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的悲剧是如何酿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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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黄光裕被控经济犯罪一案，在北京一审宣判，黄光裕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6亿元，没收非法所得2亿元。

无论是对黄光裕、他的家庭以及国美集团，还是对整个中国民营经济界，甚至对无数曾以黄光裕为榜样的奋斗中的青年群体而言，这都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黄光裕从一个小店主起家，逐步迈向成功之路并三度登上中国富豪排行榜首，又在顷刻间轰然倒塌沦为阶下囚，其命运的跌宕以及社会因此产生的无限感慨，活脱脱一出令人唏嘘的悲剧。看到这样的悲剧，一方面为黄光裕本人的命运剧变遗憾，另一方面更担忧于这一事件可能产生的严重负面社会效应。

在法治社会，黄光裕为持续违法行为付出自由和金钱的代价，这是必然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关注黄光裕案，不能仅抱着娱乐或看客的心态，而应当从社会成因、防范机制等纵深层面分析和思考。毕竟，今天倒下了黄光裕，我们不希望明天再出李光裕、刘光裕……

黄光裕获罪，首先是他个人私欲膨胀、无视法律和规则的结果。作为商人，黄光裕的很多行为带有功利目的，这本应得到理解。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一个人以违反规则和法律并不惜牺牲他人利益的行为谋求私利时，就应受到惩罚。

纵观一审法院认定黄光裕所犯之罪，其实都是“弱智型”犯罪，因为这些犯罪很容易引起外界和有关部门注意，很容易留下证据，很容易被查获。作为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首富，黄光裕居然无视这些常识和风险铤而走险，说明法律和规则在他心目中曾多么淡漠。

一些富人迷信金钱，一些官员迷信权力，又源于这个社会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法制现状，司法和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选择性执法，催生了非公平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又强化了金钱与权力对规则与法律的替代与压制意识。正是在金钱和权力对法律的凌驾中，黄光裕们不知不觉走进了自己构筑的囹圄。

黄光裕的悲剧，也和资本运营的非公平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时至今日，中国虽经数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但市场竞争的公平依然不够。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在立法参与、资源获取、政策保障、政府支持、市场准入等方面有巨大差异。

坐牢的黄光裕应该会有所自省，而社会也有必要作出反思。促进司法公平和执法公正，改善市场公平环境，可能避免更多的民营企业主和其他非国有经营主体误入漠视法律迷信金钱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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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光裕被抓之后，大江南北先后有多位高官落马。其中包括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据称黄供述中提到过此人，在黄被抓后，此人还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公开提出对企业高管 “慎用拘留、逮捕措施”的要求，舆论普遍猜测是为黄光裕辩护的。目前此案尚未进入司法程序，此人是否收了黄的贿赂并且为黄干过违法违纪的事，只有等宣判之日才能揭开谜底了。此人也许是黄的保护伞，但很可能不是因为黄光裕案发而是因为别的事情败露而被双规的。如果此人因为黄案被双规，黄光裕不太可能摆脱行贿罪的指控。

除此之外，还有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和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等，均曾传出与黄光裕案相关的消息，但这些落马官员也都不在判决涉及的范围之列。据悉，郑少东、陈绍基、王华元、许宗衡都是广东官员，陈绍基和郑少东都曾在广东省公安厅工作，郑一直在陈手下工作。郑在1998年侦破震惊粤港两地的张子强案，陈绍基是幕后总指挥。而王华元1996年后开始在广东省相关政府部门任职，1998年至2006年曾担任广东省纪委书记。有消息称，王华元被调查主要涉及其在广东任职期间的相关问题。而许宗衡1993年到深圳工作，2000年开始担任深圳市委组织部正局级副部长。也许他们压根儿就与黄光裕无关，或者也不是因为黄而出事的，只是出事时间刚好在黄被抓之后而已。

在黄光裕的官商关系图上，据说还有原最高人民法院的黄松有，以及原商务部条法司的郭京毅。但在黄松有的判决中并未出现黄光裕的名字，而在检方指控郭京毅的四宗罪中，确有检方认定：2004年至 2007年间，郭京毅为国美电器公司在股权变更、反垄断审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分两次给予的人民币110万元,但在黄光裕案中并未据此对黄光裕做出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