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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3 07: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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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出路
“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思想。回过头再看,当时的思想先驱至少在两方面存在盲点,其一是私有产权,其二是发展金融与保险市场,这二者是实现自由、民主、法治的经济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自己的私有产权而是靠“领导批准”谋生,那么个人就没有声张自己权利的财产基础,自由、民主、法治当然无从谈起;如果没有市场提供的保险与金融品种让你去规避自己一辈子的生活风险,那么在你打倒“孔家店”、失去了“家”这个传统的互助保障体系之后,你会对未来充满着不安,这时你也不会有底气去争取个人的自由与民主权利。如果没有这两类经济基础,打倒“孔家店”之后,你又不得不重建“孔家店”。也正因为80几年前的思想先驱以及后来者都缺乏这种认知,所以,那之后的政权还去试过不同的制度安排,甚至走过与这两个基础要素完全相反的路,到最后当然就无法实现“五.四”民主自由理想。
这些认知盲点的确也跟中国学术历来轻 “术”的传统有关,因为经济学、金融学都是太低级的“术”,所以,看不到这些也不奇怪。遗憾的是,时下的新儒家学者还是不能走出用文化来谈文化的圈圈,特别是以儒家文化来评价儒家文化,其结论当然不会是别的,用“四书五经”来看“四书五经”,只能是越看越美。如果脱离传统儒家社会的实践现实,不去研究特定文化背后的成因(特别是经济成因),不能看到儒家体系只是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一种,那么得出“以中华文明整合世界”这样的认识就不奇怪了。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则不然。—— 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在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的农业社会里,生存是一个永恒的挑战,所以“家”的功能很难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险互助,温情脉脉会过于奢侈,这种社会可能必须要有“刚性”的家庭结构,要阉割个性,否则“家”之内的经济交易就很难有确定性,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传统农业文化的共性。在近代西方社会的生产力上升、人们的收入超出温饱之后,“家”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保险市场来胜任,这时的“家”文化没必要那么“刚性”,也不必约束个人的自由,因为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的,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交流才是自愿真诚的,才不是出于“义务”责任感而为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儿女都会照顾父母老人,只不过前者可能更多出于“义务”责任感,而后者是出自“爱”,差别即在此。
儒家学者说,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侧重精神生活的境界。—— 这种结论很难站住脚。儒家文化强调压抑个人世界、阉割个性,让你只知道你的名分,让你丝毫不能有质疑、挑战长者或权威的动向,让你只能按照士大夫给你设定的麻木人生去过日子。相比之下,西方“家”文化已经走出利益交易功能,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让你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世界观去不受制约地最大化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种是被阉割个性的精神文明,另一种是个性自由被最大化了的精神文明,哪种境界更高、更能丰富人生之体念?
从北京、丹东这样的大中城市的文化观念变化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证券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大中城市的“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经济功能也逐步由金融市场取代,看到儿女时父母首先想到的不再是自己的投资和养老保障,也不再把儿女当成自己的财产,“家”已主要是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地方。家庭生活不再死气沉沉,而是越来越有个性,父母跟子女间的交往也日益平等,个人自由在中国终于有了更好的基础。这是中国主流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社会,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就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生产能力低下时,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牺牲个人与家庭;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部落归缩到宗族、家族,然后再归缩到离个人更近的“家”;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使个人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北京、丹东等大中城市文化观念的变迁即证明人类追求自由的自然倾向,这一点不会因人种而异。因此,在今天的发展水平上,儒家基于“三纲”的家文化和由此延伸的政治哲学可以休矣。
文后语
当然,像前面谈到的“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之类的呼吁已不是第一次。据袁伟时先生在《告别中世纪》一书中所讲,早在1901年,也就是在鸦片战争败给英国、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义和团运动让中国败给八国联军之后,就在清朝廷被迫逃命到西安、中国自己身处亡国危机的时候,辜鸿铭先生声称“… 人类未来文明 … 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 以中华文明拯救世界的呼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进一步达到高潮,其中梁启超的言论尤为突出,“我希望我们可爱的年轻人,… 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充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 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全人类都得到他的好处。… 我们的年轻人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那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6]
前辈们的超脱和大公无私当然令人敬佩,但是这些勇敢背后可能难以找到学理基础。1901年和1919年前后,都是中国自己国难当头、国家前景渺茫的时期,那时还主张拿让中国走到那种亡国境界的文化体系去救他国的命,这的确需要超强的勇气。另外一种解释是,中国传统学问存在根本性的“实证”盲点,让文人把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遭遇跟中国文化脱离开来,认为那些落后挨打不是传统中华文化所致,而是由外国人所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情况跟那时期正好相反,中国经济今天正在崛起,这时我们只愿意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归结于中华文化,跟世界整体发展无关。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处境不好,那是别人强加于我的;如果我们成功,那完全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文明似乎总是上等的。于是,在中国经济今天处于崛起势头时期,再次听到“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就不奇怪了。
但是,在我们对制度文化的成因有更深入了解之后,“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的口号是否还显得有意义呢?
[1]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作者特别感谢杜俊林、袁为鹏、曹辉宁、茅于轼、李利明、韦森、文贯中、龙登高、李健、Helen Siu、周年洋、周克成、杨培鸿、鲁西奇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与建议。
[2] 邓云特,《中国灾荒史》,上海书店,1937年,第54页。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4] C.F. Trenerry,1926,《The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of Insurance》,P.S. King & Son, LTD.,第26页。
[5] Aaron Gurevich, 1995,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Individualism》,Blackwell Publishers, 第1页。
[6]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37至3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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