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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退休警察的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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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31 01:23: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 位退休警察的


     
   


     
(纪实文学连载之二)

*吴学良** *

第二章     对两位母亲的罪愆

(一)

劳教农场允许劳教分子的家属在规定的时间探望父母、子女、丈夫或妻子,要求协
助政府规劝他们认罪服法,洗心革面,积极改造,脱胎换骨,争取早日回家团聚。
我母亲第三次来探望我时,与江大组长的母亲在下了长途班车的徒步跋涉中不期而
遇,走到了一起。

这天正好是农历的清明时节,风雨潇潇,路滑泥泞。我毋亲看到一位体质孱弱,白
发苍苍的老妪,左手撑着雨伞,肘部吊着个麦秸编织的提篮;右手柱看根竹枚,步
履蹒跚,摇摇晃晃,突然一跤跌倒在地,急忙把她拉了起来,搀扶著同行。两人边
走边攀谈,得知彼此都是到劳教农场探望独生儿子,于是,同病相怜,立即像故交
老友似地絮絮叨叨诉说起各自的家常来……

白发老妪就是领导我劳动改造的大组长江承孝的母亲。

两人走到劳教队时,雨过天晴,赶来探望劳教分子的家属扶老携幼,在队部办公室
门口排成了长龙,等侯管教干部逐人进行登记,检查带来给劳教分子的物品。那时
尚未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探望家属须持有所在单位或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带
来的东西多是糕点、糖果、卤肉、猪油、香菸等食物和衣服、鞋袜、牙刷、牙膏、
肥皂、手纸等日常生活用品,都允许劳教分子收受。

这个劳教队地处偏僻的半山区,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岩石,一向杳无人烟,荒凉得一
棵树都没有,原先的劳改队犯人开垦为种植包谷、洋芋、果树的山地,土壤贫脊,
产量很低。房屋都是乾打叠的土坯墙、茅草顶,就连队部的办公室和干部宿舍也都
十分简陋,更不可能有专门供探望双方遮风避雨的会见室,每次会见,都只能让他
们在队部办公室周围的旷野里各自找个地方交谈。管教干部和武装看守人数寥寥,
也不可能对每个劳教分子与家属的会见进行监视监听,只有在周围往来巡逻,防止
劳教分子趁机逃跑。

旷野空阔,灌木丛生,茅草过膝,人群嘈杂,但没人逃跑。只有一个来自学校教
师、身怀六甲,名叫竺敏的女右派分子,与出差外地归来探望她的丈夫抱头痛哭,
被武装看守一把拉开:“规矩点!规矩点!大白日青天,莫伤风败俗。”


(二)

我与江承孝同时找到各自的母亲,她俩紧挨在一起正翘首张望,看到儿子都很高
兴。由于雨后遍地积水潮湿,无处可坐,只能站著说话。

江承孝一眼看到他母亲满身泥污,禁不住悲从中来:“妈呀,天下雨您就不要来了
嘛。”

“要来呢,要来呢。”江母歎了口气,“我来不了几次啦。唉!癞蛤蟆被牛踩着——浑
身都是病,恐怕活不了几天啰!”

江承孝哭了起来:“妈,儿子不孝,儿子对不起您!您把我养这么大,我没有让您
过上一天好日子,反而让您处处为我操心。”

“莫哭,莫哭。妈不怪你,是妈的命不好。妈前天去慈恩寺求籤,签上说我前世没
好好修行,所以今世才遭罪。”江母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掌为儿子抹去泪水,“儿呀,
你一定要听政府的话,好好劳动改造。”

“妈,我好好改造着呢,队长都表扬我了,您就放心吧。”

“这就好啰!这就好啰!”江母边说边从提篮里拿出带来的食物。东西不多:两块蒸
糕、两个烙饼、两个卤鸡蛋、一包香菸、一包花生和一小瓶白酒,颤巍巍地塞到儿
子手里。

江承孝拿了菸、酒、花生说:“妈,这些我留下,别的东西您带回去自已吃。”

“都给你、都给你。”江母再次塞给儿子,“这些东西本来是今天清明上坟用的,因
为来看你,我昨天就提前上了坟啦。死人是不会吃的,每次不都是你代他吃。唉!
你爹爹死了足足三十年啦,怕早就托了生了。”

江承孝又悲伤起来:“妈,您太苦命了,又上死人的坟,又上活人的坟。

江母的确苦命,我在她居住的户口段上当了三年的户籍警察,对她的生平了若指
掌。她出身贫寒家庭,呱呱落地父母就不喜欢她。因为她己有了4个姐姐,父母把
她四姐起名“招弟”,希望下一胎是个两胯夹“茶壶”的男儿,结果生下她来,依旧是
个“破屁股”(对女孩的贱称),起名“老疙瘩”,希望她是个结实的疙瘩,紧紧紮住
生女孩的胎路。

父母不喜欢她还有个原因是她容貌不好看,小眼睛、大嘴巴,并且下嘴唇肥厚,长
于上嘴唇,俗称“地包天”,被认为是不克父母、就克丈夫的“凶相”,22岁才好不容
易嫁了出去。

在那个年代,22岁便是没人要的老黄花了,全仗媒婆出谋划策:把她的生辰八字改
得让算命先生拍手叫好;让四姐招弟顶替她相亲;迎亲那天,两个伴娘紧紧护卫著
她不让人掀起盖头,拜了堂后,把新郎灌得醉眼蒙眬再送入洞房。

新郎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新娘“脸模样太不周正”,从此再也不上她的床,投身到蔡
锷的护国军中当兵,在讨伐袁世凯战争中提拔为排长。护国战争结束后投身到广州
国民革命军中升任连长,在北伐战争中多处负伤,左腿被炸断。遣散回家后,全靠
结婚16年、只有一夜情的丑老婆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从而感动他接受了
这段姻缘,让她怀了孕。可他尚未待到孩子出世就一命呜呼了。

公婆更不喜欢她。尽管她生下的是个两胯夹“茶壶”的男孩,却因她家使了调包计,
她又“克”了丈夫。恨屋及乌,也就毫不喜欢这个孙子。加之丈夫的大哥已有了两个
儿子延续江家香火,从此不过问母子俩的死活。她于是在家门口支起个小火炉,摆
上两个方凳,靠卖米浆烙饼为生,带著丈夫的遗腹子艰难度日。

她相信“生死富贵命中定”,不怨天,不怨地,不怨父母把她生得丑,不怨丈夫薄
情,不怨公婆无义,请慈恩寺法师用朱砂在一张黄裱纸上楷书“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十五个大字,恭恭敬敬请回家贴在供桌上方的土坯墙上,早晚三炷
香。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必亲到慈恩寺在菩萨面前摆上供果,三跪拜、九叩首,不
求财、不求福、不求寿,单求儿子一生平安,无灾无难,娶上个媳妇。丈夫死后30
多年,每逢清明,她都一定去扫墓祭祀,焚化纸钱,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三)

江承孝尚未出生就死了父亲,既未见过父亲的模样,也就无从得到过丁点父爱,父
亲却遗留给他一个“出身反动军官家庭”的沉重包袱!

“家庭出身”在很长一段时期是任何人都必须在户口簿和人事档案里填写的一项重要
内容,都以父亲的职业界定,父亲是地主,家庭出身便是“地主阶级”;父亲是做生
意的,家庭出身便是“资产阶级”;父亲是工人,家庭出身便是“无产阶级”……。它的
政治意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高度概括为两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
混蛋”。北京一个名叫遇罗克、年仅24岁的男青年,因为反对这个观念写信给毛泽
东主席,被8万人参与的公审大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后,立即押赴刑场枪毙。

江承孝不仅家庭出身是“反动军官”,而且与他母亲被我视为反革命活动的“社会基
础”列入户口管理的另册。

上世纪五十年代,公安机关破案抓贼,维护社会治安秩是次要的,主要任务是镇压
反革命。反革命分子归纳为“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两大类。我在派出所当户
籍警察,主要任务是清查居民住户中的历史反革命,但凡参加过国民党、三民主义
青年团、青帮、洪帮、一贯道等组织,或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供过职的人,统称
“历史反革命分子”。

“历史反革命”中又分为骨干分子和一般分子两类,军队连长以上,政界科长以上,
警察巡官以上,国民党组织中的保(始于宋代的保甲制度,国民党在保甲长中发展
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支部书记以上,三青团组织分队长以上及青洪帮帮主,一
贯道坛主,都列为骨干分子,作为“特种人口”建立档案,调查收集历史罪行,上报
逮捕法办,或枪毙、或判刑、或管制。那时尚未设置检察院,由公安局直接逮捕移
交法院判处。

不是骨干的一般分子也要在他们周围物色眼线,加以监控,如有反动言行,则按现
行反革命分子论处,大多数人后来都处以劳动教养。

此外,但凡这些人以及被判处劳改的刑事犯罪分子的父母、妻子、儿女,一概称为
“反犯属”,视为反革命活动的“社会基础”,分别建立了档案,纳入日常工作视线进
行监控,以防止他们因心怀不满而掩护反革命组织的地下活动,或为反革命通风报
信、传递情报,或协助反革命散布谣言,扰乱人心。江承孝和她母亲都被我列入了
“反革命活动社会基础”名单中。

其实,江承孝和他母亲列入“反革命活动社会基础”名单是不够格的,江承孝是遗腹
子,母亲目不识丁,父亲生前的同僚袍泽中没有任何人与母子俩有任何来往,母子
俩也不认识任何人,绝不可能替妄图复辟变天的反革命活动效劳。我之所以把母子
俩列入反革命活动的“社会基础”,纯粹是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每个户籍警察
每季度都要上报:发现多少个历史反革命;建立了多少份档案;列了多少份“反革
命活动社会基础”名单。数量上报少了,会被派出所长指责“摸底不深入,排查不踏
实”;会在上报数量多的同事面前显得脸上无光。

户口簿和人事档案中还有一项必须清查填写的重要内容:“社会关系”,凡是在港、
澳、台和世界任何非社会主义国家有亲戚朋的人,尽管没有任政治历史问题,也一
概列入“反革命活动社会基础”名单,纳入监控视线,防止他们“被敌人利用,破坏
颠复新中国政权”。

那段时期,塞满警察头脑的政治常识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都是伪政府、反动
政府;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是伪军队、反动军队;不是共产党说的话都是反动
言论,都必须打击镇压。坚定不移地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砸烂旧世界,只有共产
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放全人类;资本主义是地狱,共产主义是天堂。


(四)

江承孝因家境贫困,无力交纳学费,勉强读完小学后就向一位泥瓦匠拜师学艺,能
挣钱后不再让母卖烙饼。母亲时常笑颜逐开对人说:“自古以来,狗不嫌家贫,儿
不嫌母丑,真是呀!我能吃上口闲饭,全靠儿子孝顺,这生人没白活,满足啦!满
足啦!”

江承孝的名字是上小学时老师替他起的,他母亲却是年愈花甲都没有名字,出嫁前
一直叫“老疙瘩”;出嫁后把夫家、娘家的姓合起来叫“江许氏”。我第一次到她家查
户口时,动员她说,现在全国解放了,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三座大山,没有了压迫剥削,人民当家做主人,妇女彻底翻了身,封建名字必须改
一改。她请我帮她改,我帮她改名为“许迎春”,告诉她意思是欢欢喜喜迎来幸福的
春天。她高兴地接受了:“要得,要得。这名字又吉利、又好听、又好记。”

此时此刻的许迎春在劳教农场与我对面相逢,老眼昏花,没有认出我来,我母亲也
没有告诉她我原先是警察。我则愧疚万分,不敢告诉母亲是我把她孝顺的儿子冤进
农场劳动教养的。

我当上警察后,母亲十分高兴,多次对我说:“海德(我的乳名)呀!公门里面好
修行,你可要积德行善,千万莫做亏心事啊!”母亲说的“公门”即官署衙门,在官
署里当差,做好事容易,做坏事也容易,历来如此。母亲嘱咐我莫做亏心事,是婉
言劝告我不要利用职权作恶造孽,坑人害人。有时谈论到别人的祸福得失后,她总
是长歎一声:“唉――自古以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旁敲侧击地警诫我,做坏事
是要遭受报应的。我心领神会,也想积德行善,不做坏事,可是,人在公门,身不
由己,当警察8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禁菸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中都做了
一些坑人害人的坏事……虽然没人指使,但我为了完成任务,为了获得领导的青睐,
为了日后被提拔重用,为了不甘落人之后,为了评上先进,为了得到表扬,为了显
示自己有能力……总而言之,都有所为,并非不得己而为。因这些“为”,往往什么都
不考虑,什么都不顾及,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在8年的警察生涯中,我所做的坏
事,都没敢告诉母亲,告诉了她会伤心难过的。

母亲从小教育我:举头三尺有神明,做人莫说谎话,说谎话死后到阴间要被阎王爷
割掉舌头;莫做亏心事,做了亏心事死后会被挖心、挖肺、上刀山;莫坑人害人,
坑人害人的人,死后托生会变成牛马猪狗……我是相信的、害怕的。当了警察后,我
知道地心高温6千度,根本没有阎王殿;知道月亮上连根草都长不出来,哪来桂树
和嫦娥;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古印度一个自讨苦吃的流浪王子,并没有普渡众生、佑
福世人的无边法力,所以我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共产主义;什么都不害怕,只害
怕领导。


(五)

探望劳教分子的家属们,都因赶班车而来去匆匆,惜别依依。趁许迎春与儿子絮叨
之机,我悄悄对母亲说:“妈,老人太可怜了,您把她送回家去吧,以后抽时间去
照顾下她。”

母亲说:“不消你说,我早就想好啦。”

母亲与许迎春的命运很相似,出生农家,父母从乡下来城里谋生,担著一对竹箩走
街串巷,零星售卖生薑、大蒜、花椒、胡椒、辣子面等调料品,后来在街头摆个小
摊,专向挑夫、车夫等苦力售卖价格便宜的带菜饭(如同当今的速食盒饭)。夫妻
俩与许迎春的父母十分相似,接连生了4个“破屁股”,到第五个才是两胯夹“茶壶”
的男孩,受“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的驱使,接著又生了3个男孩。结果应了“儿多母
苦”这句老话,难以抚养,忙不迭把女儿嫁出去,以求“少张口、少份罪”。我母亲
“嫁”出去时,还不满15岁,她后来常常歎息她“就像卖剩的烂桃烂梨”,被我父亲拣
了个大便宜,5公斤红糖就把她讨回家去做老婆。

我父亲也是从农村来城里谋生的乡巴佬,在饭馆里做堂倌。他有名有姓,可人们都
管他叫“菸渣”!只因他吸食鸦片上瘾成癖,饭馆每晚打烊后支付当天工资,他一拿
到手就立即赶去菸馆里吞云吐雾,吸食鸦片。经常因没钱吸食而向他人乞讨从菸斗
里清除下来的渣滓,迫不及待地抖进口中,用白开水灌下肚里过瘾。潦倒如此,何
以养家糊口?

母亲16岁生下我,未满月就去唐大掌柜家哺乳小少爷。唐大掌柜经营绵纱、布匹生
意,富贵而无子嗣,年过半百,三姨太才替他生下个儿子,捧为至宝。这个小少爷
临盆时,先下双脚,活活把三姨太折磨得精力衰竭,气绝身亡。

小少爷与我在同一天的子时出生,我则是顺产,因而母亲被唐家选中做奶娘,并同
意把我带在身边。母亲奶水不足,唐家指定两个女仆日夜轮流监控,绝不允许我吮
一口,但不反对母亲喂我猪脚熬花生之类促使奶水分泌的汤汁。小少爷断奶后,仍
习惯要我母亲餵食,并且越来越依赖不舍,我母亲于是成了唐家的长工,我也因此
成了小少爷的伴童。

唐家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相信积阴德、行善举可以消灾免难,生时安康、死后弭
罪、来世享福。因而,小少爷吃剩的东西,无论多珍贵,都给我吃;穿的衣服尚未
破损就给我穿,并让我随同他上学读书,学费由唐家一并开支。

小少爷起名唐继祖,入学后不再欺负打骂我。因我谨遵“学而优则仕”、“吃得苦中
苦,方为人上人”的古训,上学读书分外刻苦勤奋,每门功课的成绩都远远超过他
而成了他的铁定辅导员。那时,小学四年级的语文作业必须每天写一篇日记,每周
写一篇作文,大多是我帮他完成。他因此不但不欺负打骂我,还把我当做好朋友,
但凡好吃的东西,都分给我一半。

唐家是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唐大掌柜曾出任省政府审核选拔官员的考铨处处长,
权势显赫,因鄙夷官场的腐败黑暗而弃政经商。1947年,社会经济在时局动盪中日
愈衰落,唐家亏空严重,为紧缩开支,辞退了包括我母亲在内的所有佣工。这时,
父亲也失了业,我又有了妹妹,一家人顿时衣食无着。母亲四处打工做苦役,帮人
洗衣、做饭、带小孩,在街头售卖水果、蔬菜、零食……除了为娼作盗,什么都干,
仍难以维持全家人的温饱,常以麦麸、米糠为食。母亲形容这段日子是“黄莲头上
栽苦瓜——苦上加苦!”

1949年初,父亲被招募到百里外的一家矿山上筑路,不久即因患上疟疾无钱医治,
干不了活被开除,沿路乞讨回家死亡。母亲向唐家求助埋葬了父亲后,唐家可怜她
的不幸,留下来继续为佣。


(六)

母亲信奉“生死轮回”的佛教教义和“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警世箴言,平时但凡力
所能及的好事善举都乐意去做。她把许迎春老人从劳教农场护送回去后的第三天,
又匆匆赶到农场来了。这天的雨特别大,她尽管打著伞,仍然湿透了下半身。因为
不是规定的探望日,被武装看守截住厉声喝问:“干什么?干什么?”

母亲气急败坏地回答:“她走了!她走了!”

看守困感不解:“走了人咋来这里找?这里是劳教所!”

母亲哭了起来:“她不在了!不在了!太惨了!太惨了……”

原来,母亲把许迎春送到家时,老人一进门就坐到一把破旧的籐椅上说太累了,要
歇息一下。母亲帮她脱下跌脏了的衣裤,烧了壶热水替她洗了脸脚,搀扶到床上盖
好被子说:“大妈,你好好歇着,我明天再来看您。脏衣服莫洗,我来帮你洗。”

母亲第二天因事没去,第三天早上端著一小口缸骨头汤去看她,房门末上销,一推
即开,许迎春静静地躺在床上,微丝不动。母亲叫了几声毫无反应,走到床前一
看,老人躯体冰凉僵硬,已经暝目长逝了!她的住宅是土木结构的百年老屋,老鼠
四处乱窜,毫不惧怕有人进屋,两只耳朵已被老鼠噬咬掉了!

母亲急急忙忙赶来农场报信,不知道许迎春的儿子叫什么名字,队长派人把我从地
里叫来询问,才知道是江承孝。江承孝闻讯嚎啕大哭,要求回家埋葬老母。队长深
为同情,请示场长,给假三天,但派不出人跟随着防止他逃走,左右为难。我母亲
说她担保,三天后一定把江承孝送回来。队长问她拿什么担保,她说她是居民委员
会的主委。

母亲生平第一次撒谎,她的“居民委员会主委”一职已在我当上右派分子后撤销了。
但这一说还真管用,队长欣然同意。三天后,她也末食言,准时把江承孝送回劳教
队。

江承孝对我母亲感激涕零,千恩万谢。我母亲则悔恨她去迟了,要是第二天一早
去,老人也许还活著、还有救。我却暗暗庆倖母亲替我赎了点儿罪,是我把她儿子
冤来劳动教养,她才死得这么快!这么惨!


(七)

我对我母亲也犯了罪,罪不可恕,抱恨终生!

1950年,全国除台湾外,处处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我那位地下工作者的舅舅身份
公开,在区公所(相当于现在的区政府)组织领导开展“和平签名运动”,把我叫去
参与了这个工作,与另一个无业青年在街头支张桌子,摆上纸笔,吁请路人签名。

我在这次“和平签名运动” 中学会了弄虚作假,每天都与这个无业青年编造些人
名,变化着笔迹“签”了报上去。运动结束后,由舅舅举荐,虚报年龄到公安分局当
上了警察,身穿黄制服,头戴大沿帽,肩挎中正式步枪,在街头、路口的岗亭里站
岗值勤,维护社会治安。母亲十分欣慰!

1952年初,我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待遇由供给制改为薪给制,每月有24
万元(即后来的24元)工资,阶级觉悟也大大提高,竭力反对母亲再在唐家为佣。
我义正词严地对母亲说:“妈,唐家是吸食人民血汗的资产阶级,您儿子现在是无
产阶级革命战士,您不要再为资产阶服务了,不要再被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了,我现
在能养活你了。”母亲犹豫不决,她过怕了没饭吃的苦日子。

不久,全国开展针对资本家不法行为的“五反运动”,我要求母亲检举揭发唐家的不
法行为。母亲一字不识,不知道什么叫不法行为,我告诉她就是“偷税漏税、偷工
减料、行贿,盗窃国家资财和经济情报”,她更加糊里糊涂。我想想她做的活是烧
火煮饭、洗衣扫地,不可能知道这些东西,就劝她控诉唐家对她的剥削压迫,可她
不但不认为唐家剥削压迫她,反而说了许多唐家的好话。我反复动员她说,资产阶
级就要被消灭了,老百姓很快就会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了,以后还要过共产主义
日子。共产主义日子更好过,“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母亲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我
解释说,不管什么人,也不论能力大小,只要尽到力,需要什么东西,包括穿的吃
的,都可以随便拿回家来。母亲问要不要钱?我肯定说:不要,到那时,大家觉悟
都很高,谁也不会多拿。

母亲终于被我说服,从唐家辞工之后,沾警察儿子的光,当上了居民委员会的主任
委员。那时的居民委员会由派出所直接领导,主任委员、治安委员、调解委员、宣
传委员都由派出所任命。一天,母亲嗫嗫嚅嚅地对我说:“居民委员会的人都劝
我,现在新社会,妇女不兴守寡啦,婚姻法都公布两年了……”我一听就明白居民委
员会的人是劝她再婚,立即打断她的话;“咳!我都这么大了,又是革命战士,您
又不是无儿无女,没有饭吃。”

母亲不再说什么,从此再也不提这事。她那时才34岁,我不到18岁。

母亲的婚姻本就十分不幸,与我那大菸鬼的父亲毫无感情可言,我则一方面宣传
《婚姻法》,一方面反对自已的母亲再婚。后来才明白:婚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
仅仅是穿衣吃饭和生育儿女的问题,而且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我母亲过早地衰老
去世,原因正基于此。惜乎我明白得太迟了,追悔莫及!晚年反思自已一生所干的
坏事,以此为最。

我被打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后,再也没有一分钱给母亲,她不但失去了
生活来源,而且一夜之间成了“反犯属”,被撤销了居民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她第
一次来农场探望我时说:“我也没心肠当什么委员了,公安分局太无情!这么长时
间不见你,我去问他们,才知道你来劳改。我两脚一软,坐在地上哭了起来,两个
警察把我拖到大门外面,我还是哭,他们又把我拖到街边上。我两只眼睛哭出血来
昏死过去,没哪个可怜一下……”

未待母亲把话说完,我噗通跪在地下,抱住母亲双脚放声大哭:“妈,儿子对不起
您,没报答您的养育之恩,还这么连累您!”

母亲把我拉起来问:“判了几年?”

我回答不上。押送来农场前,无论右派分子或其他分子,谁都没宣布劳教多长时
期。押送来后问队长?队长也不知道,请示场长,场长答复说“没有期跟,哪天改
造好哪天到期”。            

我估量右派罪行不太大,改造时期不会太久,对母亲说:“最多两年,表现好一年。”

母亲始终不理解我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咋会是“资产阶级右派”?但还是鼓励我说:
“你就好好改造吧,早点改造好,早点回家。”

我的估量太天真幼稚了,右派分子们整整改造了21年才释放回家。我因有立功赎罪
表现,只改造了7年就释放了。所谓的“立功”,就是检举揭发他人……。

母亲没有了生活来源,只好让我妹妹重蹈她的老路,未成年就嫁给某部队招待所的
一个炊事员为妻,未收分文彩礼,只是由这个炊事员出面,让我妹妹包揽了招待所
的洗涤床单被子和清洁卫生杂活,日子过得十分艰辛,无力赡养母亲。

唐大掌柜此时己摘掉了“资本家”帽子。早在1954年,他就率先回应毛泽东主席“消
灭私有制,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号召,敲锣打鼓把“公私合营”的大红喜报呈
给了区长,成了社会名流,统战对像。公私合营后,他的企业改名为花纱布公司,
政府派了位共产党员当经理,他不再是“大掌柜”,而是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全力
领导工商联的日常工作,接著又被选为政协委员。小少爷唐继祖后来从财会学校毕
业,以私方代表身份出任财务科副科长,我当右派时他结了婚,一年后生了个儿
子,把我母亲找去做保姆。

母亲一如当年,尽心尽意为唐家效劳。唐家两代人也都很信任她、善待她,从没把
她当下人看待,但她多次感歎说:“新社会、旧社会都是有钱人日子好过!我这生
人吃够了苦,在唐家还好些。唉——将来死后重新托生,一定要摸摸哪家的门头大再
托生进去。”

我对唐家人也怀有好感:沾小少爷的光得以上学读书,在打为右派分子后的21年时
间里,无力赡养母亲,是唐家帮助了我。唐继祖后来从国营企业的供销科长任上辞
职,步父后尘,创办了经营家用电器的公司,成为民营企业家,又把我就业无门的
女儿安排到公司当促销员,时时得到他的关照。

(来源:  黄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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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退休警察的忏悔录(3)

第三章 在“肚子大革命”中沦为贼头

(一)

劳动教养队的稻田极少,多是先前劳改犯人开垦的山丘旱地,地面不平坦,土质贫
瘠,许多地方裸露著大大小小的石灰岩,只能种植包谷、洋芋、小麦、蚕豆、花生
等作物。耕种全凭原始农具,浇灌全仗老天下雨。为扩大耕地面积,劳教分子们就
在各大小岩石之间不规则的地面上垦荒,常常一锄挖在薄土复盖的岩石上,火星迸
发,震得虎口破裂,痛得龇牙咧嘴!

自然环境荒凉得连棵树都没有,冬天冷风砭骨,夏天热似火炉。劳教分子工间休息
时,纷纷龟缩在岩石下面躲避寒冷和烈日。一天,大雨夹著冰雹,铺天盖地,我与
江大组长尽管头戴篾帽,身披油布,下半身仍全部湿透,寒冷得簌簌发抖。雨大干
不了活,寂寞难耐,两人閒聊开来。

江大组长对我说:“咳!你他妈好好的警察不干,偏要当右派来吃这份苦!”

我说:“领导让我当,不敢不当。”

“你不反党、反社会主义,领导咋会让你当?”

“我根本没反,只是得罪了领导。”

“你怕真是吃着屎啦!宁可得罪爹妈、得罪祖宗八代也不能得罪领导。你咋连这都
不懂?”

“我懂。因为毛主席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
向各级领导提出这三个方面的批评意见。不提意见就是与党离心离德,所以不得不
提。唉——哪知提了就倒楣啦!”

“你提了些什么意见?”

“说分局长游击作风严重,穿制服不扣风纪扣;说他工资比人人高,还个个月申情
困难补助是肥肉上加膘。其实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团员过组识生活时,团小组长说
的,他赖给了我。再一条是诬蔑秘书股长分辨不清香花和毒草。”

“就这么鸡巴大点事?这右派也太容易当了嘛!”

“还有,我承认看了《水浒》后,在书壳上写了‘替天行道’四个字,就是阴谋像宋江
一样,占山为王,招兵买马,拉起支108将的队伍,造共产党的反。”

江大组长笑了起来:“像宋江一样造反!你反得了?以前倒还可以,现在,最多一
个排的兵力,忍著泡尿就把你消灭掉。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哪个人看看水浒就想
像宋江一样造共产党的反!”

我歎了口气:“我们公安分局的领导就相信。”

江大组长疑惑不解:“你们那些领导就这么点鸡巴水平?不可能嘛!”


(二)

江大组长不相信“右派太容易当”,凡分配给他领导改造的右派分子,他都怀着好奇
心详细问一问为些什么问题当的右派?结果,大多数人的问题,他都认为是“鸡巴
大点事!”

一个名叫胡建国的年轻人回答说不知道为什么当的右派。江大组长很不高兴:“什
么都不为就被整进来?哪有这种鸡巴怪事!你不愿说,老子还不耐烦听呢。”胡建
国急了,他也怕得罪这位劳教领导,赌咒发誓了一番说:“真的不知道,我连屁都
没放一个,从中央合作干部学校毕业回来报到的第二天就宣布我是右派分子。我问
凭什么划我的右派,整风领导小组组长说,去劳教所就道了。我来劳教那天问队
长,队长说,问你单位去。”

江大组长不相信有这种不明不白的“鸡巴怪事”。三个月后的一天,胡建国满腹悽楚
地向大组长汇报说,他现在弄明白了,原来是李县长把他的末婚妻从供销合作社调
到县政府,名义上当秘书,实际上做情妇。为清除障碍,所以把他划为右派送了来
劳动教养。

江大组长相信了,因为妇女大组的女右派周忠梅也因为坚决拒绝县委组织部长的
“爱情”而被送来劳动教养的“鸡巴怪事”,已在劳教分子中悄悄传开,尽人皆知,连
管教干部也觉得“太那个了!”

江大组长也觉得他自已被“整进来”很委曲。鉴于我母亲的那份人情,他对我很友
好,处处关照。谈起委曲,也只是说:“真的,我只偷过一辆单车!另两辆我根本
没偷。”我早就铁了心不把真相告诉任何人,欺骗他说:“组座,我那时就认为不可
能是你干的,向领导作了汇报。可群众觉悟低,见风就是雨,有人一口咬定就是你
干的。唉!我们那些鸡巴领导,真没水平,非要我逼著你承认,所以把你整了来劳
教,真对不起呀。”他听后不再说什么,只是摇摇头歎了口气,看来不大相信我的
谎话。

几天后,一个十六七岁、长相俊俏秀美,举止端庄文静的小姑娘出现在妇女大组。
他好奇打听,妇女大组长告诉他,小姑娘名叫毛娥丽,因为不答应做派出所长的老
婆被送来劳动教养。派出所长30多岁,她一向称为叔叔。叔叔经常请她上馆子,看
电影,买衣服送给她,她都欣然接受,后来突然要求她做老婆,她断然拒绝,就被
扣上顶“诈骗犯”帽子送了来劳动教养。江大组长听后对我说:“这种鸡巴事也整进
来,比我还冤!”似乎相信了我的谎言,不再感到委曲。而我却感到他很满足他目
前的际遇:领导着百多个劳教分子的改造,常到队部开会汇报,回到大组里传达队
长的指示,检查生产质量和进度,劳教分子们谁都对他敬畏三分。我想,他若不被
“整进来”,今生今世绝对领略不到当官的滋味。想到这里,对把他冤了进来劳动教
养的内疚感也就坦然冰释了。


(三)

押送来劳动教养的人与日俱增,越来越多,其中有的是夫妻、父子、师生、翁婿、
叔侄和上下级关系。罪行十分庞杂,花名册上3厘米大的“案由”一栏,写不下“骂厂
长是王八蛋”、“走后门开了一个星期的病假条”、“参加过三青团和国民党”、“当过
国民党军队的排副”……等长句。后来综合为“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专指
有右派言论的学生和工人)、“坏分子”、“历史反革命”4大类,但仍有不好填写的
问题。我们小组的杨崇德原是个玻璃厂的小老板,雇佣著两个工人专事生产灯泡和
酒瓶。他的罪行是在全国“敲锣打鼓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对私改造中,坚持剥削立
场,拒不公私合营。我在填写他的案由时,哪类都挨不上,只好写上“资产阶级”四字。

劳教队伍不断壮大,统铺拥挤得只能侧身而卧,彼此亲密接触,臭汗互嗅,臭屁互
冲,无论从哪个方向翻身都会趴到别人身上,起床小便后,“领地”就丧失殆尽,没
处睡下去。

江大组长从事过建筑行当,后来调到新成立的建筑队盖房屋,垦荒大组的劳教分子
也随同调去,进行托土坯、拌砂浆、砍木材、割茅草之类的劳动改造。我在他的关
照下也当上了小组长,接受众组员对“组座”的巴结,对他们颐指气使,抖足领导威
风,分享家属捎给他们的各种食物……。有个组员当面恭维我,背地骂我是恶棍。我
怀恨在心,时时找机会对他施加报复,重活、脏活都叫他干,表现再好也说不好。
后来大炼钢铁,我这个小组夜晚加班,用背箩运送矿石,每一背篓装多装少,都由
我一手操纵,他的背篓每次都装得比别人多。天亮时分,他对我说:“组座,我实
在背不动了,您少装点。”我说:“你敢对抗大跃进!”忿忿地装得更多。这一背篓
几乎要了他的命,途中滚下山崖,摔成重伤!

江大组长领导下的劳教分子中,不但有警察、法官、演员、作家、划家、歌唱家、
翻译家和在朝鲜打过仗、立过功的志愿军,而且还有不少党政官员。他因此趾高气
扬,神气十足,动辄用粗俗下流的语言呵斥辱骂。但对从县委书记任上押送来劳动
教养的毛光书分外尊敬,时而奇怪:“这么大的官咋也会是右派?”后来得知毛光书
的问题是因为去贵州参观了弄虚作假的“亩产万斤稻谷示范田”回来后,不传达、不
仿效、不推广,还拒不执行上面“一年内全县水利化”的要求而被打为右派。江大组
长不由得感歎起来:“咋说的?右派容易当,好人又那么不容易当!”

江大组长认为的“鸡巴大点事”,右派分子们都在每晚的认罪服法学习会上和书面反
省中,诚恳悔过,挖掘思想根源和家庭根源,自我批判,众人帮助。倘若痛哭流
涕,便被视为是洗心革面,改恶从善的深刻表现。但真哭耶?假哭耶?就莫测高深
了。我也哭过,我哭的是被小偷殴打;哭的是对不起我那苦命的母亲;哭的是我已
被带薪入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录取,入学前押送了来劳动教养,失去了千戴难
逢的深造机会。但我却口口声声说我是“万分悔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滔
天罪行”。

让江大组长这样的小偷来领导改造这些高素质的知识份子,有人认为是侮辱人格,
甚至认为是“以夷制夷”或“以毒攻毒”的手段,想来恐非如此,场长、队长不至于怀
此念头。这个江大组长由于送来劳教时间较早,对栽种技术、轮换种植、田间管理
等农事都比后来的右派分子们熟悉,又懂得建筑技能,因而队长不得不使用他。另
有两个原劳改队刑满释放后留队就业的人,一个是当过国民党政府典狱长的历史反
革命;一个是强奸幼女犯,都委以大组长职务,领导著一批右派分子劳动改造,想
来也基于此原因。



(四)



为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右派分子们除了认罪服法,服管服教外,无不拼命劳
动,积极改造人生观和世界观,以求早日解除劳动教养处分,回到人民的行列中
去。可为时不久,这一切都被越来越强烈的饥饿和极度的食物渴望扭曲得丧失了信
念、丧失了理智、丧失了人格、丧失了尊严……。

劳教分子每月的粮食定量是35市斤,每餐吃的都是洋芋(土豆)或晒乾后粉碎成小
颗粒的包谷饭。我曾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多次到这个农场提审劳改犯人,搜集一
个名叫缪子瑜的反革命罪证,看到犯人吃的是我从未吃过的包谷饭,那黄澄澄的饭
粒,看上去很好吃,诱人食慾。可干部食堂招待我吃的却是稻米饭,我很想品尝一
碗包谷饭,却不好意思开口而抱憾离去。待到此番沦为阶下囚品尝之后,才知道它
并不好吃,并且因其是乾透后粉碎的颗粒,难以消化,排出体外仍粒粒可辨。

由于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多,除却病号,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感到餐餐吃不
饱,时时肚子饿。早晚两餐开饭时,各小组用一个竹箩到厨房按实有人数打来饭菜
往地下一放,众劳教分子立即团团围住,伸出饭碗,由小组长用一个漱口缸当量器
均分。十多双眼睛像射电望远镜似地紧紧瞄著漱口缸,常常为满点、平点而吵嚷。
我于是用四根麻线,把漱口缸吊起来做称盘,用一根竹棍做称杆,用一块石头做称
砣,反复测试了几次,仍很难分匀,最后剩下一小勺则一粒一粒地分。此时此刻,
右派分子们再也清高不起来,一个个斯文扫地,挺身投入到与小偷、骗子、流氓、
毒贩等人的“颗粒必争”之中!

餐后洗涮饭箩也在“必争”之列,因为篾编的饭箩缝隙中总会夹有一些包谷粒,用水
冲洗下来,虽不够一口,也能聊慰饥饿之苦。化解“必争”矛盾就容易了:

轮流洗涮,机会均等,人人有份。

有句“饱汉不知饿汉饥”的俗话,在劳教队里演示得很充分。队长听江大组长汇报说
众劳教分子都嚷嚷吃不饱时,很不理解:“一个月35斤咋还不够吃!他们居心何
在?”江大组长吓了一跳:“我哪敢说假话,真是吃不饱……”他不敢说他自已就吃不饱。

队长把叫嚷“吃不饱”叫得最凶的宋连生召到劳教厨房门口问:“你一顿要吃多少才
饱?”宋连生猝不及防:“我……没试过,说不上来。”队长命令劳教厨房:“拿把称称
给他,试试他能吃多少。”宋连生原是个抡大锤打铁,敢骂厂长“王八蛋”的壮汉,
此时刚下工,正饥肠辘辘,饭里掺有大量萝卜条和菜叶,他一口气吃了4公斤还要
吃。围观的众劳教鼓励他再吃4公斤给队长瞧瞧,被队长制止:“算啦、算啦,再吃
就撑破肚子啦!”

在席捲全国的“大跃进放高产卫星”、“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大踏步挺进共产主义
社会”的三大浪潮中,劳教分子们也经历了一场史无前列的“肚子大革命”,每天劳
动改造12个小时以上,体力消耗量空前绝后,加之菜里极少油腥,更加感到“饿上
加饿”,更加渴望吃一顿有大块肥肉的饱饭。由于营养极度缺乏,人人都患了水肿
病,轻的双腿浮肿,一按一个窝;重的全身皮肤透明发亮,一碰即破,流淌脓液。
病情无论轻重,都必须坚持劳动改造:创高产、放卫星、挖矿石、炼钢铁,挑灯夜
战,你追我赶,争当先进,争插红旗……。

饥饿使得劳教分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人生最大的享受是
吃!最大的快乐是不定量吃!最大的幸福是吃饱肚子!”;“世界上任何珍馐佳肴都
没有饥饿好吃!”;“皇帝、总统没啥了不起,在饥饿面前也会奴颜婢膝,低三下
四”……。于是乎,什么理想、信念、追求都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夜里做的梦都只是
吃梦。巴望的不再是“光明前途”,而是家里人捎来食物饱餐一顿。然而,绝大多数
家属们也都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食不果腹,自身难保,无力再接济亲人。

吃了4公斤饭还不饱的宋连生多次表态说:“给我一只山东烧鸡吃吃,杀头我都心甘
情愿,只要不做饿死鬼。”

胡建国就在我的领导之下,他父母双亡,哥嫂因受牵连与他划清界限,断绝了关
系,没人捎食物给他。他常常做梦吃红烧肉,醒来后口水湿了一片枕头。我问他:
“如果李县长没霸佔你那位未婚妻,现在拿一碗红烧肉让你二挑一,你挑什么?”他
毫不犹豫地回答:“红烧肉”。

饥饿把劳教分子们由人变为牲畜,什么都吃:萝卜叶,南瓜藤、马齿菜、和一些不
知名的植物、野果。有人把牛马拉的粪便盛在撮箕里,在水沟里淘洗出未消化的包
谷和蚕豆煮了吃;有人捕捉老鼠剥了皮吃,抓到毒蛇砍了头吃;有人把老母猪流产
的死胎拣来煮吃……。倘若捕到青蛙,十到野生菌,那就等于赴王母娘娘的蟠桃宴会
了。十到鸡枞则必须严密藏匿,以免被武装看守发现“没收上缴部队”。烹饪这些
“珍馐佳肴”十分简便:3块石头搭成灶,支上口缸加进水,点燃柴禾不停吹。往往
尚未煮熟就迫不及待塞进嘴里,美中不足的是找不到食盐调味。

煮吃老母猪流产的死胎被队长发现,一脚踢翻口缸:“你们这是丑化社会主义!以
后不准煮任何东西吃。”

不准煮熟吃就生吃:包谷杆当做甘蔗吃,洋芋当做水果吃;晒乾了的大豆和包谷嚼
碎吃;小鱼小虾囫囵吃……。

毕业于四川大学的右派吕仕明在水沟里摸到个田螺,敲烂外壳立即就吃,高兴地称
“打牙祭”。一天晚饭后,他发现同组的宋连生偷偷摸摸吃白面馒头,再三追问哪来
的?宋连生一字不识,平时很敬重他这个大学生,悄悄告诉他:“从干部食堂门口
的泔水桶里偷来的。”

吕仕明馋涎欲滴:“还有没有?我也去捞点吃吃。”

“你现在去,连渣渣都被人偷光啦,只能舔舔桶底。”

吕仕明第二天去“捞”时,泔水桶已被收藏,但他不虚此行,从垃圾堆上十到些鸡蛋
壳,边吃边解嘲说:“这东西好得很,既可充饥,又增加钙质。”

饥不择食的后果可想而知,吕仕明患上肠梗阻,手术取出一大堆蛔虫。我自己腹泻
时在包谷地里挖出几枚半夏,误认为大蒜当药吃,中毒后全赖右派医生杨尚志用肥
皂水灌肠救了命……


(五)

饥饿撞开了地狱大门,死神频频光临,不分场合地把一个个劳教分子从泥潭里、厕
所里、炼铁炉旁拘了去。在劳教队里出生的“小小右派”和“小小坏分子”也被拘了去……

省政法干部学校教授《宪法》的右派分子朱文灿在上山搬运大炼钢铁的树木途中,耗
尽最后一丝精力,猝然倒地死亡。中学音乐教师李绿萍赖在床上不出工,小组长叫
不应声,掀开被子发现他已死了,还被可恶的老鼠吃掉了一只眼球。曾任中学校长
的段启照不愿偷生苟活,上山砍柴时,把斧头捆绑在树干上,后退五六米,低下头
奔向斧口撞去,因体虚力弱,只把额头撞开一个大口子。同劳们把他抬到监舍百般
劝慰,收工回来时,发现他已用刮胡刀片划开肚皮,掏出肠子,血污满床,惨不忍
睹!因“历史问题”劳动教养的解国宝,半夜悄悄起床偷吃晒场上的花生,被吊在晾
晒包谷棒子的横樑上活活打死。年仅24岁、当过志愿军侦察排长的陈学诗,深夜潜
入干部厨房偷吃冷饭,被武装看守发现,恶语辱骂,他气愤之极打了看守一拳,看
守捅了他一刺刀,后来以“抢劫枪支企图暴乱”罪押到附近的陆东煤矿枪毙,农场和
煤矿的劳教分子都集中到刑场观看行刑,接受“改恶从善,洗心革面”教育。

吃别人呕吐出来的东西也并非希罕事。那个受到江大组长尊敬的毛光书,得到家里
捎来的一袋炒面粉,不停地用手抓吃,边吃边喝水,突然发现面粉里埋藏着两根香
肠,喜出望外,急忙塞进嘴巴里。由于面粉已经在肚里迅速发酵,再也容纳不了香
肠,抑制不住张口呕吐出来。在一旁观吃的宋连生,馋涎早已“飞流直下三千丈”,
看到地下未嚼碎的香肠,扑上去抓起来吃了个痛快。看守骂他:“你他妈的真是条
馋狗!”他振振有词回答:“你管不著,我又没偷。”


(六)

偷——不齿于人类的一泡臭狗屎,劳教分子们都已纷纷据为己有了。无论先前官位多
大,学历多高,个个都不坐失偷机,能偷的食物都偷,并且偷起来都毫无羞耻感,
只是没有预谋和手段,大都是“顺手牵羊”。尽管有人因偷丧命,仍忘乎所以地偷,
不顾身家性命地偷。

花生、洋芋播种和收获时节,也是众劳教分子大偷特偷的时节,偷一把花生、偷两
个洋芋装在衣袋里,假装去僻静处大便就成了“自助餐”。涂上666杀虫剂的洋芋种
籽也偷,用事先淮备的烂碗片或剃须刀刮去泥土削去皮,照常下肚。医务室的劳教
医生把偷来的乾包谷或乾大豆放进热水瓶里,晚上灌进滚开水,第二天就成了保健
熟食。果树组偷吃未成熟的果子,畜牧组偷吃饲料就方便多了……。

劳教分子中,年老体弱的,承蒙队长关照,集中起来编为“老倌组”,从事翻晒粮
食、脱粒、选种等轻量级劳动。他们每个人都有菸斗,每天不停地抽,但抽的都是
揉碎的茅草,不是菸丝。旁人十分奇怪:茅草咋过得了菸瘾?后来,他们中有人道
出了个中奥秘:每抽一锅“菸”,就能得到一二粒香喷喷的大豆或包谷。原来他们都
在偷吃粮食!

我也偷。我不但自已偷,还领导组员集体偷,并且贼胆包天,敢在武装看守的眼皮
底下互相掩护作案。在包谷地里锄草时,专偷刚刚打苞的青苗,现偷现吃,生吞活
剥。收割小麦时,折下一根麦穗,假装抽菸,擦著火柴烧去麦芒,放在手掌上用力
搓揉,吹去麸皮,瞬间就成为加餐点心……

我当心无头麦秆太多被发现,目标转向山坡下一片附近村民种植的麦地,与组员约
法三章:轮流去偷;如果被看守和民兵发现,打死也不供出别人;发誓永保守秘
密,不对任何人透露。于是,大家轮流着模仿电影里的侦察英雄,避开看守视线,
或从草丛中猫著腰窜去,或匍匐著前进,将大把大把的麦穗偷来烧了吃。

一天,因为风大,难以擦著火柴,我和三个组员紧紧挨在一起,把衣服顶在头上挡
着风烧麦穗吃,巧好被走来检查生产进度的江大组长看见,他奇怪地问:“你们鬼
鬼祟祟的,搞什么鸡巴名堂?”我把手中吹去了麸皮的烧麦粒递给他:“组座,你尝
尝,别有风味,好吃得很!”这种烧烤确实好吃,我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逃到一
处矿山上做工,肚子不饿,吃了它,仍感到很好吃。

江大组长一看情形就知道我们在做贼,但他无意揭露我们的罪行。一则,他曾经做
过贼,不以贼为然;二则,他也饥肠辘辘,毫不犹豫接过我我给他的烧麦粒,忙不
迭塞入口中咀嚼著说:“真他妈好吃,再整点来吃吃,我掩护你们。”

偷机难得哟,我们一下就出动了四个贼。

江大组长掩护我们的高招是走去与站在制高点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武装看守聊
天,以转移其注意力。看守们终日独自一人执勤,颇感寂寞,也喜欢与大组长们聊
天。这次却大大出乎江大组长的意外,这位看守没聊上几句,突然话锋一转:“他
们偷麦子烧吃,我早就发现了,只不过装做没看见。他们只要不逃跑,咋偷我都不
管。我的老家在河北徐水县,村子里大半数人都饿死了,有的全家人死光,连收尸
的人都没有。”说到这里,他声音哽咽,眼泪簌簌落下,“我爹娘也饿死啦……”末了
又说:“他们偷的那片麦地,没人管啦,不偷也是烂在地里。”江大组长问为啥?他
说:“劳动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剩下娃娃和老人,又都水肿,咋管得了。”

洋芋收获后,众劳教分子餐餐吃水煮洋芋,因其大小不匀,各小组打了来更难均
分,于是每人发张卡,排著长队由伙房用标准称直接称给个人。一天,我吃完后,
江大组长走了来把他的卡拿给我,叫我帮他去打,打来后分了一半给我。我问他是
不是病了吃不下去,他笑了笑说他已经吃了一份了。原来,卡上印有日期和早晚两
餐的表格,每打一餐就在空格上用印泥盖上个“已”字,姜大组长有一小截蜡烛,是
停电时在宿舍里照明剩下的,他在半厘米大的空格上涂了薄薄一层蜡,打了后再把
“已”字轻经刮去,就可再打一份。从此,我俩就用此法轮流行骗。或许别人也在行
此骗术被发现,后来改用锥子戳个洞,我俩的骗术就此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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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5-31 01:25:34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位退休警察的忏悔录(4)

第四章 在劳教农场作的孽

(一)

劳教队的管教干部和武装看守不到10人,劳教分子500多,因而,劳动生产和管理
教育只能利用各大小组长进行。大、小组长们身居“领导”之职,都怀著“感激队长
信任”的深情,精忠报效,表现得无比积极。而劳教分子们为了早日改造好,对
大、小组长两级领导总是驯顺如同绵羊,孝敬如同父母,指向哪就奔向哪。因而,
劳教队的改造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管教干部无须费多大力。

我与江大组长也因为表现分外积极受到队长和管教干部的重用,许多“特殊任务”都
交给我俩去做,我俩总是受宠若惊,忠实执行,一丝不苟。

一天早上出工时,江大组长对我说:“扛把锄头跟我走。”我问干什么去?他说:
“我也不知道,队长叫我俩带着把锄头去医务室去找杨医生。”

我俩满腹狐疑走去,尚未进屋就听到屋内一阵女子的呜咽声!医生杨尚志是一家省
级医院送来的右派分子,已站立在门口等待著。我俩问他什么事?这位白发苍苍的
慈祥老人摘下眼镜,抹去了眼眶的泪珠说:“竺敏生了个男孩,没奶吃死了,你们
把他埋了吧。”

医务室是原先劳改队设置了留给劳教队的,就只杨尚志一个医生,面积约40平方
米,瓦顶平房。一块布帘隔开的里间病床上,竺敏怀抱著死婴抽泣不止。她声音沙
哑,两眼红肿,看来哭的时间很长了。

竺敏原是小学校里的音乐老师,押送来农场教养,编在妇女大组二小组劳动改造。
押来当天,小组长林玨慧问她:“什么案由?”

“右派。”她气鼓鼓地回答。

“什么罪行?”

“唱歌。”

“唱歌!什么歌?”林玨慧好奇地又问。

竺敏撇住嘴巴不吱声,林玨慧也没再问,想来她唱的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
民党党歌。后来在检讨罪行、自我批判、大家帮助的学习会上,她才交待她唱的是
一首旧中国的民谣《茶馆小调》,歌词诙谐风趣:

晚风吹来天气燥,东街的茶馆真热闹,楼上楼下客满座,“茶房,开水”叫声高!有
的谈天有的吵,有的苦恼有的叫,有的谈国事,有的发牢骚。只有那茶馆的老板胆
子小,走上前来细声细语说得妙: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别发
表;谈起了国事容易发牢骚,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说不定一个命令,你的差事
就撤掉,我这小小的茶馆贴上大封条。撤了你的差事不要紧呀,还要抓你去坐监
牢。最好是,今天的天气哈哈哈哈,喝完了茶回家去睡一个闷头觉……

竺敏自我批判说:“我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做生意的,世代都是资产阶级,一
贯剥削人民,罪大恶极。我出身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靠吸食人民的血汗长大,所
以资产阶级意识根深蒂固,顽固不化。新中国都成立这么多年了,我不唱新中国的
歌而唱旧中国的歌,说明我还死死抱著资产阶级的灵牌不放,怀念旧中国,企图复
辟资产阶级专政的天下,返回到旧中国再去剥削压迫人民。把我划为右派分子,罪
有应得,罪该万死!”

竺敏劳教的这个小组,组员多是小偷、毒犯、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者和工厂里违反纪
律,请霸王假,咒骂厂领导之类的女工,大都是文盲或半文盲,说不出什么帮助的
理论。发言的都是右派分子,积极踊跃,但都是重复一遍小组长林玨慧的话:“这
首歌讽刺旧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只能在旧中国唱,你拿到新中国来唱,明摆着是含
沙射影,讽刺新中国也没有言论自由。众所周知,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给了人民
很大的言论自由,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什么言论都可以发表,这也是明摆着
的事实。你唱这种歌,用心何其险恶!诬蔑何其歹毒……”

鉴于“改造好”的首要标志是“认罪悔过”,竺敏诚惶诚恐地接受了大家的批判。她的
丈夫是区政府文教科的科员,竺敏划为右派后,科长对他说“赶快离婚吧!你这个
老婆不单是右派分子,还有海外关系——他大伯父在香港做生意,肯定通敌,对你的
政治前途影响太大,你要当机立断呀!”他与竺敏结婚一年多,正处于如胶似漆时
期,难割难舍,嗫嗫嚅嚅回答说:“可她怀孕了……”科长冷笑了一声说:“党支部正
在研究你的入党申请,你好好考虑考虑,要党籍还是要老婆?”

竺敏的丈夫把党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家里人的一致赞同下,当机立断与竺敏提
出离婚时,安慰她说:“我俩人离心不离,等你改造好了再复婚。”竺敏很爱这个仪
表堂堂、前途无量的丈失,盼望孩子出世后是一根链结复婚的铁索,不料丈夫再也
不敢来农场探望她。她父亲早逝,母亲因为儿子和女儿同时被打为右派,一气身
亡。竺敏没有亲人的关爱和接济,孩子也不幸夭折。她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哭乾
了泪水,哭哑了嗓子!

杨医生抚摸著她的头说:“小竺呀,你再这么伤心下去,你也会没命的!人来啦,
给他们抱去埋了吧。”竺敏像没听到似地,依旧抱著死婴抽搐。

“听我的话,啊。”杨医生伸出双手,轻轻把死婴从她怀里抱了起来,她突然一把夺
过去,紧紧抱住放声大哭起来。我和江大组长心里也很难过,静静地站在一旁等待
着。杨医生则陪著流泪,待到她哭得气息奄奄,无力再抱紧死婴时,亲切地说:
“小竺,给他们抱去吧。天气太热,拖久了不好……”她这才脱下外衣把死婴包裹起来
对我俩说:“谢谢你们,请你们一定埋深点,听说这地方有野狗。”

劳教队东面一片荒芜的山丘上,埋著许多原劳改队死亡的犯人,土堆累累,插著写
有犯人名字的木牌,有的土堆已被牧放的牛羊踏平。我俩把死婴埋好后,也垒起个
小土堆,江大组长挖了篷茅草放在土堆上说:“这个小小右派太可怜,给他立个碑
吧。”

押送来农场改造的劳教分子中,有的因孩子无处寄养,不得不带到身边跟随爹娘劳
教,同劳们按照中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的传统观念,称这些孩子
为“小右派”或“小反革命”、“小坏分子”,江大组长则称这个死婴为“小小右派”。


(二)

自从掩埋了“小小右派”之后,凡病死、饿死的劳教分子,都由我俩掩埋。始而还用
木板钉个筒易棺材,后来因死人不断,木板难觅,只好用死者自己的被子包裹起
来,草草掩埋。每次埋人,我都想起《红楼梦》里林黛玉的两句葬花词:“尔今死去
侬收葬,他年葬侬知是谁”,心中湧起一绺悲哀!江大组长也许与我有同样感慨,
两人彼此心照不宣,挖坑一米多深,并且都垒个土堆,插块木牌,写上死者的姓
名,以便家属日后认领尸骨。

由于押送来的劳教分子与日俱增,住宿拥挤得非“迭罗汉”不足以容纳,队长决定突
击建盖10间乾打垒土坯房,组织了两个大组的劳教分子到30多公里外的山上砍树干
做梁檩,割茅草为屋顶。原是省商业干部学校教师的楚修文扛著一棵修去了枝叶的
树干下山时,突然倒死在路上。队长命我俩收尸掩埋,我俩要求用队里的马车去拉
回来。由于队里的三辆马车,两辆要拉洋芋种;一辆送牛奶进城,只能人力搬运。
队长顾虑人力搬运要经过许多村镇,撩人眼目,难免引起群众非议。他想了想对我
俩说:“他死在哪儿就在哪儿埋掉算啦。”我俩转身要走时,他又叫住嘱咐说:“不
要让别人知道。”

我俩匆匆赶去,楚修文的尸体已被搬运树木的同劳移到路边,用枝叶盖住面部。我
俩坐在尸体旁抽香菸,趁无人路过之机,一人攥住一只脚拖进丛林里,匆匆埋掉,
匆匆离去。

楚修文是1958年9月“整风补课”中揪出来的“漏网”右派。教师们刚刚经过反右斗争
的洗礼,惊魂未定,在继续帮助党整风的会议上,向党总支书记提的意见是:“组
织发展缓慢,有的人迫切要求入党,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对教师的政治思想教育
抓得不是很紧,力度也不够些……”向校长提的意见是:“成天忙于工作,不注意休
息。只关心别人,不关心自已”;“校园卫生环境不够理想,建议再治理一下,多栽
种些花木……”。楚修文始终一言不发,主持会议的党总支书记问他为什么不发言?
他说:“我不想当右派,所以无言可发。”党总支书记大发雷霆,说他破坏整风补
课,对反右斗争不满,叫大家揭发批判。有人揭发他写在古典文学《警世通言》扉页
上的两句话:“花如解语浑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证明他仇视反右斗争,是个老
奸巨滑,蛰伏很深的漏网右派,他于是被“补”进农场劳动改造。在认罪悔过学习会
上,人人都痛心疾首,深刻自我批判,唯有他说:“毛泽东主席号召大家帮助党整
风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结果是言者有罪,不言者也有
罪!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一百个想不通!”在挖掘反党根源时,人人都从家庭出身
不正;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毒害……等方面寻找,唯有
他说:“我的反党根源是竖定不移地相信共产党、毛主席说话算数,不搞阴谋,不
‘引蛇出洞’。”他于是成了“反改造”的典型,被捆绑在统铺上下层的梯子上拷打得
口角流血,遍体鳞伤,第二天照常出工干活。后来与其他不认罪服法的分子编成
“顽固组”,从事最脏、最重的劳动……

楚修文也是唯一一个不偷吃、不乱吃的右派分子。他的死,除了极度饥饿和劳累
外,还在于他冤屈无处伸,爱妻成了党总支书记情妇和对人生的绝望,终夜不能成
寐,精神支柱彻底崩溃。   

两个月后的家属探望日,一位鬓发如霜,身子佝偻的老妪在一个七八岁女孩的搀扶
下,风尘仆仆来劳教队看望儿子楚修文,管教干部告诉她说:“你儿子死了。”

不知老妪是耳聋没听明白、还是不相信,偏头问道:“您说什么?”

“死啦,死掉啦!”

老妪顿时脸色煞白,嘴唇激烈抖颤:“咋……死的?咋……死的……”

“害急病死的。急病不好医,死得快啵。”

老妪一下跌坐在地上,放声大哭:“我的儿呀!你就这么狠心走啦……你上有老、下
有小的呀……你那个婆娘单另嫁了人,不再管我们奶孙两人啦……”小女孩也跟著她大
哭起来,边哭边喊:“爸爸你不要死呀、不要死呀……”小女孩这么一哭喊,更加重了
老妪的悲伤,她两眼一闭,仰面躺倒,不言不浯。小女孩扑在她身上,摇著她的头
大叫:“奶奶你咋啦?奶奶你咋啦?”

在场登记看望劳教分子的家属无不酸楚阵阵,泪雨纷纷,有人急忙走上去掐住老妪
的人中呼唤,有人找来来冷水喷脸,老人渐渐苏醒过来,睁开眼睛,挣扎著坐起身
来说:“我儿子在哪儿,我要看看他,我要看看他……”

这时,队长闻声走来说:“人都死了两个多月,埋啦,看不到啦。”

“我去坟上看看。”老妪说。

队长说:“埋的地点远著呢,你走不去。”

老妪又悲悲切切哭了起来,队长怕她再次昏厥过去,安慰她说:“老人家,别难过
啦,哭坏了身子,小孙女谁来管……”他也许意识到这话太勉强,老人和小孙女已经
没人管了。于是改口说:“我们把你儿子的坟搬了来,你下次再来看,好不?”

老妪想了想说:“我下次来,您就把他的尸骨给我领回去吧。人死了,什么罪都抵
消了。我自己的儿子我最了解,他不会反党的呀……”老妪又一次放声大哭起来!队
长急忙答应:“好的、好的,给你领回去,给你领回去。”

第二天,队长命我和江大组长拉辆马车去把楚修文的尸体搬运回来。我俩找到埋葬
地点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由于匆匆忙忙,埋得太浅,楚修文己被野狗刨出
来,撕破衣服,啃吃得皮肉不存,狼藉满地,惨不忍睹!有的骨骼不知被野狗叼到
哪里去了!我俩商量了一下,倘若把这些野狗吃剩的骨骸捡回去给老妪,老妪必定
立马咽气,乾脆说找不到啦,以后找到再通知她。

我俩返回途中,偷了些农民地里的包谷躲在僻静处慢慢烧了吃,磨蹭到傍晚回到队
部,垂头丧气地向队长报告说“因为匆匆忙忙没打记号,咋找都没找到”。队长把我
俩骂了个狗血淋头,最后说:“老人来收尸,你俩哪个顶替去!”

我听了队长这话,心里很着急!顶替固然不可能,但如何向老人交代呀?

江大组长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头脑十分活络,后来成了建筑公司的总经理。他看
我神情沮丧,满腹心事,笑了笑说:“莫愁、莫愁。死人多的是,老人来了,随便
挖一个给她就行啦。”

“那怎么行!”我说,“欺骗老人不说,要是队长知道可就不得了啰!”

江大组长歎了口气:“你呀,白给你是个知识份子。锣鼓听声,听话听音,队长说
那话的意思就是叫我俩随便挖个去顶替,你连这都听不出来!”

我恍然大悟,打心眼里佩服他的见识,但深感这么欺骗老人太缺德,我已经对不住
两位母亲的了。惴惴不安许久,却又无计可施。所幸老妪不知什么原因,从此没再
来,此事便不了了之。


(三)

死神不断到劳教队拘人,饿死、累死、自杀者接踵而去。我俩掩埋的多是40岁以上
的右派分子,或因妻离子散,或因“划淸界线”,或因家庭远在异地他乡,都没人来
认尸收殓。于是,插木牌、写名字也就嫌其多余而免掉了。

劳教分子们纷纷辞世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极度饥饿和超负荷劳动,主要原因还在于
劳动改造的遥遥无期。国务院1957年8月3日颁布的《劳动教养决定》明确了4类劳教
对像,但对劳教期限却只字未提(22年后的1979年1月29日才补充规定为1—3年),
农场场长据此明确答复说:“没有期限,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到期。”然而,
“改造好”的标准,像一道难解的哥德巴赫猜想题,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使得劳教
分子们感到苦海无边,前途茫茫,精神支柱日趋崩溃,饥饿、劳累与疾病交加,躯
体承受不了,最后彻底解脱,五欲涅槃,六根清静。

劳教分子们被“改造”得人性扭曲裂变,像畜牲一样,什么都吃;像盗贼一样,什么
都偷。我和江大组长则多了一样:像蛇蠍心狠手毒。后来埋葬死人时,我俩一则嫌
挖坑填土麻烦;二则为了节省体力,把他们一个个扔进废弃的土法炼铁小高炉里,
成为野狗、老鼠、乌鸦、苍蝇的食品库。对这样的“创举”,江大组长心安理得地
说:“管他呢,反正没人来检查,没人来认尸。”我也无所顾忌,心想,人本来就是
一副臭皮囊,何必像林黛玉葬花那样“质本洁来还洁去”。我死后如果也被扔了进
去,也许是件好事,去冥府报到,尸骨不全不能托生为人,那就常留阴间做鬼,免
却轮回之苦。只要阎王不反右,做鬼要比做人强。

我俩每“处理”完一个死人后,都找个僻静处躺下,两臂交叉脑后,仰面聊天磨时
间。一天,江大组长问我:“你看的书多,世上倒底有没有鬼?”

我说:“当然有,没有鬼,鬼字从何而耒?”

“哦!”江大组长坐了起来偏头看着我。

“鬼么,我们中国多的是,馋鬼、懒鬼、酒鬼、色鬼、捣蛋鬼、吝啬鬼、阴险鬼,
害人鬼、骗人鬼,我俩不也是鬼嘛。中国人写文章或骂人,常常离不开‘鬼’字,比
如:鬼主意、鬼把戏、鬼鬼祟祟、鬼头鬼脑、鬼迷心窍、鬼使神差……”

“得、得、得,别扯鸡巴淡。我说的是人死后那种……来无踪、去无影的鬼,不消开
门就随便进进出出的鬼。”

“这我就说不清了,只能说信则有,不信则无。”

江大组长歎了口气,重新躺下说;“真有那种鬼本事就好啦!今晚去烤鸭店整两只
烤鸭吃吃。”

我说:“真有那种鬼本事就不消来劳动教养了。”

小高炉里堆积的尸体腐烂后,臭气冲天,蛆虫成堆,我俩这才铲些土盖住炉口,堵
住炉门。


(四)

死人的遗物也由江大组长和我清点登记后,用死者自已的床单包裹起来,写上姓名
堆放在一间乾打垒的土屋里。由于没有家属来认领,随著死亡人数的陆续增多,遗
物有的已经发霉生菌。我俩商量了个“鬼主意”,向队长报告说:“都快烂了用不成
了!反正没人来认领,有如烂掉,不如卖掉。就在队里卖,谁都可以买。卖了的钱
还可以拿来改善一下大家的伙食。”队长想了想说:“好嘛,那就由你俩负责卖吧。”

我俩利用一个放风洗衣的晴朗假日,把死者的遗物分门别类摆在队部办公室前面的
空地上公开拍卖。价格都定得很低,最高2元,最低1角。遗物中的派克水笔、瑞士
手表、毛呢衣服,在那个年代是很值钱的高档品,最不值钱的是破旧衣服和书籍。
我俩依次先请队长和管教干部买了后,再请武装看守和原劳改刑满的留队职工买,
最后才让劳教分子自由买,很快就被买得一乾二净,皆大欢喜!我感到惋惜的是书
籍中有一些手稿和设计图纸,因为太专业没人买。其中一份《世界语言体系研究》手
稿,被江大组长撕了个粉碎扔进拉圾堆里。死者中的“伪政府”(其实是省国民政府
教育厅)收发员赵尔敦,遗物仅几部线装书,其中一部是民国四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的《辞源》,被我据为己有,保存至今。


(五)

我与江大组长的另一个“鬼主意”就更损了。农场响应毛主席“大炼钢铁,超英赶美”
召号初期,绝大部分劳教分子丢下农活,上山采矿炼铁,吃住都在山上。劳教分子
住的是大窝棚,全部用油毛毡搭就。管教干部的住房和办公室,尽管是临时性的,
也要求正规点。任务又交给了懂建筑的江大组长,墙体采用夯筑法,就地取土,用
两块厚实的木板做模子,一层层夯到3米高,快捷而省力,这就是通常说的“乾打
垒”。可墙脚必须砌30厘米高的砖石,以防雨水浸湿坍塌,或渗进屋内。

砖石的用量不多,却一时无处筹措,又没法自力更生。时间紧,任务急,我俩看到
附近一片山坡上坟茔累累,墓碑林立,有的砌著一米多高的青砖,于是灵机一动,
向队长建议借来用用:“都是些年代久远的无主坟,不会有人来找麻烦。”队长说:
“可以。我们盖的是临时房,以后赔回去就是啦。”

墓碑上都记载著死者亡故的确切年代,我俩首先向一冢清代的诰命夫人墓“借”,拆
完砖后,填土四处散开,露出一角红漆鲜亮的棺盖,江大组长扒净泥土,撬开棺
盖,一眼便看到乾枯的女尸口中含著一颗核桃大小的玉珠,将其抠出后,又在身上
找到精美的护心璧、玉佩、玉坠、玉戒指。这时,恰好队长走来察看,江大组长把
这些殉葬品用一根绳子穿起来交给他提走。

老坟拆下的砖不够用,我俩不得不向新坟“借”。有些是附近村寨里的农民祖茔,听
到上山放牧的羊倌报信,气急败坏赶了来阻止,趴在坟上大哭、大喊、大骂……。我
们虽然人多势众,却奈何不得。队长闻讯,腰别手枪赶了来,农民们指着他的鼻子
骂得更凶:“丧尽天良的盗墓贼!断子绝孙的王八蛋!将来死了无处葬身喂野狗……”
队长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老子就是要挖你们的祖坟,你们上面告去!”

“当然要去告,你等着!”农民们忿忿走了。我和姜大组长不知道他们咋告的,直到
大练钢铁结束都没丁点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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