加剧，为了获得贷款、原材料，必须每天当政府官员的三陪，天天陪吃陪喝陪出国，还要送礼，倒能挣到钱，但内心的屈辱感和扭曲感与日俱增，我最爱看的电影是香港的《无间道》——我就像潜伏在警察局的黑社会线人，那些挣的利润真深究起来，不少是违法所得。”
   
    　　“后来，我决定不趟这浑水了，自己创业，依旧做实体经济，实业救国，但中国创业太难了，光与政府机构的沟通成本都是很多人承受不了的——除非你学会适应潜规则，继续无间道。加上不尊重知识产权成了整个经济的癌症，大家都在急功近利地挣快钱。我很同情那些被城管驱赶的街头小贩——从创业的角度，我们的命运本质是一致的。后来，我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在英国，青年人有80%愿意创业，而中国有80%的人愿意当公务员。”
   
    　　“那时候，我还不想撤退，托祖国的福，我毕竟挣到了很多人几辈子没有的钱，便想做点公益事业，但我发现，中国的公益机构太官僚化了，管理成本高，运作不透明还效率低下，您为地震捐出的银子根本不知道是否会落实到灾民手里，开个退税证明还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他说：我很早就摆脱衣食之忧，自己想继续为国家做点贡献屡屡受挫后，便将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我运气很好，有一对龙凤胎，现在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好在有钱又有些关系，择校进一家重点小学没问题，但我真的不认同现在的教育制度和理念，那不是活活地逼疯孩子吗——每天不仅上全世界最沉重的功课，还要假装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去苦学学校喜欢而孩子厌恶的奥数、钢琴和各类才艺，不然就会输在起跑线上。”
   
    　　他最后说：我很热爱这个国家，也想在发财后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但我渴望这个时代能尽快进行体制变革，给很多致富试图思源的人创造更适宜生存的阳光、空气、温度和水。不然就有可能导致致富者人人皆有罪的杯具。首富黄光裕的锒铛入狱是耐人寻味的——谁的罪与罚更多呢？
   
    　　他相信祖国的明天更美好。美好的前提是人人都有公平致富的可能。现在他将满腔热忱寄托到下一代身上——但愿我们这一代完全地承受体制转轨的阵痛，为未来留下光明和希望。
   
    　　 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要盲目谴责那些中国式先富而移民的“白求恩”，但应警惕那些靠权力寻租一夜暴富的权贵及其后代大量出逃。更期待随着国内制度的改良，欢迎那些带着财富、知识、技术精英，带着憧憬和梦想涌入中国。毕竟，中国目前各类精英的流失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