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实文学连载之二)
*吴学良** *
第二章 对两位母亲的罪愆
(一)
劳教农场允许劳教分子的家属在规定的时间探望父母、子女、丈夫或妻子,要求协
助政府规劝他们认罪服法,洗心革面,积极改造,脱胎换骨,争取早日回家团聚。
我母亲第三次来探望我时,与江大组长的母亲在下了长途班车的徒步跋涉中不期而
遇,走到了一起。
这天正好是农历的清明时节,风雨潇潇,路滑泥泞。我毋亲看到一位体质孱弱,白
发苍苍的老妪,左手撑着雨伞,肘部吊着个麦秸编织的提篮;右手柱看根竹枚,步
履蹒跚,摇摇晃晃,突然一跤跌倒在地,急忙把她拉了起来,搀扶著同行。两人边
走边攀谈,得知彼此都是到劳教农场探望独生儿子,于是,同病相怜,立即像故交
老友似地絮絮叨叨诉说起各自的家常来……
白发老妪就是领导我劳动改造的大组长江承孝的母亲。
两人走到劳教队时,雨过天晴,赶来探望劳教分子的家属扶老携幼,在队部办公室
门口排成了长龙,等侯管教干部逐人进行登记,检查带来给劳教分子的物品。那时
尚未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探望家属须持有所在单位或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带
来的东西多是糕点、糖果、卤肉、猪油、香菸等食物和衣服、鞋袜、牙刷、牙膏、
肥皂、手纸等日常生活用品,都允许劳教分子收受。
这个劳教队地处偏僻的半山区,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岩石,一向杳无人烟,荒凉得一
棵树都没有,原先的劳改队犯人开垦为种植包谷、洋芋、果树的山地,土壤贫脊,
产量很低。房屋都是乾打叠的土坯墙、茅草顶,就连队部的办公室和干部宿舍也都
十分简陋,更不可能有专门供探望双方遮风避雨的会见室,每次会见,都只能让他
们在队部办公室周围的旷野里各自找个地方交谈。管教干部和武装看守人数寥寥,
也不可能对每个劳教分子与家属的会见进行监视监听,只有在周围往来巡逻,防止
劳教分子趁机逃跑。
旷野空阔,灌木丛生,茅草过膝,人群嘈杂,但没人逃跑。只有一个来自学校教
师、身怀六甲,名叫竺敏的女右派分子,与出差外地归来探望她的丈夫抱头痛哭,
被武装看守一把拉开:“规矩点!规矩点!大白日青天,莫伤风败俗。”
(二)
我与江承孝同时找到各自的母亲,她俩紧挨在一起正翘首张望,看到儿子都很高
兴。由于雨后遍地积水潮湿,无处可坐,只能站著说话。
江承孝一眼看到他母亲满身泥污,禁不住悲从中来:“妈呀,天下雨您就不要来了
嘛。”
“要来呢,要来呢。”江母歎了口气,“我来不了几次啦。唉!癞蛤蟆被牛踩着——浑
身都是病,恐怕活不了几天啰!”
江承孝哭了起来:“妈,儿子不孝,儿子对不起您!您把我养这么大,我没有让您
过上一天好日子,反而让您处处为我操心。”
“莫哭,莫哭。妈不怪你,是妈的命不好。妈前天去慈恩寺求籤,签上说我前世没
好好修行,所以今世才遭罪。”江母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掌为儿子抹去泪水,“儿呀,
你一定要听政府的话,好好劳动改造。”
“妈,我好好改造着呢,队长都表扬我了,您就放心吧。”
“这就好啰!这就好啰!”江母边说边从提篮里拿出带来的食物。东西不多:两块蒸
糕、两个烙饼、两个卤鸡蛋、一包香菸、一包花生和一小瓶白酒,颤巍巍地塞到儿
子手里。
江承孝拿了菸、酒、花生说:“妈,这些我留下,别的东西您带回去自已吃。”
“都给你、都给你。”江母再次塞给儿子,“这些东西本来是今天清明上坟用的,因
为来看你,我昨天就提前上了坟啦。死人是不会吃的,每次不都是你代他吃。唉!
你爹爹死了足足三十年啦,怕早就托了生了。”
江承孝又悲伤起来:“妈,您太苦命了,又上死人的坟,又上活人的坟。
江母的确苦命,我在她居住的户口段上当了三年的户籍警察,对她的生平了若指
掌。她出身贫寒家庭,呱呱落地父母就不喜欢她。因为她己有了4个姐姐,父母把
她四姐起名“招弟”,希望下一胎是个两胯夹“茶壶”的男儿,结果生下她来,依旧是
个“破屁股”(对女孩的贱称),起名“老疙瘩”,希望她是个结实的疙瘩,紧紧紮住
生女孩的胎路。
父母不喜欢她还有个原因是她容貌不好看,小眼睛、大嘴巴,并且下嘴唇肥厚,长
于上嘴唇,俗称“地包天”,被认为是不克父母、就克丈夫的“凶相”,22岁才好不容
易嫁了出去。
在那个年代,22岁便是没人要的老黄花了,全仗媒婆出谋划策:把她的生辰八字改
得让算命先生拍手叫好;让四姐招弟顶替她相亲;迎亲那天,两个伴娘紧紧护卫著
她不让人掀起盖头,拜了堂后,把新郎灌得醉眼蒙眬再送入洞房。
新郎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新娘“脸模样太不周正”,从此再也不上她的床,投身到蔡
锷的护国军中当兵,在讨伐袁世凯战争中提拔为排长。护国战争结束后投身到广州
国民革命军中升任连长,在北伐战争中多处负伤,左腿被炸断。遣散回家后,全靠
结婚16年、只有一夜情的丑老婆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从而感动他接受了
这段姻缘,让她怀了孕。可他尚未待到孩子出世就一命呜呼了。
公婆更不喜欢她。尽管她生下的是个两胯夹“茶壶”的男孩,却因她家使了调包计,
她又“克”了丈夫。恨屋及乌,也就毫不喜欢这个孙子。加之丈夫的大哥已有了两个
儿子延续江家香火,从此不过问母子俩的死活。她于是在家门口支起个小火炉,摆
上两个方凳,靠卖米浆烙饼为生,带著丈夫的遗腹子艰难度日。
她相信“生死富贵命中定”,不怨天,不怨地,不怨父母把她生得丑,不怨丈夫薄
情,不怨公婆无义,请慈恩寺法师用朱砂在一张黄裱纸上楷书“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十五个大字,恭恭敬敬请回家贴在供桌上方的土坯墙上,早晚三炷
香。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必亲到慈恩寺在菩萨面前摆上供果,三跪拜、九叩首,不
求财、不求福、不求寿,单求儿子一生平安,无灾无难,娶上个媳妇。丈夫死后30
多年,每逢清明,她都一定去扫墓祭祀,焚化纸钱,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三)
江承孝尚未出生就死了父亲,既未见过父亲的模样,也就无从得到过丁点父爱,父
亲却遗留给他一个“出身反动军官家庭”的沉重包袱!
“家庭出身”在很长一段时期是任何人都必须在户口簿和人事档案里填写的一项重要
内容,都以父亲的职业界定,父亲是地主,家庭出身便是“地主阶级”;父亲是做生
意的,家庭出身便是“资产阶级”;父亲是工人,家庭出身便是“无产阶级”……。它的
政治意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高度概括为两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
混蛋”。北京一个名叫遇罗克、年仅24岁的男青年,因为反对这个观念写信给毛泽
东主席,被8万人参与的公审大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后,立即押赴刑场枪毙。
江承孝不仅家庭出身是“反动军官”,而且与他母亲被我视为反革命活动的“社会基
础”列入户口管理的另册。
上世纪五十年代,公安机关破案抓贼,维护社会治安秩是次要的,主要任务是镇压
反革命。反革命分子归纳为“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两大类。我在派出所当户
籍警察,主要任务是清查居民住户中的历史反革命,但凡参加过国民党、三民主义
青年团、青帮、洪帮、一贯道等组织,或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供过职的人,统称
“历史反革命分子”。
“历史反革命”中又分为骨干分子和一般分子两类,军队连长以上,政界科长以上,
警察巡官以上,国民党组织中的保(始于宋代的保甲制度,国民党在保甲长中发展
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支部书记以上,三青团组织分队长以上及青洪帮帮主,一
贯道坛主,都列为骨干分子,作为“特种人口”建立档案,调查收集历史罪行,上报
逮捕法办,或枪毙、或判刑、或管制。那时尚未设置检察院,由公安局直接逮捕移
交法院判处。
不是骨干的一般分子也要在他们周围物色眼线,加以监控,如有反动言行,则按现
行反革命分子论处,大多数人后来都处以劳动教养。
此外,但凡这些人以及被判处劳改的刑事犯罪分子的父母、妻子、儿女,一概称为
“反犯属”,视为反革命活动的“社会基础”,分别建立了档案,纳入日常工作视线进
行监控,以防止他们因心怀不满而掩护反革命组织的地下活动,或为反革命通风报
信、传递情报,或协助反革命散布谣言,扰乱人心。江承孝和她母亲都被我列入了
“反革命活动社会基础”名单中。
其实,江承孝和他母亲列入“反革命活动社会基础”名单是不够格的,江承孝是遗腹
子,母亲目不识丁,父亲生前的同僚袍泽中没有任何人与母子俩有任何来往,母子
俩也不认识任何人,绝不可能替妄图复辟变天的反革命活动效劳。我之所以把母子
俩列入反革命活动的“社会基础”,纯粹是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每个户籍警察
每季度都要上报:发现多少个历史反革命;建立了多少份档案;列了多少份“反革
命活动社会基础”名单。数量上报少了,会被派出所长指责“摸底不深入,排查不踏
实”;会在上报数量多的同事面前显得脸上无光。
户口簿和人事档案中还有一项必须清查填写的重要内容:“社会关系”,凡是在港、
澳、台和世界任何非社会主义国家有亲戚朋的人,尽管没有任政治历史问题,也一
概列入“反革命活动社会基础”名单,纳入监控视线,防止他们“被敌人利用,破坏
颠复新中国政权”。
那段时期,塞满警察头脑的政治常识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都是伪政府、反动
政府;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是伪军队、反动军队;不是共产党说的话都是反动
言论,都必须打击镇压。坚定不移地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砸烂旧世界,只有共产
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放全人类;资本主义是地狱,共产主义是天堂。
(四)
江承孝因家境贫困,无力交纳学费,勉强读完小学后就向一位泥瓦匠拜师学艺,能
挣钱后不再让母卖烙饼。母亲时常笑颜逐开对人说:“自古以来,狗不嫌家贫,儿
不嫌母丑,真是呀!我能吃上口闲饭,全靠儿子孝顺,这生人没白活,满足啦!满
足啦!”
江承孝的名字是上小学时老师替他起的,他母亲却是年愈花甲都没有名字,出嫁前
一直叫“老疙瘩”;出嫁后把夫家、娘家的姓合起来叫“江许氏”。我第一次到她家查
户口时,动员她说,现在全国解放了,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三座大山,没有了压迫剥削,人民当家做主人,妇女彻底翻了身,封建名字必须改
一改。她请我帮她改,我帮她改名为“许迎春”,告诉她意思是欢欢喜喜迎来幸福的
春天。她高兴地接受了:“要得,要得。这名字又吉利、又好听、又好记。”
此时此刻的许迎春在劳教农场与我对面相逢,老眼昏花,没有认出我来,我母亲也
没有告诉她我原先是警察。我则愧疚万分,不敢告诉母亲是我把她孝顺的儿子冤进
农场劳动教养的。
我当上警察后,母亲十分高兴,多次对我说:“海德(我的乳名)呀!公门里面好
修行,你可要积德行善,千万莫做亏心事啊!”母亲说的“公门”即官署衙门,在官
署里当差,做好事容易,做坏事也容易,历来如此。母亲嘱咐我莫做亏心事,是婉
言劝告我不要利用职权作恶造孽,坑人害人。有时谈论到别人的祸福得失后,她总
是长歎一声:“唉――自古以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旁敲侧击地警诫我,做坏事
是要遭受报应的。我心领神会,也想积德行善,不做坏事,可是,人在公门,身不
由己,当警察8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禁菸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中都做了
一些坑人害人的坏事……虽然没人指使,但我为了完成任务,为了获得领导的青睐,
为了日后被提拔重用,为了不甘落人之后,为了评上先进,为了得到表扬,为了显
示自己有能力……总而言之,都有所为,并非不得己而为。因这些“为”,往往什么都
不考虑,什么都不顾及,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在8年的警察生涯中,我所做的坏
事,都没敢告诉母亲,告诉了她会伤心难过的。
母亲从小教育我:举头三尺有神明,做人莫说谎话,说谎话死后到阴间要被阎王爷
割掉舌头;莫做亏心事,做了亏心事死后会被挖心、挖肺、上刀山;莫坑人害人,
坑人害人的人,死后托生会变成牛马猪狗……我是相信的、害怕的。当了警察后,我
知道地心高温6千度,根本没有阎王殿;知道月亮上连根草都长不出来,哪来桂树
和嫦娥;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古印度一个自讨苦吃的流浪王子,并没有普渡众生、佑
福世人的无边法力,所以我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共产主义;什么都不害怕,只害
怕领导。
(五)
探望劳教分子的家属们,都因赶班车而来去匆匆,惜别依依。趁许迎春与儿子絮叨
之机,我悄悄对母亲说:“妈,老人太可怜了,您把她送回家去吧,以后抽时间去
照顾下她。”
母亲说:“不消你说,我早就想好啦。”
母亲与许迎春的命运很相似,出生农家,父母从乡下来城里谋生,担著一对竹箩走
街串巷,零星售卖生薑、大蒜、花椒、胡椒、辣子面等调料品,后来在街头摆个小
摊,专向挑夫、车夫等苦力售卖价格便宜的带菜饭(如同当今的速食盒饭)。夫妻
俩与许迎春的父母十分相似,接连生了4个“破屁股”,到第五个才是两胯夹“茶壶”
的男孩,受“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的驱使,接著又生了3个男孩。结果应了“儿多母
苦”这句老话,难以抚养,忙不迭把女儿嫁出去,以求“少张口、少份罪”。我母亲
“嫁”出去时,还不满15岁,她后来常常歎息她“就像卖剩的烂桃烂梨”,被我父亲拣
了个大便宜,5公斤红糖就把她讨回家去做老婆。
我父亲也是从农村来城里谋生的乡巴佬,在饭馆里做堂倌。他有名有姓,可人们都
管他叫“菸渣”!只因他吸食鸦片上瘾成癖,饭馆每晚打烊后支付当天工资,他一拿
到手就立即赶去菸馆里吞云吐雾,吸食鸦片。经常因没钱吸食而向他人乞讨从菸斗
里清除下来的渣滓,迫不及待地抖进口中,用白开水灌下肚里过瘾。潦倒如此,何
以养家糊口?
母亲16岁生下我,未满月就去唐大掌柜家哺乳小少爷。唐大掌柜经营绵纱、布匹生
意,富贵而无子嗣,年过半百,三姨太才替他生下个儿子,捧为至宝。这个小少爷
临盆时,先下双脚,活活把三姨太折磨得精力衰竭,气绝身亡。
小少爷与我在同一天的子时出生,我则是顺产,因而母亲被唐家选中做奶娘,并同
意把我带在身边。母亲奶水不足,唐家指定两个女仆日夜轮流监控,绝不允许我吮
一口,但不反对母亲喂我猪脚熬花生之类促使奶水分泌的汤汁。小少爷断奶后,仍
习惯要我母亲餵食,并且越来越依赖不舍,我母亲于是成了唐家的长工,我也因此
成了小少爷的伴童。
唐家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相信积阴德、行善举可以消灾免难,生时安康、死后弭
罪、来世享福。因而,小少爷吃剩的东西,无论多珍贵,都给我吃;穿的衣服尚未
破损就给我穿,并让我随同他上学读书,学费由唐家一并开支。
小少爷起名唐继祖,入学后不再欺负打骂我。因我谨遵“学而优则仕”、“吃得苦中
苦,方为人上人”的古训,上学读书分外刻苦勤奋,每门功课的成绩都远远超过他
而成了他的铁定辅导员。那时,小学四年级的语文作业必须每天写一篇日记,每周
写一篇作文,大多是我帮他完成。他因此不但不欺负打骂我,还把我当做好朋友,
但凡好吃的东西,都分给我一半。
唐家是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唐大掌柜曾出任省政府审核选拔官员的考铨处处长,
权势显赫,因鄙夷官场的腐败黑暗而弃政经商。1947年,社会经济在时局动盪中日
愈衰落,唐家亏空严重,为紧缩开支,辞退了包括我母亲在内的所有佣工。这时,
父亲也失了业,我又有了妹妹,一家人顿时衣食无着。母亲四处打工做苦役,帮人
洗衣、做饭、带小孩,在街头售卖水果、蔬菜、零食……除了为娼作盗,什么都干,
仍难以维持全家人的温饱,常以麦麸、米糠为食。母亲形容这段日子是“黄莲头上
栽苦瓜——苦上加苦!”
1949年初,父亲被招募到百里外的一家矿山上筑路,不久即因患上疟疾无钱医治,
干不了活被开除,沿路乞讨回家死亡。母亲向唐家求助埋葬了父亲后,唐家可怜她
的不幸,留下来继续为佣。
(六)
母亲信奉“生死轮回”的佛教教义和“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警世箴言,平时但凡力
所能及的好事善举都乐意去做。她把许迎春老人从劳教农场护送回去后的第三天,
又匆匆赶到农场来了。这天的雨特别大,她尽管打著伞,仍然湿透了下半身。因为
不是规定的探望日,被武装看守截住厉声喝问:“干什么?干什么?”
母亲气急败坏地回答:“她走了!她走了!”
看守困感不解:“走了人咋来这里找?这里是劳教所!”
母亲哭了起来:“她不在了!不在了!太惨了!太惨了……”
原来,母亲把许迎春送到家时,老人一进门就坐到一把破旧的籐椅上说太累了,要
歇息一下。母亲帮她脱下跌脏了的衣裤,烧了壶热水替她洗了脸脚,搀扶到床上盖
好被子说:“大妈,你好好歇着,我明天再来看您。脏衣服莫洗,我来帮你洗。”
母亲第二天因事没去,第三天早上端著一小口缸骨头汤去看她,房门末上销,一推
即开,许迎春静静地躺在床上,微丝不动。母亲叫了几声毫无反应,走到床前一
看,老人躯体冰凉僵硬,已经暝目长逝了!她的住宅是土木结构的百年老屋,老鼠
四处乱窜,毫不惧怕有人进屋,两只耳朵已被老鼠噬咬掉了!
母亲急急忙忙赶来农场报信,不知道许迎春的儿子叫什么名字,队长派人把我从地
里叫来询问,才知道是江承孝。江承孝闻讯嚎啕大哭,要求回家埋葬老母。队长深
为同情,请示场长,给假三天,但派不出人跟随着防止他逃走,左右为难。我母亲
说她担保,三天后一定把江承孝送回来。队长问她拿什么担保,她说她是居民委员
会的主委。
母亲生平第一次撒谎,她的“居民委员会主委”一职已在我当上右派分子后撤销了。
但这一说还真管用,队长欣然同意。三天后,她也末食言,准时把江承孝送回劳教
队。
江承孝对我母亲感激涕零,千恩万谢。我母亲则悔恨她去迟了,要是第二天一早
去,老人也许还活著、还有救。我却暗暗庆倖母亲替我赎了点儿罪,是我把她儿子
冤来劳动教养,她才死得这么快!这么惨!
(七)
我对我母亲也犯了罪,罪不可恕,抱恨终生!
1950年,全国除台湾外,处处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我那位地下工作者的舅舅身份
公开,在区公所(相当于现在的区政府)组织领导开展“和平签名运动”,把我叫去
参与了这个工作,与另一个无业青年在街头支张桌子,摆上纸笔,吁请路人签名。
我在这次“和平签名运动” 中学会了弄虚作假,每天都与这个无业青年编造些人
名,变化着笔迹“签”了报上去。运动结束后,由舅舅举荐,虚报年龄到公安分局当
上了警察,身穿黄制服,头戴大沿帽,肩挎中正式步枪,在街头、路口的岗亭里站
岗值勤,维护社会治安。母亲十分欣慰!
1952年初,我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待遇由供给制改为薪给制,每月有24
万元(即后来的24元)工资,阶级觉悟也大大提高,竭力反对母亲再在唐家为佣。
我义正词严地对母亲说:“妈,唐家是吸食人民血汗的资产阶级,您儿子现在是无
产阶级革命战士,您不要再为资产阶服务了,不要再被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了,我现
在能养活你了。”母亲犹豫不决,她过怕了没饭吃的苦日子。
不久,全国开展针对资本家不法行为的“五反运动”,我要求母亲检举揭发唐家的不
法行为。母亲一字不识,不知道什么叫不法行为,我告诉她就是“偷税漏税、偷工
减料、行贿,盗窃国家资财和经济情报”,她更加糊里糊涂。我想想她做的活是烧
火煮饭、洗衣扫地,不可能知道这些东西,就劝她控诉唐家对她的剥削压迫,可她
不但不认为唐家剥削压迫她,反而说了许多唐家的好话。我反复动员她说,资产阶
级就要被消灭了,老百姓很快就会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了,以后还要过共产主义
日子。共产主义日子更好过,“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母亲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我
解释说,不管什么人,也不论能力大小,只要尽到力,需要什么东西,包括穿的吃
的,都可以随便拿回家来。母亲问要不要钱?我肯定说:不要,到那时,大家觉悟
都很高,谁也不会多拿。
母亲终于被我说服,从唐家辞工之后,沾警察儿子的光,当上了居民委员会的主任
委员。那时的居民委员会由派出所直接领导,主任委员、治安委员、调解委员、宣
传委员都由派出所任命。一天,母亲嗫嗫嚅嚅地对我说:“居民委员会的人都劝
我,现在新社会,妇女不兴守寡啦,婚姻法都公布两年了……”我一听就明白居民委
员会的人是劝她再婚,立即打断她的话;“咳!我都这么大了,又是革命战士,您
又不是无儿无女,没有饭吃。”
母亲不再说什么,从此再也不提这事。她那时才34岁,我不到18岁。
母亲的婚姻本就十分不幸,与我那大菸鬼的父亲毫无感情可言,我则一方面宣传
《婚姻法》,一方面反对自已的母亲再婚。后来才明白:婚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
仅仅是穿衣吃饭和生育儿女的问题,而且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我母亲过早地衰老
去世,原因正基于此。惜乎我明白得太迟了,追悔莫及!晚年反思自已一生所干的
坏事,以此为最。
我被打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后,再也没有一分钱给母亲,她不但失去了
生活来源,而且一夜之间成了“反犯属”,被撤销了居民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她第
一次来农场探望我时说:“我也没心肠当什么委员了,公安分局太无情!这么长时
间不见你,我去问他们,才知道你来劳改。我两脚一软,坐在地上哭了起来,两个
警察把我拖到大门外面,我还是哭,他们又把我拖到街边上。我两只眼睛哭出血来
昏死过去,没哪个可怜一下……”
未待母亲把话说完,我噗通跪在地下,抱住母亲双脚放声大哭:“妈,儿子对不起
您,没报答您的养育之恩,还这么连累您!”
母亲把我拉起来问:“判了几年?”
我回答不上。押送来农场前,无论右派分子或其他分子,谁都没宣布劳教多长时
期。押送来后问队长?队长也不知道,请示场长,场长答复说“没有期跟,哪天改
造好哪天到期”。
我估量右派罪行不太大,改造时期不会太久,对母亲说:“最多两年,表现好一年。”
母亲始终不理解我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咋会是“资产阶级右派”?但还是鼓励我说:
“你就好好改造吧,早点改造好,早点回家。”
我的估量太天真幼稚了,右派分子们整整改造了21年才释放回家。我因有立功赎罪
表现,只改造了7年就释放了。所谓的“立功”,就是检举揭发他人……。
母亲没有了生活来源,只好让我妹妹重蹈她的老路,未成年就嫁给某部队招待所的
一个炊事员为妻,未收分文彩礼,只是由这个炊事员出面,让我妹妹包揽了招待所
的洗涤床单被子和清洁卫生杂活,日子过得十分艰辛,无力赡养母亲。
唐大掌柜此时己摘掉了“资本家”帽子。早在1954年,他就率先回应毛泽东主席“消
灭私有制,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号召,敲锣打鼓把“公私合营”的大红喜报呈
给了区长,成了社会名流,统战对像。公私合营后,他的企业改名为花纱布公司,
政府派了位共产党员当经理,他不再是“大掌柜”,而是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全力
领导工商联的日常工作,接著又被选为政协委员。小少爷唐继祖后来从财会学校毕
业,以私方代表身份出任财务科副科长,我当右派时他结了婚,一年后生了个儿
子,把我母亲找去做保姆。
母亲一如当年,尽心尽意为唐家效劳。唐家两代人也都很信任她、善待她,从没把
她当下人看待,但她多次感歎说:“新社会、旧社会都是有钱人日子好过!我这生
人吃够了苦,在唐家还好些。唉——将来死后重新托生,一定要摸摸哪家的门头大再
托生进去。”
我对唐家人也怀有好感:沾小少爷的光得以上学读书,在打为右派分子后的21年时
间里,无力赡养母亲,是唐家帮助了我。唐继祖后来从国营企业的供销科长任上辞
职,步父后尘,创办了经营家用电器的公司,成为民营企业家,又把我就业无门的
女儿安排到公司当促销员,时时得到他的关照。
(来源: 黄花岗) |
|